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形成机制

系统归纳、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其背后所遵循的理性生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的根本前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引下,以政治家的高屋建瓴、思想家的磅礴力量对法治中国的形势与战略进行的准确分析和深刻判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主要表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思维方式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适应新时代鲜明特征的重大创新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实践创新机制。这些机制创新作用于典型场景,为全面依法治国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与显著优势,在未来更多的法治课题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创新伟力还将发挥更多的破题、引领作用,需要通过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自主实践知识体系的转型来进一步把握未来各种法治实践场景中蕴含的新规律,推动知识转型。

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研究

激励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结构、解决法治建设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对激励制度作出原则规定,且在激励制度的运用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之境外国家和地区也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此时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具有较高可行性。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应当遵循科学化、体系化原则,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原则,明确性、时机性原则以及程序公正、公开原则,而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构建,则应当从选择激励的立法模式、确定激励的范围、增加激励的种类、优化激励的方式以及设置激励的程序等几个方面着手。

依法治疆视域下的“法治—文化”同构探究

做好新疆工作,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共同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积极培育依法治疆的文化底蕴,即法治文化。这就关涉到“法治-文化”的同构建设问题。法治的精神需要文化的积淀。从新疆的社会实践来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文化建设,特别是法治文化的建设,引导新疆各族群众崇尚法治、遵守法治和捍卫法治的文化建设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下“地方法治竞争”范式的反思

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建构受制于国家治理结构。“地方法治竞争”范式能否成立,需纳入整体性的国家治理制度逻辑与观念传统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地方法治竞争”推动法治国家建构,实际面临诸多现实制约和实践难题,受限于观念上的工具主义法治观、体制结构中的一统格局和国家权力的功能主义,这三者具有深层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根源。因此,探索法治国家建构的中国道路,需深入国家治理观念与政治社会结构,更新对法治理念及其构成元素的理解,走出工具主义法治观,在中国国家治理架构下自上而下推动,逐步走向“治理主义”法治观,认知法治的治理功能,并且将“法律正义”视为一种公共产品。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at the Local Level

Going beyond the analytical model of the holistic state in rule of law discussion, we can classify the rule of law into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based on the stages and increments of its executi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local rule of law reflects the stages and incremental progress of building a rule of law China. It has a realistic foundation in society and a profound basis in legal theory.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necessitates giving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t the local level. The attempts and experiments of local government enable us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the developmental model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ule of law at the local level is embodied in three dimensions： ＂text--action---concept.＂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indicators for the local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should also be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framework. The building of the rule of law at the local level should be synchronized with assessment of the rule of law. We need to optimize top-level design, conduct evaluations of local legislation, improve local rule of law work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use a nile of law index to assess the local rule of law in an overall manner.

迈向数字法治政府: 开放政府视角下的公民法治满意度

“数字法治政府”不仅是依法治国建设的战略延伸,亦是我国政府在数字时代自我革新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不仅关乎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成效,也影响着公民对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性评价。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时代背景出发,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政府信息公开之于公民法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对公民法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公民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对政府法治水平的评价,会因地方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系统性的差异;权利保障度在政府信息公开和法治满意度的关系链条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

标准化在地方安全生产治理中的挑战与应对

标准化活动在地方安全生产行政治理中的表现日趋活跃,安全生产领域不同行业业态的标准化治理需求逐步增加,各个行业的安全监管有赖于行政行为在标准化领域的深化和拓展。在多元主体共治的背景下,以标准化和法治视角深入分析标准的治理工具在行政实务中的具体表现,辨析安全生产领域地方标准与法规互动过程中的现实风险,厘清地方标准化开发与扩散过程中法治的特征和不足,在“软法”和“硬法”的协同作用下,从标准制定、多元治理、立法融合、实践应用等方面提出标准化在地方安全生产治理中的应对之策,以适应地方政府实施标准化治理的意图。

从案结到事了: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法治建构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是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重要司法理念和工作目标,旨在破解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诉率高,服判息诉率低难题。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面临着受案范围、起诉条件、有限调解、诉判关系、审判体制、绩效考核、智慧司法、司法能力等限制因素影响。当前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应当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三个效果”内在统一的关系,以整体政府理念为指导,从战略谋划、依法行政、多元化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检察等方面整体推进,最大限度地回应当事人对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多元需求,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目标。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地方实践、基本共识及规则安排

“三治融合”源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实践经验色彩。各地“三治融合”的共同点是通过内部自我创新与外部制度供给的联动,形成因地制宜的“三治融合”实践经验。在当前治理环境下,将“三治融合”从地方实践经验提炼形成规则安排,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期稳定。在桐乡、枫桥、曲阳、象山四地“三治融合”的实践经验中,其治理成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其在增强利益机制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和治理要素流通等方面经验上均有可取之处。基于四地经验,得出“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原则、主体定位重构和创新机制保障等基本共识。以此为基础,从规则目标、手段和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整体规则安排的建议,在规则框架内推动“三治融合”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乡镇政府发挥法治乡村建设主体作用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不断推进,作为其基础性工作的法治乡村建设在此过程中已取得了诸多成果,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乡镇政府作为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主体,在参与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有其必要性及诸多现实意义。但当前部分乡镇政府在参与法治乡村建设时依旧面临着主体边界模糊不清、专业化程度低、压力负担过大等现实困境。因此,针对现实问题,从乡镇政府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分析梳理加强乡镇政府主体作用的路径。一方面从内部对乡镇政府自身进行优化与调适,另一方面需要其他外部因素的助成与支持,两方形成合力。以此为乡镇政府划清职能范围、提升专业化水平、降低不必要压力,使其在参与法治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为法治乡村建设贡献力量。

法治乡村建设背景下村民主体意识培育的现实检视与困境纾解

培育村民主体意识是迈向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现实之需,也是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大势所需。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法治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对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提出了制度之维、权义之维与秩序之维三个维度的制度要求与基本任务。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累积的过程,需要面对权利失语、数字失能、秩序失灵等多个方面的具体挑战。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行政权力的界限范围、形成多元共治的新格局。从话语掌控、数字优化、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

高校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路径研究

依法治校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升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高校治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路径。依法治校示范校的创建,是贯彻落实依法治校的务实行动。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形成创建合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夯实创建根基;三要坚持科学决策,健全防控体系;四要深化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

从“国家构建主义”到“国家规划主义”——理解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视角转换

在党如何领导法治建设方面,存在国家构建主义和国家规划主义两种理论视角。国家构建主义视角强调党政同构的国家意志对社会具有高度的支配性,表现为理性建构主义的总体思维、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塑造、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法律工具主义的实践倾向和国家法中心主义立场。该视角固然承认国家和政府介入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容易忽视社会法治建设的恰当思路和方式。相比之下,国家规划主义将规划本身视为实现目标治理的一种必要手段,认为当下的法治建设围绕法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展开,通过党政间的耦合协同、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实现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建设的双赢。作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这一视角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新特点、新机制、新思路。总体而言,虽然国家规划主义视角相较于国家构建主义视角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但并不表明当下的法治建设完美无缺。在现实中,既需有效解决法治建设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又要直面和研究数字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新挑战,从而实现国家规划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不断修正和升级。

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司法所的现状、困境及其应对——以132个司法所为分析样本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其基础和工作重点均在基层。司法所作为我国最基层的司法行政机构,承担着指导调解、受委托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参与基层普法依法治理、组织提供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协调开展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等职责任务。实证调研表明,绝大多数司法所的组织现状并未达到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尽管司法所已尽可能地形成调适性的工作机制,但其职能呈现与应然之间仍存在较大张力。究其原因在于司法所面临主体异化、职能超载、法治资源冲突、法治权威阙如等法治困境。优化司法所的职能定位、完善司法所的工作机制、树立司法所的法治权威,有利于司法所走出法治困境,以确保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在大国治理新征程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中系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其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这样一个大国治理中,应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将其放在大国治理的伟大法治实践之中,深入社会实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实践。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要义,系统梳理和总结当前学界研究成果,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大国治理的高度,在制度层面应加强如何“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如何进一步推动“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的研究阐释。

行政基本法典的属性辨析

在经历法典化呼吁和模式论争后,行政法学应当转向行政基本法典属性研究,夯实法典编纂的理论共识。近二十年来,行政自制取向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成就斐然,为行政基本法典的记载和宣示奠定了智识基础,也为行政基本法典继续引领改革提供了坚实依据。行政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是当下法治实施领域的突出问题,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自身的矫正机制功能颇为有限,唯有编纂行政基本法典才能为统一法律适用提供权威依据。民法典和法治社会建设纲要为法治一体建设构筑了初步规范体系,基于法治政府建设的示范带动效应,作为助推法治一体建设基础规范的行政基本法典编纂尤为迫切。在回溯历史、观照当下和展望未来三重法治语境中辨析行政基本法典的属性,能够回答行政法法典化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

环境法治建设十年回顾与环境法典编纂前瞻

新时代十年,中国环境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全面修订为标志,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立改废步伐明显加快,环境立法体系基本建成;以环境执法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各部门多措并举提升执法质效,环境执法取得长足发展;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建设为契机,专门环境诉讼制度与传统诉讼制度发展良好,环境司法体系运行顺畅;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为己任,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明显增强。党的二十大报告赋予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定位,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环境法治建设所锚定的新方向,立足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继续扎实推进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良法”保障。

理想与现实: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之路

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是党内法规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程。从学科属性上讲,党内法规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无多大争议。当前争议较大的是党内法规学的学科定位,即设置为二级学科还是一级学科,以及如果设置为一级学科则应是在法学门类下还是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根据现行学科管理制度规定,二级学科设置的决定权在高校,党内法规学究竟属于何种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高校一级学科建设的条件及主观认识。理想目标是,党内法规学很有必要发展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但基于党内法规研究状况、学科设置主客观条件等因素制约,现实条件尚不具备。目前较为稳妥的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之路,是在法学或其他符合条件的一级学科下设置二级学科,同时要用好一级学科设置实行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的放管结合新机制,面向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谋篇布局,保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确保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行稳致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法”字及其价值特征

以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法”字出现的频次以及出现的部分所具有的价值特征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并且结合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十一个坚持”的关键词组对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进行分析,得出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政策规定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又为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的重要论断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的分析结论。通过文本分析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为科学和有效地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精神和政策内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