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实施中的地方主体及其责任问题研究

推动落实《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依规治党、高质量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任务和行动自觉。地方党委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法定责任主体,是规划纲要制定实施的基础问题库、重要资料库。随着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动依规治党精神落实于地方党的建设,地方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为规划纲要实施厚植政治、理论和实践基础。其主要努力方向包括提升学习宣传规划纲要的自觉性主动性、厘清规划纲要实施的地方责任、实事求是编制地方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计划以及扎实推进规划纲要的实施。

“党的领导”入法在地方性法规中的规范表达

地方性法规中的党的领导条款是“党的领导”入法的规范表达形式,对其发展历史、分布特点、样态类型、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和分析,能够在学理层面为地方性法规设置党的领导条款提供助益。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在中央立法观念的影响下,地方性法规中党的领导条款的设置总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鲜见党的领导条款阶段、增加党的领导条款阶段以及党的领导条款规模化阶段。从分布特点看,地方性法规中党的领导条款在数量上与立法内容的政治性强弱、立法层级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在位置上集中在总则部分。从样态类型看,根据规定内容的不同,地方性法规中党的领导条款主要有原则型条款、职权型条款、义务型条款三种类型。从影响因素看,地方立法权限是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置党的领导条款的基础,党内法规的相关规定构成是否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置党的领导条款的重要考量,可执行性则构成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置党的领导条款的目标追求。在“党的领导”入法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地方性法规中党的领导条款的设置既要遵循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还应该考虑到党内法规的相关要求。

集体资产股权质押的地方实践及规则构造

中央立法的缺位导致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只能由部分地方先行探索。17个省48个县市区出台的文件显示,当前地方规范在质权的设立、运行以及实现等环节呈现出非均衡性特征。经对集体资产股权质押法理逻辑的分析,该差异化格局的形成源于各地在质押客体上的观念冲突。为使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规范走向制度化与体系化,应明确质押客体为集体资产股权收益权而非集体资产股权全部权能。在此基础上,建议从质押对象、公示方式、第三方同意、质押期间的质权效力以及流转程度、受让人的应有权能等方面予以规则构造,进而为新型股权质押中央规则的形成提供可借鉴经验。

优化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的瓶颈与突破——以长株潭都市圈为例

近年来,各地积极颁布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地方性法规,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各地相关立法成果整体呈现出省级地方性法规为主、颁布时间密集、内容趋同等鲜明特征,存在可操作性不强、地方特色不明显以及外向对接存在割裂等突出问题,反映出立法者在这场优化营商环境地方立法浪潮中互相学习借鉴、求稳求全,调研和创新不足的普遍状态。对此,立足长株潭都市圈域内统一市场建设及营商环境整体优化之目的,应当立足本地实际情况,坚持问题导向,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积极寻求创新和突破,如可探索都市圈协同立法以强化营商环境立法的外向有效对接,小切口立法提升效能,形成与上位法错位互补的市级法规,从而强化可操作性及地方特色,为地方营商环境提质升级提供切实助力。

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法规体系建设

景迈山古茶林是一个经历了千年演化和传承的农业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基于集体自觉与契约精神的乡规民约对古茶林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申遗过程中,景迈山针对遗产保护管理实际状况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法规、行业规定、地方条例、技术规范与导则等共同组成的规章体系,以及由市、县、镇、村四级联动的地方机构管理体系,有效保障了古茶林遗产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助力了申遗工作。文章对景迈山遗产地的保护管理法规体系进行梳理总结,并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管理提供景迈山实践与智慧。

简析负法定转移义务的私人立法条款的设置——以惠州市地方性法规规章为例

负法定转移义务的私人是法律直接规定义务人代为国家履行行政任务,这是常见的一种法律现象。在已经颁布和即将颁布的惠州市法规规章中,负法定转移义务的私人也常常出现。结合惠州市法规规章的具体条文,认识义务人的特点和分类,以及义务的合法性标准,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可以提供些许参考。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的个案考察、效力依据与完善进路——以贵州省从江县W村为样本

西南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及其独具地方特色的惩戒性条款,突显出基层村民自治的契约性与独特性。惩戒性条款在实践中存在的处罚数额过高、处罚形式单一、内容模糊粗糙、规约监督与执行缺乏可操作性以及与国家法之适用冲突等问题不仅亟待解决,在效力依据方面存在政策与法律的矛盾也急需厘清。需要在严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两个不得”和对政策性指导意见进行“限缩性解释”的双重前提下,确立“适度”原则,通过探索制定《村民自治法》的远期规划和善用地方立法权的近期进路,辅之以“备案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进一步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进行规导与监督。

关于地方立法的审视和反思

我国现行地方立法的制度设计上有许多不科学之处,地方立法实践中呈现出许多问题,比如立法权的平等性问题、授权立法的形式性问题、立法能力的有限性问题、重复立法和观赏性立法过多等。建议通过修改立法法等手段,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级市)以地方立法权,进一步扩大地方立法权限,建立地方性法律法规有效期制度和定期清理机制,并且明确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范围和重点,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

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及其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仅源于对中央苏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延续,而且也源于中共局部执政地位的巩固以及根据地艰苦环境的需要。基于历史考察和文本梳理,认为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注重党员的学习与教育、党的组织建设、党对群众领导的工作方法、党员廉洁清正等方面。其历史经验在于:重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遵守党内法规上的模范作用;反映出党内法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行为准则的专有性;针对党内突出问题助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党内法规建设为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提供制度保障;以党内法规和成文法律确保从严治党的落实。

房地产调控：从行政控制到利益协调——目标替代的非正式规则与房地产调控模式转型

2004年以来,针对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中央政府出台了包括土地、财政税收、信贷、保障性住房和规范交易行为等方面的调控政策。但是,针对这些调控政策,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目标替代的非正式规则,导致房地产调控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目标替代的非正式规则的原因在于目前房地产调控的制度环境形成的政治、经济利益诱因。因此,要提高房地产调控绩效,必须实现房地产调控模式的转型,从行政性和组织性色彩浓厚的调控,走向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调控。为此,在加强监管和惩戒,强化行政控制的同时,还必须完善相关的房地产业政策,对包括财税体制(如以物业税替代土地财政等)、地方政府政绩评价体制、土地管理制度在内的相关制度体制进行改革。

北京市与上海市地方立法的比较分析

北京市与上海市都是地方立法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地方立法都具有典型意义。北京市和上海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既存在着相似之处,也存在着差异之处,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到了地方立法之中。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地方立法进行比较分析,对于掌握地方立法的特点、认识地方立法的构成、总结地方立法的科学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我国的地方教育立法

地方教育立法是相对于中央教育立法而言的,它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地方教育法包括地方性教育法规、自治条例中有关教育的条款和教育的单行条例、教育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教育立法形式多样,地方教育法规、规章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较为复杂。

村民自治的历史嬗变——传统文化传承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审视

传统乡村自治文化是在长期生存过程中对乡村居民生存境域进行深刻认识和对其生活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后逐步形成的,蕴含着丰富的生存论方面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方面的参考价值,对生存问题终极思考的永恒性使得传统和现代可以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传统乡村自治文化中长期积聚的认识和经验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得到延续。通过对乡村自治文化进行历史审视和对其内涵做简要分析,发现传统乡村自治不仅出自乡村自我管理的现实需求,也源于教化及文化传承的精神需要,这就使得传统乡村自治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超越性发展有了前提和基础,因此,深度挖掘传统村民自治中的优秀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其和现代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依法治考视阈下自考地方性立法的研究与实践——以天津市为例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自学考试制度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和国民素质提升表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却严重滞后,这制约了自学考试的健康发展。因此,在目前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健全自学考试法制体系刻不容缓。文章以国家教育考试的立法现状为切入点,结合新形势下自学考试面临的问题,分析了地方性立法的必要性,并对天津市自学考试地方性立法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工作进行阐述,以期为其他省市自考办和上位法修订提供有益的借鉴。

以地方为视角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以地方为视角审视和思考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是对应地方法治理论,分析地方党内法规建设与党内法规体系化建设的关系。从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基本部署和逻辑架构看地方党内法规建设,实质即站在中央的高度来规划和引导地方党内法规建设的推进和发展,将依规治党基本精神运用于地方党建。地方党委应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明确的职责权限,承担中央授予的法规制度建设职责,从加强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地方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加强组织保障等方面,推进和加强地方党内法规建设,充分发挥地方作用以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中国传统“家法族规”的特征及现代法治意义

"家法族规"独特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特质,至今仍具潜在和积极的影响。通过外部观察的特征描述,能更好地理解传统的"家法族规"。进而,通过全球化、中外交融、古今融通三种视角,发现传统"家法族规"在法治观念、制度架构、司法技巧三方面的中国现代法治意义。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其中"封建"留毒的不利影响。

全民阅读城市建设的地方立法与实践——基于对10个城市法律文本分析与实践活动的考察

全民阅读已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全民阅读方面的立法状况如何对于保证全民阅读付诸于实施具有规范意义,而全民阅读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实践情况,是检验全民阅读开展状况的最有效的观察窗口。本文选取了 10 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城市,对这些城市全民阅读的立法情况从法律效力级别、发布部门、发布形式与法规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并通过探究相关法律法规实施的活动多样性、基础建设保障性、参与群体广泛性、各方力量支持性等实践层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其取得成绩、工作亮点以及有待加强的方面,从而为今后全民阅读的立法工作和实践开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地方政府立法的权限与范围

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立法权限的划分是地方立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行政国家的不断发展和行政事务的日益增长,加之行政机关所具有的专业性、具体性和便捷性等立法优势,使得地方政府立法的增加成了一项无法阻挡的必然趋势,因此其立法的权限和范围不应再按照旨在对其进行限制和缩减的"根据"原则来划定,而应当遵循放宽束缚的"不抵触"原则,以满足复杂多样的行政事务对规章制度的要求。由此带来的消极因素则应通过完善地方政府的立法程序和监督机制加以弥补。

乡规民约与美政美俗——儒家乡村社会治理中以礼化俗的维度

儒家的理想不仅要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古代中国,政权马不停蹄地换,甚至还会一时真空,但社会却还能够维持得很有好,人伦秩序一天都不乱,靠的就是教化的力量。在对江北水村余氏耕读堂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其祖辈留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忠、孝、恕、廉、耻、温、良、恭、俭、让之"十德",其新修"族规十二条",充满儒家精神与儒家情结,已成为其家风,世代相传,遵循不移,影响族人做人、做事。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发挥底层精英作用,彰善纠恶,能够使人做"良善之民",营造出"仁厚之俗"。相比之下,《万集乡严南村村规民约》则显得简陋、单薄,失之于空洞,儒家乡村治理传统之断裂可见一斑。

林权流转程序中的备案问题探讨——以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对象

选取林权流转过程中的备案内容,分析了备案的范围和适用领域,以若干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林权流转备案事项进行梳理,分析了备案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