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总体性呈现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的核心概念,要从更悠远的历史纵深、更宽阔的时代视野、更美好的未来图景的协调贯通中加以总体性呈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为立基之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现实关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为核心命题,由此确立了本土化定位的基本依据。中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确立了高度的主体自觉,在深化“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中坚定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在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富有的历程中找准了明确的价值目标,由此明确了现代化追求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渗透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原则,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由此展现了全球化发展的开放胸怀。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传统赓续发展、精神独立自主和文明交流互鉴三方面贯通融合、有机统一的充分彰显。

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创新路径探究——以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

提高图书馆学科服务工作质量,推动和促进提升高校教学和科研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从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提出从树立师生需求为本理念,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馆院联动机制,加强学科馆员队伍建设、文献资源建设及创新服务模式等有效路径,提高学科服务质量。创新学科服务路径,提升学科服务工作效率,为实现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目标提供优质的服务。

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现实困境及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下一轮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背景,运用网络调查法,从服务栏目、服务内容、服务平台、服务团队、微信学科服务5个方面对43所省部共建的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我国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存在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内容不够丰富、服务平台建设滞后、服务团队建设落后、微信学科服务覆盖面不广等现实困境,提出通过树立主动服务理念、创新学科服务内容、构建智慧化学科服务平台、打造高水平的服务团队、探索多元的服务方式等路径实现学科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学科建设和“双一流”建设。

学生夜间学习空间局部照明环境研究

当前研究表明,光环境不仅对人的生理健康产生影响,还会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目前随着作业量的增加,夜间学习时间增长,夜间局部照明环境对眼部健康的影响也日益明显。本文从客观的数据测试与主观感受两方面对目前学生夜间学习空间的局部照明环境情况进行调研,同时建立照明环境参数与满意度模型,发现照度与满意度之间呈现二次函数关系,得出:照度为730 lx时,满意度最高;同时照度均匀度与满意度之间呈线性增长关系。研究结果有助于对局部照明环境进行深入研究。

地区失信环境与企业现金持有——来自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构建相互信任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法人数据,实证检验地区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并揭示其主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失信被执行人越多,其现金持有水平越高;机制检验发现,失信环境能够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增加费用支出和降低经营绩效,内外部资金来源受限以及增加的费用支出迫使企业出于预防性动机持有更高水平的现金;进一步检验发现,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较差、规模较小时,失信环境中的企业需持有更多的现金以应对潜在风险。这些结论从现金持有的角度丰富了对失信环境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借鉴思路。

国家叙事与地方表达——论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建设中的文化主体性价值

民族村寨建设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国家叙事和地方表达。通过考察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建设中文化自觉、文化惯性和文化生产过程,从文化主体的适应性、因应性和回应性中重新认识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三重价值维度;面对国家政策设计和地方实践表达中的话语矛盾与冲突,从匠作技术传承、民族文化传播和地方性空间生产中分析民族村寨建设中的主体实践挑战;最后,从主体回归、实践赋权和空间活化三个层次提出我国民族村寨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价值面向。文化主体性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地区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开辟出的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探索和新成就。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总结几十年中国档案学科发展成效的内在要求,也是从档案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档案学人应该发挥主体意识,以历史为观照、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巩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增强中国特色档案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力。

走向实践自觉:社工站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W镇社工站实践的思考

当下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但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诸多难题。基于W镇的实际经验,社工站本应是专业实践、社会实践、本土实践三者的融合,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专业实践悬浮、社会实践角色功能不清以及本土实践趋同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社工站在实践智慧、主体意识、在地认知等方面有所欠缺。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社工站需要走向实践自觉,即构建实践智慧,形塑社工站的专业实践;培育主体意识,保障社工站的社会实践;生成在地认知,落实社工站的本土实践。实际上,社工站面临的专业化、社会化、本土化等实践困境是当下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社会工作专业更加美好的未来,应进一步强化我国社会工作的实践自觉。

校地合作视域下南疆应用型高校多主体协同育人发展研究

校地合作是高校和地方区域整体发展的共同需要,已成为共识之势。校地双方要强化融合意识,在提升融合质效上下功夫;强化协调对接,在推动项目落地上下功夫;强化资源整合,在打造优势品牌上下功夫。南疆四地州作为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长期受困于自然环境、历史发展、地域文化、语言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教育水平也相对落后。为了办好区域性的应用型大学,南疆地区的应用型高校需要拓宽育人路径,链接区域资源和特色优势,发挥地方区域发展的各方主体的主动性,与高校一起办大学,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真正实现高校资源与本地周边资源的大融合。本课题以校地合作视域下高校多主体协同育人发展研究为主题,以南疆地区应用型高校为例,为应用型高校协同育人模式探寻符合新疆区情的发展之路,从而促进区域的整体性发展。

地方文化元素赋能乡村振兴——基于巴中市恩阳区万寿村寿文化的考察

地方文化元素是乡村文化的构成部分,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道路相结合,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之义。该文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巴中市恩阳区万寿村寿文化元素赋能乡村振兴的系统路径。研究发现,万寿村的发展主体紧扣“寿”文化的核心内涵,通过深挖寿文化基因、串联寿文化事项、营造寿文化空间的农文旅产业融合模式,有效地推动了乡土社会的产业发展,助力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维系了乡村共同体的独特性和持续性。同时,乡村文化主体性的重塑也有利于当地社会的文化治理,实现村民的文化自觉,从而促进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

区域重大战略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破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难题为重点,强调区域内分工协作、区域间优势互补,谋求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在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地方政府作为重要的责任主体,应履行好主体责任,如促进区域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探索区域问题的精细化施策方案、推动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进区域共同富裕等。为此,地方政府要运用好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等政策工具,强化有限政府思维、精准思维、共赢思维、底线思维、共富思维等,确保区域重大战略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功能、困境及其突破

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对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表达意见和诉求,进而影响立法结果的活动。它能够促进地方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合法性和正义性。然而,实践中,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在参与主体、参与规则、参与保障机制等方面存有不足,影响了其功能的实现,可以通过塑造具有参与能力的理性参与主体、完善合理的参与规则体系、健全有效的参与保障机制等路径,突破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功能实现的困境,从而发挥其应有功能。

论行政主体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我国学界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在我国是否移植国外分权行政主体理论、政府职能部门是否继续作为行政主体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尚未形成共识。我国不宜移植国外分权行政主体理论,原因在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政党政治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而且我国也没有国家法人学说。当然,我国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有待完善,面临本土化建构的重大任务。有鉴于此,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主体资格应继续保留,但应取消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基于公权不可处分原则,行政法规和规章原则上不应授予社会组织行政权。

地方高校应用类学科国际化课程改革方案探讨——以浙江工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为例

高校实践应用类学科对接国际前沿和嫁接地方实践的要求迫在眉睫,城乡规划学科受技术手段与方法革新和学科自身特点的影响,也已走到转型探索的十字路口。在梳理国内规划类高校国际化课程设置实践及相关研究基础上,以地方高校浙江工业大学为实践样本,明确以设置理念、体系框架、讲授内容为重点,兼顾地方发展特色的改革思路,建构以入门、通识、前沿、述评为逐级递进梯度的国际化课程体系,拟定与专业课程体系相匹配的课程及其定位和讲授内容,形成具体改革方案实施要点与安排,以期为其他应用类学科的课程改革提供借鉴。

地方立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现及路径优化

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并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其核心要义之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依法治国始终坚守的根本立场,是新时期全面依法治国应遵循的行动指南。地方立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基础,为此势必要求地方立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精髓、价值理念融贯其中,并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秉持为民谋幸福的初心作为立法的效果落脚。为优化地方立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应提升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立法的能力、确保立法内容体现真实民意、推动公众有效参与立法过程、公平配置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等,以期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从村级自治到多元共治:乡村纠纷调解的逻辑转向及其优化——基于“结构—行动”视角的分析

乡村纠纷调解是一种基于结构与行动的交织过程,表征为乡村社会结构下解纷行动者的策略选择逻辑。乡村纠纷调解遵循村庄内生力量主导下的自治进路这一传统逻辑,形成了与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生计模式、家族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和合观相适应的解纷机制。随着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村级自治型调解的动力、能力和效能渐趋弱化,乡村纠纷调解需要实现从村级自治型向多元共治型的逻辑转换。多元共治型调解模式通过村级调解组织的能动性治理,创设居于乡镇与村组之间的片区调解单元,促使差异化调解行动者的资源制度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发挥多元共治型调解的治理优势,需要立足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现实,坚持基层党组织对纠纷调解的领导地位,优化片区调解单元,厘定调解行动者权责结构,激活传统与现代调解资源,以适应乡土社会的发展变化。

生计抗逆力、主观地位认同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地点选择

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实现增收的重要途径,厘清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方向的选择机理是进一步挖掘劳动力转移潜力的关键。本文以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利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家庭生计抗逆力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方向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公平态度的调节机制以及主观地位认同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计抗逆力中的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能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选择“离土又离乡”型外出务工,但自组织能力却能促进农村劳动力选择“离土不离乡”型本地就业;农村劳动力的本地主观地位认同在生计抗逆力对其非农转移方向的影响中产生了中介效应,即缓冲能力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本地主观地位认同而促进其本地就业,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通过降低其本地主观地位认同而促进其外出务工;此外,缓冲能力在劳动力所持公平态度的调节作用下,其主观地位认同会“向下偏移”从而产生了“相对剥夺效应”。因此,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过程中,应当在提升其生计抗逆力的同时还需重视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兼顾社会公平。

艺术乡建与乡村“策略性”文化身份的构建

重建乡村文化身份是当代艺术乡建的“根”与“魂”,而艺术乡建又是“接合”不同文化资源与要素的枢纽。尽管各乡建要素在重构乡村文化身份的目标上具有同一性,但其不同的内在逻辑及由此而来的复杂关系却是艺术乡建的实践难题之一。反思艺术乡建的历史过程与实践得失,在地性、主体性和参与性是其中最重要的三大问题域。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策略性身份”的论说在当代社会—文化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乡村文化身份是在当代实践中持续动态构建的、结合了怀旧和愿景的“策略性”身份,身份认同的主题是一种“策略性”的主体间性,涉及艺术家、基层政府和村民,他们在利益、目标和方法上相互竞争。其目标是村民在参与、互动与竞争中达成“策略性”文化认同。充分把握艺术乡建在构建乡村文化身份中的复杂关系,必须深入研究艺术乡建中具体的“接合”形式。鉴于去作品化、有限项目、文化产业作为“接合”路径是有限的,艺术乡建需要重构乡村审美生活和艺术趣味,在可持续性项目中积累文化内容,用乡土创意丰富文化生产。

基于主体认知的传统村落地域景观解译

传统村落地域景观是漫长历史过程中村民记忆积淀的产物,是承载乡村文化、情感和意义的物质载体。从地方居民的角度出发,基于村落景观要素的格局、街巷、地标3个维度,采用认知地图、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住民的景观认知偏差和探究其对村寨景观的情感认知,归纳村落景观文化内涵,得出各类景观要素分别承载了村落的氏族关系、风俗活动及文脉特色,为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地域景观的再现与表达提供一种实践性较强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