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地方干部激励机制研究——以鞍山市为例

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关键时期,健全新时代地方干部激励机制是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能、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通过阐述完善新时代地方干部激励机制研究的重要意义,分析提升新时代地方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手段,积极探索新时代地方干部激励机制的有效路径,有助于进一步健全新时代地方干部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地方干部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激励广大地方干部担当作为。

构建新时代好干部能力素质框架的地方经验——基于S市469位优秀干部基础数据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进一步明确,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具体要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各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相关工作部署要求,结合各自干部队伍建设实际,探索构建新时代好干部能力素质框架,形成了可供借鉴的做法和经验。S市于2020年10月开展了干部工作专题调研,在全市范围内对4 000余名干部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全面深入调研,从中甄选出469位来自各个领域的优秀干部,对他们的相关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新时代好干部能力素质的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以期为各级各地相关部门更好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提供实证参考和经验借鉴。

县域创新何以成功:基于“场域—行动者”的解释框架——以A县“集体民宿”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并非易事,成功的创新也并非均质分布在每个政府层级。已有研究表明,县域创新的数量与质量都远高于其他层级。县域创新何以成功?既有研究未能给出充分回答。从“场域—行动者”框架来看,正是作为特殊场域的县域塑造了创新行动者的创新行为模式,形成了创新成功的内在机制。西南X省A县“集体民宿”案例表明,县域通过三重机制促成了县域创新的成功:一是动力生成机制,县域特殊的结构与团体特征激活了个体的创新动力;二是合作生产机制,县域统合性体制与战略性群体特征推动着创新中的集体行动;三是效果保障机制,互嵌的整体性县域资源与扁平的创新同盟的灵活行动,保障了创新行动的创新绩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道义现实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公共外交

百年变局,百年潮涌,全球文明互鉴和中外人文交流深度发展,中国作为崛起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形象、故事亟须更多地方形象、故事的填充与发展,如何讲故事、树形象、谋发展面临更多挑战。本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对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的前提提出一个道义现实主义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分析框架,认为领导者作为驾驭全局的能动性要素,对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进行命题,从国家形象视角、国家利益视角、话语权视角分析其要求,从概念范围、来源与切入点对其进行辨析,从指引方向、有效路径与现实检验对其培育进行研究,服务中国外交和地方发展大局。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基层粮食安全迷思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而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保障和落实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本研究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认知出发,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及其主要成因。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在行政压力下将粮食安全理解为一个行政目标,农民对粮食安全的感知则源于个体的日常实践。在他们看来,粮食安全面临三重困境: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与农村劳动力短缺是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土地政策刚性、种粮补贴政策不完善以及生态政策的抵牾效应构成其制度性障碍;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基层干部存在的诸多主观或客观问题则使其陷入主体性困境。本研究认为,应通过加大粮食生产保障力度、统筹协调各类政策落地、积极引导生产者种粮等举措保障粮食安全。

革命与执政:1949年南下干部与皖南地方干部的会师

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会师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会师后南北干部团结融合问题、从“革命”状态到“革命与执政”状态的转向问题是中共中央抽调干部南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皖南会师作为渡江战役后首次成功的南北干部会师,坚持从组织上会师开始,力求思想上和政策上会师,以便南北干部步调一致,实现南北干部团结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皖南区又坚持从革命与执政需要出发,重组重塑了执政干部队伍,注重从政策学习研究和建政施政实践两个层面上促进干部从“革命”状态向“革命与执政”状态的转变,成功实现了中共中央抽调干部挺进皖南的战略意图。

政府改革创新的社会条件与发展状态——地方干部的视角

依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地方干部(主要是县处级以下的干部)对于政府改革创新的态度趋于理性,他们并非政府改革的阻碍者,而是支持者,乃至推动者。对于改革遇到的体制性障碍,他们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地方政府创新有利于改善微观制度环境。因此,要继续鼓励地方政府在多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并且要重视创新的实际效果,破除部门利益的干扰。

农地整理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农地整理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的农地整理效率亟待提高。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村组干部是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共同代理人。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从理论上进行推演,认为在委托人利益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委托代理双方利益达到次优均衡;而当委托人利益目标发生背离时,共同代理人的行为出现偏差,农地整理项目的效率降低。并通过多元定序变量回归分析,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证明该理论推导。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农民评价农地整理工程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农民身份、项目的规划设计与施工质量、农民的农地整理参与程度及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研究结果说明,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农地整理中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属于异质的委托人,且两者地位悬殊,地方政府属于强势委托人,而农民则是弱势委托人。作为共同代理人的村组干部在利益抉择中会选择与强势的地方政府合作,并进行利益合谋,最终导致农地整理工程质量低下。研究结论如下:1打破现有农地整理中的共同代理关系,促使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强化其代理服务意识,与农民组成利益一致的同质委托人,避免共同代理人与强势委托人的利益共谋,从而提高委托代理效率。2构建完善的农民参与体系,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并将农民的有效参与作为农地整理后评价的重要指标,促进地方政府履行应有职责。3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的社会监督制度,尤其是强化项目区农民的社会监督力量,有利于显化代理人投入和行为,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农地整理效率。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中国的地方领导有能力也有激励去影响当地财政支出,但文献对此尚无系统性证据,也较少注意到官员之间的差别。论文基于对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分析,试图测量这种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他们影响财政支出的能力和激励,并说明不同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的领导的可能差异。基于1994—2006年省级数据,论文研究了领导的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对教育、文化卫生、基本建设支出、城市维护费和行政管理费的影响,发现1书记和省长都能影响财政支出,但省长影响最大,对天津、山西和内蒙古的案例分析也证明这点。常务副省长在财力紧张省份具有更强的影响,部分印证了马骏、侯一麟(2004)提出的完全等级制的预算分配体制的存在。2晋升锦标赛难以解释官员对基本建设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影响,中央政策偏好使得官员重视教育支出而忽视文化卫生支出;3不同支出项目受影响程度有差异,基本建设支出受影响最大,而事业费类项目受到的影响程度较低。

职业经历视角下优秀地方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以县委书记为例

有关地方官员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晋升"与"经济增长"问题。论文旨在以县委书记为对象,从职业经历的视角,研究优秀地方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从职业路径、任职部门、任职层级、职位多样性四个方面构建职业经历的理论框架,通过县委书记职业经历的数据库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县域特征、经济绩效与关系网络的影响后,职业经历对成为优秀县委书记具有整体显著性。具体而言,职业路径有显著影响,与高层下派的县委书记相比,基层成长的县委书记更可能成为优秀县委书记;任职部门、任职层级与职位多样性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启示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地方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应注重基层导向,优化基层干部的职业路径。

村干部与实践权力——精准扶贫中的国家基层治理秩序

农村精准扶贫是一个国家基层治理的典型代表,它既是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发展乡村社会经济的重要路径。精准扶贫中的权力格局有三种不同的权力形式:总体权力、技术权力和实践权力。总体权力试图借助技术权力来兑现精细化的治理目标,而技术权力又需要实践权力来落实具体政策。实践权力及其社会再生产根植于地方社会的乡土秩序,并对国家政策绩效产生实质影响。新世纪的国家基层治理,只有梳理好总体权力、技术权力与实践权力的传统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把基层治理摆平理顺。

新时代地方政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探索与思考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消除"为官不为"等官场弊病,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新时代下的干部激励政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新时代地方政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背景入手,深入分析实施干部激励政策的必要性及所需注意的问题,并据此提出新时代下如何有效激励地方干部新担当新作为的具体措施,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地方干部的政治信任与政治效能感——一项以问卷为基础的研究

地方干部对当前政治体制的信任和支持状况是一个非常重要却没有被充分研究的议题。"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项目提供了一个从中国现实政治出发,考察地方干部对政治体制的信任程度和日常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政治效能感的机会。一份以全国24个地区的720位地方干部(县乡干部为主)为问卷调查对象的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地方干部的意识形态信任和制度信任高于对领导干部的人格信任,同时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官僚阶层对现行制度的高信任度和高政治效能感,是制度实现调试能力增长和保持可持续稳定的根基所在。

新区土改时期的地方干部群体——以晋中新区为例

中共在新区土改期间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无不依赖于一定数量与质量的地方干部,但其时恰处中共即将获得政权并不断巩固政权的关键时段,大批干部被分散于各项社会建设中,专注于土改的干部资源明显不足。为此,中共不断采取措施以积极应对,一方面要把有限的干部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于土改实践,另一方面更要克服这些干部因信心不足、思想不纯、经验缺乏、素质低下、纪律不严等自身局限可能对土改实践造成的消极影响。虽然各项举措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中共在土改中及土改后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执政能力提升助益颇多。

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解读——兼谈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

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见解,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是从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研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相生相依的,双方共同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秩序。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地方秩序中,农村基层干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剖析农村基层干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实践,反映这一特殊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用更深层次的学术分类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能够有效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健全相关规章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进程步伐加快,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我国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绩效仍有待提高:公民缺乏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公民参与缺乏组织依托;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不够科学,公民参与领域与范围受限;政策法规不健全,公民参与缺乏制度保障。适应时代变化完善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动力机制、培训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有利于构建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合理张力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地方官员治理与区域协调发展

新政治经济学强调以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思路理解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文章以中国的干部治理体制为切入视角,分析了中国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干部治理体制的运作遵循了一种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机理,形成了一种强力的官员政治激励,推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热情,也导致了地区经济差距拉大。中国可以在现有的干部治理体制之下,通过优化官员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地方政府干部培训的有效性分析——以四川省干部培训“社会化选学”为例

大力加强地方政府干部培训,提高地方政府干部素质是提高和完善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项基础工程。提高地方政府干部培训的有效性必须从“岗位需要”向“综合需要”转变。结合四川省干部培训“社会化选学”的具体实践,提出提高地方政府干部培训有效性的思路和措施。

我国地方领导干部成长路径研究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地方领导干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履历资料的分析,研究我国地方领导干部的职业成长年限、专业背景、工作经历以及职业发展历程,旨在总结其成长路径并揭示其成长的一般性规律,并提出培养我国领导干部的建议:以坚持理想信念、"压担子"实践的方式加强年轻干部的培养;以"专业型"与"复合型"人才并举为导向优化干部选拔;以工作经历多元化为基础提升干部专业化水平和改革创新能力;以教育培训为补充促进干部队伍成长。

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为了更好地完善耕地保护补偿的有效性与公平性。[方法]以粮食主产区为例,运用305份地方国土管理人员调查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国土管理人员对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地方国土管理人员的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偏低;经济发展状况、农业建设条件、耕地保护任务和耕地保护认知对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重要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耕地生产效益对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重要性具有反向影响效应;经济发展状况和农业建设条件因子对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占据主导作用。[结论]为保证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有效性,建议关注地方国土管理人员,提高其耕地保护补偿认知,结合耕地保护任务,制定差异化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重视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农业建设条件,降低耕地保护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