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透支型发展的逻辑与风险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通过运动式治理推进乡村“强富美”建设,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在有限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担高标准乡村建设的成本,负债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应对策略,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中的透支型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透支型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更在于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制度外行动空间,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体现为地方政绩以及市场化导向乡村发展的双重逻辑。作为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行为,透支型发展隐含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村发展悬浮、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应警惕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振兴透支型发展策略取向,回归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稳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支出

中国式分权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上的集中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如何在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以来,虽然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相对清晰,但支出责任并没有被正式划分。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也因此表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并给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带来风险。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诸多学者从制度角度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伴随问题的原因。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有两种观点:中国式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经济激励和晋升激励,通过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开放,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抑制作用,表现为市场分割、地区间差距扩大、重复建设和公共服务不足。在开展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系统探讨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双重治理体制下政府碳排放监管博弈分析

中国式分权管理、官员晋升考核的经济锦标赛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多目标决策时更关注于经济增长而非环境保护,致使环境规制政策难以有效落到实处。基于国家和企业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碳排放约束和2017年后逐渐形成的阶梯式碳税体系,构建了中央、地方双重治理体制下,中央、地方环保部门同碳排放企业间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双层治理体制下实施阶梯式碳税政策对不同主体行为的影响。模型均衡分析和仿真研究发现:双重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追求会导致地方环保部门放松环境监管,弱化了环境规制的碳减排绩效;实施阶梯式碳税时,企业偷排行为与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成本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成本正相关,与偷排惩罚系数反相关,合理的碳排放标准对约束企业的偷排倾向和偷排量有重要影响;实行阶梯式碳税比单一的标准碳税对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绩效具有更好的激励效果,而单纯的经济手段无法激发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积极性,还应辅之以行政手段等其他约束措施。为强化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切实达成预期的碳减排目标,必须从制度上打破环境规制的中央-地方双层治理体制,改变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标准。探索实行环保部门的中央垂直管理并合理划分双方权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有助于更好地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激励;尽快建成完善的碳税体系和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科学制定阶梯式碳税标准和配额标准;同时还应加大执法力度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力度,引入第三方参与以降低环境规制的监管成本等。

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为什么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基于中国式分权的视角

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基于同时考虑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中国式分权视角,对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现象进行解释。理论分析表明,在由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相互嵌入构成的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和改善政绩,具有偏重推进空间城市化、忽视推进人口城市化的动机。利用2000年~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式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间竞争越激烈,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的程度就越严重。因此,为了实现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同步协调发展,中国需要对现行财税制度和地方政府治理机制进行相应改革。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一个综述

本文研究了中国式分权的特征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经济分权的同时所实施的政治集权构成了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强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发生。然而,在"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模式下,中国式分权这种制度安排却也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异化行为,主要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财政支出的偏向与公共品供给失衡以及地方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在当前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式分权的有关问题,对于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改善政绩考核方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财政困境及其排解

政府职能转变是决定公共财政活动的根本前提,公共财政是政府职能有效实施的物质基础,因此,从公共财政与政府职能的内在关联性出发来反思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可能路径无疑是个有益的尝试。而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完善、地方公共财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管理混乱这三大财政"瓶颈"成为制约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成功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着力构建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以此来加快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

基层运动式治理法治化转型的路径研究--以济南市“拆违拆临”为例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运动式治理是多年来被频繁使用的治理方式,如何实现其治理方式的法治化转型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对于基层违建治理而言,执法资源有限、各执法部门协同不畅、特定时期基层执政者对于法治的选择偏差、政府部门自身违建众多是多年治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而克服这些原因的最高效方式就是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治理是基层完成治理目标的重要方式、是纠正政府违法的重要手段、是集中治理资源冲破执法阻力的重要推力。济南市2017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违拆临"行动,本次行动中济南市重视运用法治方式,努力为日后常规治理奠定基础性制度环境,分别从理念转变、注重法治方式运用、尝试联合执法机制、增强法律意识、以党促政等方面综合施策。

党风廉洁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作为衡量各地党的建设现实状况的有效工具,党风廉洁建设评估是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为此,必须严格遵守党风廉洁建设的构建原则,提炼党风廉洁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完善党风廉洁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运用党风廉洁建设评估方法,强化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建设责任,以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组织保障。

地方政府公共事业委托代理型管理方式的建构途径探讨

基于委托代理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方式创新,需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委托代理运作招投标管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委托代理运作合同保证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公共事业委托代理运作激励约束机制。

中国式地方政府债券及其逻辑起因

从形式上看,准市政债券和代发地方政府债没有遵循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券制度,本质上却属于财政性资金范畴,发挥着地方政府债券的作用,可用"中国式地方政府债券"统一归纳。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非规范化制度属性;行政干预强烈;发行主体不是地方政府及其管理机构,而是具有债券发行权的"外壳"公司或组织;发行管理制度适用范围各异;发行条件相差悬殊等。从外因分析,中国式地方政府债券是规避法律管制的产物;从内因来看,则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职能扩张的必然要求。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提高地方党组织的执政能力

贯彻落实“十六大”的精神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提高地方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前 ,地方党组织执政方式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亟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问题。为此 ,必须积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促进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 ;努力建设推进改革和完善地方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 ;完善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规则及运行机制 ,提高各级党委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党风廉洁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为更好地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对当前各地党的建设现实状况进行精准评估,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为衡量全面从严治党进展状况的有效工具,党风廉洁建设评估是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更加凸显了建构党风廉洁建设评估指标的时代价值。为此,必须严格遵守党风廉洁建设的构建原则,提炼党风廉洁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完善党风廉洁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运用党风廉政建设评估方法,强化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建设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组织保障。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动机

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动机及其与社会动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但这种经济动机在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不存在;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效率改善与企业软预算约束呈负相关,且在垄断型、管理层持股较多和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中影响更大;与中央企业相反,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动机与社会动机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联动关系,且仅在垄断程度较高和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中显著。

中国式财政分权、辖区竞争与地方政府投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投资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手段,财政激励和政治晋升是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动机。利用全国30个省级政府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辖区竞争对地方政府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度较高的地区,市场主体的力量更为活跃,预算内资金来源的地方政府投资的力度反而较弱;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度量地方政府投资时,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投资正相关,反映着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有能力和空间对市场主体施加影响力,以扩大投资规模;辖区竞争与地方政府投资之间在各种回归分析中均正相关,反映着地方政府存在通过扩大投资,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流动性资本的倾向。

中国式分权下的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

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出于缓解自身财政压力和政治晋升等动因,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电力需求。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1999—2010年30个省区的动态面板系统进行估计分析,结果与理论预期相吻合:财政分权、电力需求、市场化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各省区的经济增长、第二产业比重、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显著地影响了电力需求,财政分权、人口、电力耗能指数与电力需求正相关,价格与电力需求负相关;而在不同省区,同一影响因素对电力需求的作用力度不同。

汉代的地方吏治略论

吏治是古代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管理和统治民众的方式和治绩。从某种意义上说,吏治又指治吏,或吏政。汉代在地方官吏的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章试图从官吏的教育、选拔和任用、考核与监察以及考核后的奖惩等几个方面,探讨汉代地方吏治的合理性因素,力图为当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叠加”抑或“挤出”:累加任务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多重效应分析

运动式治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在现实中有着广泛运用。既有研究强调,运动式治理的存在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地方政府并非是一个既定的完整统一体,运动式治理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微观影响需要进一步打开和细化分析。本文基于协作关系的认识,对运动式治理的本质加以剖析,认为“累加任务”是运动式治理基于特定目标,为地方政府组织带来的、相对于原有科层任务出现的“新任务”,对地方政府的常规行为有着“叠加”抑或“挤出”的影响。本文以Y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案例,论述Y市地方政府微观部门在累加任务影响下的动态行为变化,具体表现为统领部门、核心职能部门、边缘职能部门及基层地方政府在组织流程、组织绩效及组织理念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鉴于此,文章提炼了关于累加任务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深层机理,归纳了累加任务政治性、优先性及灵活性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逻辑解释,为理解运动式治理和累加任务提供了新视角,在地方政府治理研究的道路上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