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实证研究-——以第二轮问责公布结果为研究素材

环保督察是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制度,具有行政督察和党内督察的双重性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是落实环保督察的有效手段。学界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其党政问责机制做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其制度特征、优势,但鲜有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的问责为研究对象。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数据,从问责对象、级别人数、问责情形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总结实践经验,提高问责效率。运用实证方法评估问责级别与问责情形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研究证明,部分问责情形与问责级别存在相关性。根据研究结论,可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影响。

政府创新注意力与环保绩效:成效、机制及制约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要想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必须进一步发挥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政府注意力治理兼具硬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的双重属性,善用创新注意力对环境保护有重要作用。基于2008-2018年我国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创新注意力对环保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制度环境对环境治理成效的制约。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增加创新注意力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有助于环保绩效改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绿色技术进步效应是政府创新注意力能够改善环保绩效的有效传导路径;制度环境约束导致政府创新注意力治理成效具有区域差异。

我国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支撑注意力研究——基于27个省份“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文本的分析

政府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代表着政府决策者对特定事务的关注。以27个省份的“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文本为样本,基于DIIS智库研究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支撑注意力的分配情况,并挖掘总结出先进的做法和可借鉴的经验。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在污染防治、资源循环与高效利用、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修复与监管四大主题的注意力分配上存在明显差别,不同省份注意力分配情况也存在明显不同。进一步分析文本,挖掘总结出打造特色创新高地、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抓好关键技术攻关、建设创新支撑平台、实现跨领域协同创新等5个方面的特色举措,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智慧城市建设对生态环境韧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2005-2020年地市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用熵值法构建城市生态环境韧性指数,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生态环境韧性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效果。结果显示:(1)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城市生态环境韧性,韧性指数比非试点城市平均提升32.2%。(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技术创新和治理创新推动城市生态环境韧性提升。(3)智慧城市建设对西部地区城市生态环境韧性的影响效果比东部地区城市更佳,大城市比中小城市的效果更好;且环保规制强度、公众民主参与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这种影响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强化系统协调、治理创新、产业升级等政策建议。

税收激励能否赋能企业绿色治理?

基于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大现实和政策需求,本文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政府“有形之手”的影响出发,实证检验税收激励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税收激励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绿色治理动能。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激励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治理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减税能够有效平滑风险、强化责任并激发绿色创新转型活力,这些改善都有助于企业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特别地,在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更加关注的情景中,税收激励能够发挥出更大的绿色治理驱动作用,并重点改善国有企业税收激励促进不足的问题,展现出了一定的结构性优化趋向。本文为理解政府税收工具的有效性和渠道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服务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中央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变迁的注意力分配及逻辑阐释

政府作为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者需要运用注意力这一稀缺性资源实现政府决策。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已然成为中央政府重要的工作议题,文章以国务院1978—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为分析样本,基于注意力分配理论,借助ROSTCM6及QSR NVivo 11探究不同时期中央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注意力变迁。研究发现,注意力整体呈间断上升趋势并具有阶段性特征,大致经历了初步形成阶段——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1978—1991年)、间歇上升阶段——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战略(1992—2001年)、成熟发展阶段——“两型”社会成为长期战略(2002—2011年)以及高度集中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2012—至今)四次变迁。政策变迁逻辑遵循以“问题”为导向的因势而变、政府间利益调整下的“渐进式”变迁以及政策理念、焦点事件和公众协同推进三条主线,实现了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变迁。

法典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纵向划分与规范配置

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配置是行政领域“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实现外部体系协调的重要耦合工具。但统一性法典与多样化地方立法存在协调配置纵向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体系化张力,集中体现为职责纵向划分在中央、央地、地方立法中产生的职责不清、职责重复、职责缺位的递进式困境。部门宪法、整体政府、客观诉讼等理论有助于区分地方政府的差异性环境事权,为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类型划分的完善提供标准指引。应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环境职责纵向序构为制度建构、综合管理、具体执法三种类型,进而通过“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协调配置授权、组织及程序规范,合理分配三类纵向职责,加强法典向下引领与地方立法向上兼容的体系协调。

地方政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模式转换与机制保障——从“属地治理”到“协同治理”

地方政府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原则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属地治理,割裂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弱化了地区与地区之间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协同合作,难以从整体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新时代推动地方政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突破治理分割困境的客观要求,应对治理负外部性的必然选择,增进治理共同利益的重要举措和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因权责划分和利益分配,必然引发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与冲突,故而需要通过建立文化共识、资源共享、利益共融、组织协调、政策协同、奖励惩罚等协同机制为其提供机制保障,以促进地方政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稳定性、持续性和高效性。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审计费用

基于中国地市级地方政府2015-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当地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的环境关注度越高,当地企业的审计费用越低,且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公司更为显著。从地方政府环境关注的角度丰富了环境规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其结论为地方环境治理、审计风险应对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注意力研究——基于30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2006—2015)文本分析

注意力代表着政府决策者对特定事务的关注,注意力的变化是政府决策选择变化的直接原因。环境治理注意力是环境治理进入议程设置,进而出台政策、实施治理的前提。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进行资源配置与精力投入的指挥棒,也是"政府将重视什么、哪些领域得到更多投入资源"的通知书和承诺书,它是政府注意力分配或者变化的重要载体。本文收集了30个省市地方政府自2006年到2015年共300份工作报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试图发现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注意力的变化规律。分析结果呈现:1从时间轴上看,地方政府对于生态环境的注意力强度逐渐增加;2从地域轴上看,东、中、西部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差距并不明显,相比而言,中部处于一个稍低的位次;3从生态环境的范畴看,具体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中央与地方对环境具体事务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注意力的变化与决策环境和中央宏观政策有重要相关关系。尽管在某些时间点,某些地域存在离散点,但总体而言,在中央政府强调经济发展需要与当地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将注意力大幅转向民生事务和生态环境。鉴于地方领导人任期以及注意力本身的"易变性",要保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注意力的强度和持续性,1增加制度供给,使环境治理成为法治常项;2将环境治理在公共事务治理的排序中前置,将环境治理放在突出位置;3提升环境事件的信息强度,向地方政府传导积极的环境治理压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内涵意蕴、应然逻辑及实现机制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具有自身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治理的公共性和外部性,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原则的属地治理方式难以解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新时代协同推进大治理是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高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必然选择。地方政府是我国生态环境职能的主要履行者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力量,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大治理,需要推动流域内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实现流域内地方政府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全面、充分、有序协同,必须从组织、制度和机制三个主要方面完善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体制机制,以保证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稳定性、持续性和高效性,从而提升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绩效,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灵的体制性根源及其矫治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为了确保所制定的多项目标任务能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就需要建立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因此,地方政府行为表现与中央政府提供的激励结构直接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表现出色,但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表现却不令人满意,其根源就在于中央政府所提供的激励结构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因此,中央政府要想根治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灵问题,就应该立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对原有的激励结构进行系统性重构,协调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

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自治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根据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情况和特点,自主地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事务的一种特定的行政权力。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管理自治权的内容较为广泛,经全面实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时俱进,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针对其生态环境管理自治权的不足之处积极加以改进,以更好地实现生态环境管理职能,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生态环境建设事业的良性、长效发展。

地方政府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

沿海地方政府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至关重要,由于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具有扩散性,且地方政府间存在诸多利益冲突,因此地方政府之间就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具有长期动态博弈关系。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在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环境改变所带来海洋经济效应的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间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中央政府奖惩机制,建立机制约束下的演化博弈分析模型,分别对两种模型演化路径与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辖区海域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水平对治理策略选择不产生干扰;奖惩强度应根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现实情况进行配置;提升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带来的经济效应,降低地方政府治理辖区海洋生态环境付出的成本,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奖惩力度,能够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展开联合治理,提升联合治理效率,确保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旅游生态环境保护模式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

旅游业运作模式的选择是影响旅游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基于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的博弈关系,构建演化博弈模型,从动态角度探讨博弈双方的演化稳定策略;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演化稳定策略主要取决于博弈双方的初始状态及其演化路径;最后,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美两国地方政府治理的行政生态环境比较分析

行政生态环境与地方政府治理具体行为选择存在交互影响。中美两国地方政府治理存在典型性的行政生态环境差异。从两国政党与国家渊源上来分析,政党原则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差异影响着两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方针选择;从两国的经济发展与基本国情来分析,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实力的差距影响着两国地方政府所追求的治理需要;从两国社会结构特点与民族来源来分析,差序格局与个人主义、民族融合与种族主义影响着两国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标准;从两国教育文化水平与舆情环境来分析,教育体系以及现代信息科技影响着两国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以及对于治理主体与治理行为的监督力度。

政府投资生态环境建设优化路径选择——基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研究视角

地方政府投资生态环境建设,对实现地区的国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地方政府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随着人均地方政府投资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人均工业烟尘和人均工业粉尘三类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即这三类污染物的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投资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从资金和制度等方面优化投资生态环境。

我国省级政府投资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地方政府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人均地方政府投资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人均工业烟尘和人均工业粉尘三类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即这三类污染物的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投资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规章多重规制效用——以促进旅游业营商环境与城市生态治理的协调发展为例

传统地方政府规章规制范围较窄,不利于旅游业营商环境与景点城市生态建设的协同发展,使得该领域行政立法实践缺少对景点城市生态治理的有效规制。发挥地方政府规章多重规制效用的前提在于摆脱传统立法思维对于功利主义理论的认知偏差。整合行政立法资源制定综合性规范,完善规章条文的法律要素以及科学开展规章立法的数字化实践,有助于发挥地方政府规章的多重规制效用,有效促进旅游业营商环境与城市生态治理协同发展。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 随着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本专题就是围绕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比较深广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