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比“自由”更重要——作为思想史文本的《伤逝》

从清末“罗兰夫人热”到五四“娜拉热”可知,清末以来的女性启蒙思想进入“‘自由’压抑‘平等’”的思维之中。鲁迅《伤逝》延续清末何震关于男女平等的思考,批判清末以来“‘自由’遮蔽‘平等’”的现象,反对将“性别权力问题”转化为“新旧等级问题”的启蒙思路。而且鲁迅在《伤逝》中对男女间“温习旧课”的思考,否定了“五四”时以强者为中心的爱情自由变迁观,反思“‘自由’压抑‘平等’”思维所带来的现实破坏性。同时《伤逝》凸显“家务平等”在自由爱情、婚姻中的重要性,提出日常家务的性别属性并非女性专属,强调“家务平等”与“经济平等”“精神平等”同等重要。总之,作为思想史文本的《伤逝》是近现代女性主义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五四时期张竞生的爱情观

1923年4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他的爱情观,引发了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在张竞生看来,爱情是男女双方的自由,是有条件可比较可变迁的,情爱比离合更重要。他认为夫妻双方都要“竭力向上”努力使爱情不变迁。当时许多人难以接受他的爱情观,特别是不支持他说的离婚自由,盖因它背离了中国家本位等文化传统。尊重个性崇尚自由是张竞生爱情观的本质内涵,是个体本位文化理念的体现。爱情自由是张竞生生命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爱情定则早就存在他的生命美学构思当中,其可取之处值得我们去辨析,批判地吸收。

The Rising up of the Maternal Love against Slavery

By analyzing the two stories' social backgrounds,writing backgrounds and comparing the two slave mothers' life experiences,the essay explores the rising up of the two mothers for their children's free and happy lives,their endurance during the escape and their strive for true freedom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English Poems Collarbone of a hare and Garden of Love

This essay is intended to present the resemblanc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Yeats'poem Collarbone of a Hare and Blake's poem Garden of Love in regard to their theme and poetical techniques.

安妮·埃尔诺作品的社会学意义

从文学社会学层面来看,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是某些社会学议题在文学中的具象表达。她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文学创作,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写作题材;在勾画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女孩成功实现人生改变和社会升迁轨迹的同时,以接近客观主义的写作手法展示平民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的精神对立与互动。埃尔诺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整整一代人的回忆,由己及人地在创作中始终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社会学观照,反映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变迁。作者以文学活动介入和干预政治与社会生活,由此彰显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创作出一种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之间”的文本。

从“艺术的过去”到爱的人文伦理——对保罗·考特曼教授的访谈

保罗·考特曼教授在黑格尔美学研究以及莎士比亚文学研究方面建树颇丰,他的著作为当代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篇访谈以黑格尔美学命题“艺术的过去”为切入点,辨析了当代学界将“过去论”误解为“终结论”的原因,探讨了艺术何以被历史地看待、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何以被当代人感知以及“艺术过去”之后何以反思艺术等相关美学话题。考特曼教授还以莎士比亚作品为例,梳理了艺术与哲学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抗争关系,以此展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巨大优势。最后,面对艺术业已丧权的当代世界,考特曼教授将论域从美学扩展至人文伦理学,试图以“作为人类自由的爱”为核心概念,揭示出人与世界源源不断的对于“相互性”的要求,同时探究超越地方传统的普遍之爱何以彰显人文伦理研究的普遍性。

《好逑传》中女性意识之解读

《好逑传》大致成书于明末清初,为名教中人所作,这部曾深受歌德、席勒等大文豪青睐的作品,以水冰心与铁中玉的婚恋故事为主线,塑造了水冰心、桃枝、韩湘弦、水香姑等几个性格鲜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以“他者”身份生存于男权世界的夹缝中,她们身上所体现的女性意识非常值得关注。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女性性别意识、主体意识及婚恋自由意识等角度深入挖掘《好逑传》中女性人物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觉醒,对正确把握《好逑传》的思想内涵,客观评价这部作品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路文彬:返回爱与自由的双重实践

在文学创作中构筑理念宫殿,同时将学术批评生成为自我强劲的创造,作家兼学者路文彬正是始终生活在这一丰富的双重实践中。而在文体转换的操练中,想象力与思想共同蓄力并以回返的形式互为促进。以知识分子主体的身份认知作为根祗,路文彬的伦理追寻与文学创作交汇于通往自由之路、返回之反抗和关怀弱者的爱之哲思这三方面。他既在小说创作中呈现个体对自由生命状态的追寻,也在学术论著中建构本真的自由伦理;同时阐发了反抗之回归的本质与终极目的,而小说随笔中反抗精神也早已内化;路文彬始终在伦理学意义中追索爱的真谛,并传达着对被遮蔽弱者的关怀,其小说随笔里,也流溢着丰富的爱的情感。不受制于学科的界限区隔,路文彬以杜绝陈见的勇气,漫游并创造着自己的语言,并深切关注着人的生存。

“妇女主义”:五四时代的产物——五四时期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杂志》

五四时期由男性"新青年"主办的《妇女杂志》曾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虽然他们也讨论妇女求学、就业等问题,但却将更多的篇幅集中于"自由恋爱"和婚姻生育问题,欲以"自由恋爱"和"母性"取代妇女问题的解决的意向极为明显,为此他们提出了包含着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欲望想象等多重因素的"妇女主义"。虽然"妇女主义"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想象。但却依然是一种以男性主体性为根本出发点和立场的对妇女的想象,它与中国现代初期的女权启蒙一样,是一种男性话语对女性乃至女权主义的建构,而不是妇女自己创建和从事的事业。

《伤逝》:鲁迅对思想启蒙的困惑与反省

《伤逝》是鲁迅小说创作当中题材独特、寓意深刻的作品文本。作者通过主人公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对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作了形象生动的深刻反省。《伤逝》具有明确的自我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它对以"恋爱自由"为中心话语的五四精神,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强烈质疑;并借助涓生灵魂忏悔的痛苦追忆,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希望"与"绝望"、"寂寞"与"虚无"的真实心境。

走向关爱与自由的教育之境

只有具有重大创新天赋的人,才有可能在合适的教育环境下成长为现实的重大创新人才。华裔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受教育经历表明:创新人才的成长离不开中小学阶段充满卓越人文关怀的教育。我国现行公共教育体系尚未培养出重大创新人才,原因之一是公共教育职能在于保证公平和推进全民教育。标准化与过度竞争的培养方式,难以关爱到每一位学生。为此,我国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在现有体系之外,增设一套以学生自由学习为基本特征的面向少数人的教育系统。新增体系旨在营造宽松和良性竞争的教育环境,开放个人天性,使人成为人。

超越感性回归理性——对毛姆《人性的枷锁》的接受与解读

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接受和解读《人性的枷锁》,给我们一个启示:人成长的历程是一部艰难的精神磨练史。儿童时期的恋母情结,少年时期的宗教信仰,青年时期的情欲冲动,既给人精神寄托又成为人的精神羁绊。当人从一个时期过渡到另一时期时,精神上会产生矛盾、裂变和超越,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的,但只有经得起这个历练过程的人才可趋向人性的至高点。

恋爱自由与双重爱情标准——民国时期关于“爱情定则”论争的历史透视

民国时期,由于各种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婚姻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改革的视野。婚姻中的爱情要素被国人赋予了神圣而崇高的意义,人们猛烈批判旧式无爱的婚制,呼吁恋爱革命的到来。但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新旧过渡的时期,一般知识青年的思想一方面接受了新学说的启蒙,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旧观念的影响。通过对民国时期关于“爱情定则”大争论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般知识青年是如何糅合新旧观念,构造出怪异的具有双重爱情选择标准的爱情观。

爱和自由——尼尔教育思想简评

英国教育家尼尔的教育思想的宗旨是爱和自由。尼尔尊重生命,勇于实践,其观点虽然有些激进,但是对于当今我们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迪。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爱恨共辉煌——《呼啸山庄》希斯克利夫形象创作赏析

分析了小说《呼啸山庄》主人公希斯克利夫鲜明的个性特征及其在不幸遭遇和疯狂残暴的复仇史中迸发的强烈的爱与恨。初步赏析了作者的艺术手法和小说具有的时代意义。

20世纪日本女性文学:女性的觉醒与解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人的解放、个性解放思想潮流影响推动下,日本女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用她们手中的笔唱出女性的悲欢喜乐。木通口一叶、与谢野晶子等女作家表现女性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追求恋爱与婚姻的自由;20世纪20年代宫本百合子等女作家大胆表现女性追求性爱、婚姻自由、工作自由、离婚自由等;20世纪的80、90年代,日本女性对婚姻、家庭和生育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她们的作品中大量涉及了生育之性与"家族制的崩溃"、"家庭制的解体"等文学主题。她们对生育之"性"充满厌恶,即对"母性"充满反感,对家庭制的解体表现出无奈,同时她们又在构建新的"家庭"。

灵魂之根的追寻与隐喻——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

近年来,北美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的创作转向人性更深度的探索,她逐渐开始关注促成人性或激发人性某一潜能的内在动因,意在揭示华人移民群体对家园文化的高度依赖,这种精神依托已成为一种生存的必须。"家"与"爱"是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中的两大焦点,以追寻"自由"将之贯穿成一条主线,它落脚于人物的具体行为上就是"出走—回归"。在错置的生活经历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中,人物的种种追求既是对实在事物的渴求,也是对内心获得自由的拼争。这同时也映射了作家创作中所体现的意图——追寻内心自由与梦想。文章以此观照作家坚持以回望的视角和离散的姿态,展露人性、深掘灵魂,由此建构一个专属的精神家园,这也是作家赋予"寻根"新的涵义、缔造移民文化新的"灵魂之根"的巨大隐喻。

四大民间故事的文学性探析

通过梳理《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四大民间故事的成型过程,对四则故事进行文学性考察。围绕人文主题分析和研究人物、特殊物象和情节构建的神奇色彩,探讨人物背后的价值观,四大民间故事表现出对封建势力中神权、王权、父权和"人"权的打破,对人性中自由爱情的树立,"类大团圆"结局,进一步表现出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大民间故事的流传也影响着当代生活,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是中华美德的延续,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的自由人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