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一统”的抵边书写——基于云南边境府州志的考察

历史书写的载体主要以文献的形式呈现,既有官方的书写工具载体,也有私人的表述方式。考察清代“大一统”抵边的历史书写问题,需要参照大量官方文献。而承载着清代官方“大一统”意志的方志,无疑是考察清代“大一统”抵边历史书写的重要文献路径。方志编纂,为清代“大一统”工程的重要体现形式,彰显着一统天下的王朝意志。历史上被称为徼外僻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在清之前,几无官修志书备考,然自康熙朝始,随着方志编纂工程的推进,具有历史意义的正式性方志纷纷呈现,成为推广“大一统”的重要载体,彰显清王朝思想抵边、疆域抵边和文化抵边的“大一统”实践方式,为清代云南边境府州县书写“大一统”的重要历史表述形式。

明清山志编纂出版论析

明清山志的时空分布具有不平衡性,这与明清时期王朝政治文化环境以及山岳地缘人文条件有密切关系。而在编纂方面,编者既包括官员、地方士人,又包括宗教人员,身份多样;其以存史资政、表彰山林、导览卧游、弘教衍脉为旨趣,文本组织形式复杂多元,自成体系。再就山志出版而言,以民间私刻为主,资金来源广泛,官刻、坊刻系统参与程度低,其主要以私人传阅、购买、收藏方式在士绅阶层与宗教人员之间流通。概言之,明清山志不仅具有独特的编纂文化,其出版流通方式也与熟识的地方志差异明显。

清代西藏洛扎地区筹边问题初探

对清代西藏洛扎地区筹边问题的讨论是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其枝蔓众多,关系复杂。17世纪中后期,清初地方政府扶持宁玛派、格鲁派的改宗建寺活动,建立了全新的治理结构。18世纪初,颇罗鼐郡王给予宁玛派大力支持,刚定喇嘛力促中国西藏与布鲁克巴确立藩属关系,不断加强宁玛派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18世纪中后期,随着清廷废除郡王掌权制度,加强对西藏的直接控制,促进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19世纪初,灾害文书中的制度记述反映了清代西藏地方治理的动态变化,显示出清廷在面对边地治理的复杂性时逐步形成了有效的管理体系。

洛阳民间神庙临时戏台考述——以清至民国时期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

作为戏曲的演出场所,戏台有固定戏台和临时戏台之分,两者长期并存。由于缺少实物证明和文献记载,目前学界对于临时戏台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清至民国时期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洛阳民间神庙搭建临时戏台之风持续存在,其因循民间神庙不同的地形地势需求而搭建以降低成本,其作为固定戏台的有益补充,临时戏台发挥着娱乐、社会教化以及文化传承的功能和作用。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随势应变:清代云南武定暮连土司统治的构建与调整

清代云南武定暮连土司经历了王朝更替、改土归流、地方起义等一系列变局后,仍旧保持着对当地的实际控制权。通过解读现存档案史料,可知暮连土司在社会转型中,通过积极拥护朝廷政策、塑造祖先身份、调整生存方略,从而获得了官方和土民的认可,稳固了地方统治地位,这种随势应变的态度与方式是其得以长期存续的重要因素。对暮连土司的个案研究有助于了解基层土司的自我认知与能动选择,并且增进对边疆民族地区由“化外”转为“化内”的内在机制和复杂过程的理解。

明清方志所见江西茶叶产地与名茶考略

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江西茶文化上接唐宋,传承至今,依据地理分布可划分为南昌及周边地区、赣中地区、赣东北地区以及赣南地区。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是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认同的产物,明清时期江西茶叶产地和品种的持续动态变化,反映出茶文化在地域间传播与演变的不同特点。将地方志研究与茶史研究相结合,重新审视和挖掘地方茶文化的历史价值,有助于丰富对不同时期江西茶文化的认识,为理解茶文化在地域社会中的传播机制提供新的视角,对于促进地方文化传承和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拦留集理:清代四川民间社会的解纷之道

清中后期以至民国时期,四川民间社会中有一套运行流畅的解纷程序——拦留集理,该程序系由请字、拦字、息字等一系列逻辑自洽的契约文书串联起来的。该程序启动后,涉事双方及其亲邻、地方首人、衙役等都参与其中,他们在地方官的默许下,基于各自的立场,共同出演这场关于地方秩序的游戏。亲邻和团首、衙役等“代理人”竭力通过民间契约呈现出一幅地方宁安无事的图景;若此举不成,诉讼到官,双方当事人则在代书和讼师的帮助下,通过状纸塑造自己“农朴可欺”、对方“恃强横估”的形象,以博取关注,增加胜算。透过这些官、私文书,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在基层纠纷解决中的行为标准和价值选择,是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清至民国时期贵阳同乡组织的演进及其社会功能

清至民国时期,贵阳同乡组织大体经历了“会馆”与“同乡会”两个发展阶段,其演变进程与贵阳地域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作为公共空间的同乡组织在政治上成为各方势力利用与控制的场所,在经济与文化上成为了重要的交流交融平台。同乡组织通过乡籍网络对省际关系与省县关系进行积极调适,成为协调地区利益的重要中间组织。总的来说,贵阳同乡组织积极适应地域社会的变迁,其影响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贵阳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术语翻译与知识生产:晚清数学知识翻译史探蠡

晚清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晚清社会掀起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热潮。一批开明的译者毅然承担起通过翻译西方数学知识以图强的重任,他们选取西方经典数学著作来进行翻译。在这一数学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通过汉译数学术语来促进西方数学知识的本土化,从而实现数学知识的流转,数学思想的传播,以及推动中国数学翻译实践的变革。同时,通过数学翻译来促进中西数学知识的融通,以及在批判中进行整合与创新。晚清时期,西方数学知识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本土化表述,也在知识再生产中形成了新的数学知识体系,并且在知识选择和建构中进行了分门研学。总之,知识的流转离不开译者的实践。因此,在中西文明互动下,晚清译者对西方数学知识也进行了本土实践,努力构建系统化的数学理论体系。最终,在文明互鉴中形成自身的新知识体系,从而逐步构建起中国数学的话语体系。

晚清期刊中的盐城文献资料整理研究

晚清时期的期刊,从1876年《寰宇琐纪》第12期收录天长宣瘦梅所著的《盐城千佛律院千佛楼落成征碑节略》开始,截至1911年,共收录有关以“盐城”为题名的文章128篇。晚清期刊收录的“盐城”内容蕴含着晚清政府重视报刊的宣传工作、重视“实业救国”思想的传播实践,特别是改良农业、工艺、教育等诉求,符合维新变法、晚清新政历史背景。当时的报刊活动和经验,为后世的报刊编辑工作提供了借鉴。然而,当时“中学为体”的倾向使期刊只能在特定范围内进行传播而受到限制。

经营之道:清末民初北京照相馆的变革与发展

摄影术自19世纪60年代传入北京后,当地照相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京师的摄影从业者在经营过程中为使照相馆更加适应中国顾客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通过对照相馆的布景与道具进行变革,增加拍照形式,为照片进行着色等新颖方式对照相馆的艺术商业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探索,使北京的照相馆在中西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拍摄风格。这些措施改变了大众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念,推动了清末民初北京照相业的发展。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晚明清初勘报灾情的文书行政与信息传递

晚明地方灾情的勘报程序以层层委官、逐级上报为主,清初兼之以基层的越级报灾。从抚、按分掌报灾勘灾,到勘报职权互通;从督、抚、按会勘会报,到督、抚会同勘报,是易代之际制度的因革与巡按权力的渐进让渡在荒政上的具体表现。异县互查、督抚会勘等权力的制约与制衡机制,对灾情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起到了有限的保障作用,但官场生态特点依然为隐灾虚报提供着政治土壤。灾情信息的传递情况影响着地方社会灾害治理的实效。

边疆与内地一体发展的微观视角:清前期地方官员群体与滇东南区域社会治理

清前期滇东南正式纳入大一统政治一体发展进程,经济社会得到较大发展。此与任职滇东南的官员群体的具体治理行为有着较大关系。根据地方文献记载,清前期任职滇东南的官员群体具有一些基本的特点,如主要来自于内地各省,尤以江南地区为多;由于相似的教育背景,因而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家国情怀。他们在任职期间,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兴办学校传播儒学文化,重视社会教化、改良风俗,稳定边疆社会。通过具体的治理行为,传导了“国家在场”的观念,使得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对内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进一步增强,对于边疆与内地之间以儒学文化为轴心纽带的凝聚、最终实现经由“中国认同”延伸到对边内一体实质发展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山西中药材的方志文献研究——以《山西通志》为例

通过网上查阅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数字方志等古籍特藏文献数据库和实地查阅山西省图书馆等方式,查询明清时期《山西通志》中有关中药材的记载发现,现存《山西通志》共10种,记载山西地产药材187种。通过系统梳理历史上山西地区中药材的品种、产地及分布等情况,为山西道地药材、优势中药材品种的挖掘、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史料依据,为构建“晋药”品牌体系,实施晋药品牌战略,提升山西省道地中药材影响力,为中药材领域的宏观经济决策、市场研判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国家视域与边疆治理研究——以清代云南水利为中心

清代云南水利发展达到传统农业社会的顶峰,与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绅高度重视云南水利发展密不可分。总体上看,清代各朝皇帝都一如既往地重视云南水利发展,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云南水利认识更为深刻,并针对不同情形提出因地制宜的水利发展策略。正是在社会各阶层所形成的重视水利发展的意识,奠定了云南水利发展基础,为清代治理云南夯实根基,为云南深度内地化创造了积极条件。

康熙《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特点及价值

目前学界对黄德巽,胡承灏,周启先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经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黄德巽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罗平地处西南边陲,文教不兴,无较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黄德巽等人根据罗平当时的实际情况编纂了《罗平州志》,故该志可称为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其特色主要有云南军政长官为其做序,在兼顾汉志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兼具罗平本地的民族特色,同时因罗平地处三省交界而又具有军事特色。康熙五十七年编纂的《罗平州志》作为一部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在地方治理、保存史料和促进社会教化、罗平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巨大价值。

《吴兴诗话》考论——兼谈清代地域诗话的特点

《吴兴诗话》是清代学者戴璐所撰的一部地域诗话,著录了顺治初年至嘉庆初年浙江湖州地区有代表性的诗人及诗作,所录诗歌多属酬唱类作品,对地方望族的文学活动和人际交往也多有描述。地域诗话在编纂体例、题旨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在诗歌采摭、人物传述上则各有偏重。《吴兴诗话》既沿袭了清代地域诗话的一般性特征,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是湖州目前唯一存世的保存最完整的地域诗话,对深入研究湖州地方文化有重要意义。该文旨在就《吴兴诗话》作者、版本及体例等方面的内容做一些相关考察与订正,为进一步解读和研究《吴兴诗话》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