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性与国家化:新乡土德治的理论来源、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探究

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史的主体,而乡土德治缔造了农耕文明的基因。新乡土德治是乡土性与国家化相结合产生的乡村德治新形态,其理论生成来源于“根脉”与“魂脉”的统一,是乡村德治重释文明与重塑认同的产物。新乡土德治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乡土性与国家化的关系,让传统道德赓续民族血脉,传承文明基因,体现乡村德治的民族特色、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让国家化成风化俗,正心明道,赋予传统道德以现代性力量。在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变迁中,新乡土德治面临德治价值之困,德治规范之散,德治权威之尴等系列现实困境,冲击着乡村德治的价值、结构与秩序。基于“以何治-如何治-谁来治”的逻辑,从基因传承、制度支撑和结构化权威方面探究了新乡土德治的实践路径,实质是“历史-文化-政治”维度的价值共生,是传统与现代德治元素的共契共治。只有如此,新乡土德治才能实现为乡村振兴培“根”铸“魂”的治理目标。

试论我国的地方教育立法

地方教育立法是相对于中央教育立法而言的,它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地方教育法包括地方性教育法规、自治条例中有关教育的条款和教育的单行条例、教育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教育立法形式多样,地方教育法规、规章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较为复杂。

村民自治的历史嬗变——传统文化传承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审视

传统乡村自治文化是在长期生存过程中对乡村居民生存境域进行深刻认识和对其生活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后逐步形成的,蕴含着丰富的生存论方面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方面的参考价值,对生存问题终极思考的永恒性使得传统和现代可以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传统乡村自治文化中长期积聚的认识和经验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得到延续。通过对乡村自治文化进行历史审视和对其内涵做简要分析,发现传统乡村自治不仅出自乡村自我管理的现实需求,也源于教化及文化传承的精神需要,这就使得传统乡村自治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超越性发展有了前提和基础,因此,深度挖掘传统村民自治中的优秀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其和现代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乡村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整治--以日用类书为中心

明清时期(明中叶以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新旧社会因素交替交织在一起,学术界过去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今有人称之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期,也有学者称之为早期工业化或现代化因子萌发期,简言之是一个转型社会。保存在日用类书中的乡规民约是研究明清时期社会形态的珍贵资料,必须将它梳理、考释、有选择的引用。

民间法的纠纷解决方式

国家法在纠纷解决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最为主要和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但是在国家法的社会实效受到置疑或者难以发挥理想作用的地方,民间法就往往对权利冲突或纠纷的解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调整着在冲突纠纷中受到破坏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权利并保证义务的履行,维系着民间社会的秩序。民间法通过其独特的纠纷解决机制、调整方法和以规范形式体现的乡规民约,和国家法一道构建了社会的秩序体系。

新时期村规民约建设探析

新时期村规民约建设,对创新乡村治理方式、传承乡村文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村规民约建设存在的问题有制定的主体和程序、内容和形式不规范、实施中执行措施不得力、监督机制欠缺等,其问题的主要成因为乡土文化的制约、社会变迁的冲击以及观念转变的影响等。推进村规民约建设重要的在于因村制宜,形成共识;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政府主导,加强监督。

软法视野下村规运用实证考察与机理重塑--以构建情理法统一为中心视角展开

村规蕴含的公序良俗,不仅是《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也是"民间法"软治理的规范之一。村规在乡土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功能。然而现实却存在着大量异化的村规,其根源在于村规的制定缺失民意基础、制定程序随意。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制定法应理性引导村规条约制定、审查与备案,预留村规合理的规制空间;反之,村规也应恪守法治思维,体现基层民众真实意愿。为制定法与村规在乡土治理领域寻求一条协同共存之路。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的个案考察、效力依据与完善进路——以贵州省从江县W村为样本

西南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及其独具地方特色的惩戒性条款,突显出基层村民自治的契约性与独特性。惩戒性条款在实践中存在的处罚数额过高、处罚形式单一、内容模糊粗糙、规约监督与执行缺乏可操作性以及与国家法之适用冲突等问题不仅亟待解决,在效力依据方面存在政策与法律的矛盾也急需厘清。需要在严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两个不得”和对政策性指导意见进行“限缩性解释”的双重前提下,确立“适度”原则,通过探索制定《村民自治法》的远期规划和善用地方立法权的近期进路,辅之以“备案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进一步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进行规导与监督。

发掘利用乡规民约价值提升村级社会治理水平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充分发掘乡规民约的价值,有效发挥乡规民约在提升村级社会治理水平中的作用。乡规民约对加强村级社会治理、强化村民法制意识、维护村庄公平正义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相关部门对乡规民约重视不够、乡规民约在解决村级事务中发挥作用不一等问题。认为从乡规民约的制定、宣传、执行、监督机制等角度探索发掘乡规民约价值,提升村级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以期对探索村级治理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参考。

论乡村“仪式性人情”的法律治理

“仪式性人情”的异化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巨大阻碍,表现为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异化,由曾经的互助机制演变为敛财工具,其根本原因在于乡村原有秩序的消解,无法充分发挥“活法”的规制功能。“仪式性人情”的无序发展已不能通过乡村的自我能力重构,村民的伦理诉求和乡村内部力量微弱等原因构成了公权嵌入式治理的道德正当性,但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依然欠缺合法性依据。基于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权限和特性的全面考虑,应当优先选择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进而型塑对“仪式性人情”乱象的依法而治;此外,还应高度重视村规民约作为“活法”的作用,形成多元法律治理的格局。

礼法时代的民间法律规则体系抉微

民间法律规则体系包含宗法族规、乡规民约、地方立法和少数民族法规。其中宗法族规和乡规民约渊源于礼俗文化,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受到名门望族和官员士大夫的推崇,旨在约束宗族成员和乡邻百姓;地方法规和少数民族法规渊源于国家律令,在大一统体制下地方法规是国家律典在地方施行的具体表现形式,以稳定地方秩序为首要目的。民间法律规则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趋向,都与家国礼法的需求相一致,并丰富和延展着中华法文化的内涵。

《白鹿原》中的礼法、乡约与治理转型

小说《白鹿原》是一部清末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族变迁史,也是探索乡村治理的典型文学范本.宗族与礼法奠定了白鹿村的治理基础.族长白嘉轩是传统宗法文化的典型代表,其艺术形象鲜明地体现了传统乡村治理体系的优长与困局.《白鹿原》的《乡约》包括行为引导、过失警戒、礼俗维护等综合内容,堪称白鹿村道德准则法律化的“法典”,族长身兼行政与司法双重功能,祠堂是自治机构场所,《白鹿原》的故事展现了封建礼法走向现代法律的交缠.在新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白鹿村乡约松弛,礼治废弃,有着时代转型,但也有了阵痛撕裂甚至流血悲剧.彻底背离《乡约》、摈弃传统的极端做法需要反思,传统乡村治理秩序与现代法治需要辩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