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目标下的企业创新行为:实质还是策略?

创新对于促进企业减污降碳、实现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区别于已有研究侧重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其影响源于诱发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但无法激励企业实质性创新行为。在经过一系列识别检验、稳健性检验、不同的估计方法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对非国有企业、污染行业企业的策略性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传递效应模型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扶持下,企业为寻求政府补贴而进行策略性创新。研究结论对于探索“双碳”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环境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协同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反事实思维,以2006~2019年中国192个城市为样本,运用回归控制法(HCW),实证检验低碳试点城市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协同对绿色金融的驱动效应,并重点分析政策协同影响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绿色专利信号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政策协同能够给城市绿色金融发展带来显著正向冲击效应,且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无论是数量维度还是质量维度,政策协同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绿色专利信号,尤其在强化高质量绿色专利信号方面较为突出;仅当绿色专利申请具备一定质量水平时,才能在低碳试点城市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协同影响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发挥有效的专利信号中介效应。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是其中的关键技术路径。基于2006—2020年的城市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低碳试点城市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差异。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和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且对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研究建议持续扩大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推行范围,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绿色转型。

低碳城市建设、环境审计与企业碳排放--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低碳城市建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08—2021年深沪两市A股工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将三次低碳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递归式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的碳减排机理及环境审计在此过程中的交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企业的碳排放量,且该效应在高碳行业企业、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及媒体关注度较高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2)低碳城市试点与环境审计在促进企业减少碳排放方面存在互补关系;(3)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在低碳城市试点促进企业减碳方面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政策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驱动效应与机制——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在粮食安全、社会安全、生产经营压力等多重约束下中国农业必须走兼顾低碳排放和产业效益的道路。为平衡农业生产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应当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分析促进农业低碳生产相关的效果,通过考察剔除排碳量后的农业产出效率来定量判断政策的效应。为此,选择中国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对象,基于2008—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数字经济政策对包含碳排放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同时探究数字经济政策对功能定位、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影响的差异。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政策显著提升农业低碳生产效率,体现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非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数字经济政策能够通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来提高农业低碳生产效率。因此,建议中国政府部门要更充分地使用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着力促进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推广使用,带动农业提高生产水平并减少碳排放,实现农业绿色低碳发展。

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碳中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低碳试点政策是促进城市碳中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工具,以2009-2021年中国266个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种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低碳试点政策对碳中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低碳试点政策促进试点城市碳中和技术创新,且对零碳与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显著;低碳试点政策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在高行政等级、大规模人口、低资源依赖、高数字化水平和高环境规制城市表现更显著。第二,低碳试点政策通过强化政府管制、完善市场制度和加强社会监督促进碳中和技术创新,其中,政府管制的传导作用最显著,其次是市场制度,而社会监督的作用最弱。第三,低碳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来自邻近地区的间接效应占比高达77%,且产业结构优化会增强低碳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能源强度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

为科学评估我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节能效应,为我国推进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加快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将我国21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与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相结合等方法进行检验,以及通过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深入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能源强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试点城市,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能源强度下降了9.744%,具有显著的节能效应,同时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治理支出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降低城市能源强度的影响机制作用中分别发挥了40.80%和1.62%的中介效应,其中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加明显,而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作用则强化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节能效果;另外,试点政策的节能效应在东西部城市、南方城市、经济百强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更为明显;此外,试点政策对邻近城市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具有地理衰减特征,在400 km以内(含400 km)为空间溢出区域,在400 km以外空间溢出效应不再显著。

基建投资、工业土地价格与城投债发行利率

以2011-2019年中国155个城市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GMM方法探讨了基建投资、工业土地价格对城投债发行利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和工业土地出让价格对城投债发行利率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且低碳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基建投资的总体效益与技术效益的提高有助于融资平台以较低的利率发行城投债。

低碳试点城市工业碳排放脱钩状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工业碳排放测算,采用Tapio脱钩模型及LMDI模型对我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2013—2020年的工业脱钩现状及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厦门、杭州、重庆、贵阳在2013—2020年已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工业碳减排及与工业经济发展间的绝对脱钩状态,南昌虽较2013年工业碳排放量有所增加,但当前已实现工业上的弱脱钩状态,天津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工业碳减排,但尚未实现脱钩,处在增长连接状态,深圳和保定则处于扩张负脱钩状态。能源强度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主要促进各地碳减排,产出规模效应则表现为主导性的工业碳排放促进因素。各地需加快工业产业优化,加大技术研发,提高工业产业劳动生产率,落实强化工业碳减排对工业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加剧还是抑制

为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中国逐步开展低碳城市试点。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该试点政策的实施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何,需要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该研究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然后,利用2006—2021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Dagum基尼系数,并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结果表明:①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抑制收入不平等现象。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起,相比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平均下降了0.9%。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抑制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效果,通过环境治理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来实现。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初始收入分配禀赋、劳动力资源配置、碳强度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初始收入分配禀赋低的试点地区和劳动力资源不足的试点地区有着更好的效果;对碳强度高的试点地区没有明显效果。④进一步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提高试点地区共同富裕指数。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起,相比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平均提升了0.5%。基于研究结果,总结提出:持续推进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深化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完善地区环境治理投入机制,提升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梳理收入失衡地区分配结构,引导资源错配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关注碳强度高地区的就业问题。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准实验研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融合,低碳转型与数字转型相辅相成。以此为出发点,将2010年开始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比不在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平均上升8.5%。该政策通过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企业产出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在异质性分析中,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年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为中国上市制造业在低碳转型中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注意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检验,为政策效果提供进一步数字效应研究,为未来研究低碳化与数字化交叉前景奠定坚实基础。

低碳城市建设能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吗?——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响应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及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的开展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能够促进试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通过创新能力要素集成、决策制约与治理改善、机会识别驱动等路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低碳城市试点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企业ESG软监管绩效评级、公众环境关注度和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此外,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对位于高城市数字化环境水平、处于业绩逆差、 CEO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低碳城市试点产生了促进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的追赶效应,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企业朝着“专精特新”化方式发展。

低碳转型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

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对低碳转型战略的具体落实,评估其执行效果可以为后续稳步推进低碳转型工作提供微观经验支撑。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看作是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中国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段双重差分固定效应模型开展实证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该政策主要通过集聚人力资本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政策对位于东部和西部区域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驱动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对邻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积极的空间外溢效果。

低碳城市试点与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绿色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而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低碳城市试点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长江经济带2004-2020年108个城市市级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低碳城市试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有利于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区位特征来看,低碳城市试点对长江上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明显;从城市人口规模来看,低碳城市试点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政策效果往往更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低碳城市试点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

城市绿色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证据

实现城市绿色转型是“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之一,以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城市绿色转型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非试点地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的就业水平,这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就业创造效应。机制分析显示,城市绿色转型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提升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等渠道发挥就业创造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城市绿色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存在于服务型行业以及非资源型、新型基础设施较好、政府创新偏好较强和经济禀赋较好的地区。本文从就业角度丰富和拓展了低碳城市试点建设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不仅为破解“低碳”与“发展”的悖论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对新时期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与就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环境政策的“同伴效应”研究: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证据

环境政策效应及机制一直是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学术议题。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外部效应作为研究视角,基于2006—2019年285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交错DID模型探讨低碳城市试点对同伴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通过政府自发治理、诱导企业绿色创新、公众行为驱动3种机制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状况较好、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基础低以及主政官员晋升激励高的城市对“同伴效应”更加敏感;“同伴效应”的调节效果是基于周边低碳城市试点的数量和建设质量给邻接城市政府传递规范压力,进而激励同伴城市碳减排。区分同伴压力来源后发现,“同伴效应”更多来自同省内试点城市的“标尺竞争”。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推动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ESG表现以及E和G维度的表现。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和高素质人力资本投资来改善ESG表现。命令型环境规制是试点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手段,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会削弱试点政策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的ESG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中更显著,在绿色技术创新、高素质人力资本充沛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也更显著。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绿色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和动力源泉,更是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该研究采用2006—2021年中国110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空间渐进双重差分模型,从空间溢出视角考察了低碳城市建设对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低碳城市建设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尤其对城市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驱动效应更强。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存在“本地-邻地”的空间溢出,本城市的低碳治理将向空间相邻城市溢出“政策红利”,激励空间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且“政策红利”主要提高了空间相邻城市的绿色专利申请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3)时空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建设在资源型城市中的政策激励效应存在时滞性,在政策实施后的第5年开始逐步增强;该效应还存在城市发展阶段和初始绿色创新水平的异质性,其在成熟型城市、再生型城市以及绿色创新高水平城市中更显著,且政策激励效应的空间正向溢出在再生型城市和绿色创新高水平城市中更显著。(4)机制检验表明,低碳城市建设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城市经济集聚程度,从而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5)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政策试点范围的扩大,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存在显著的推广效应。该研究拓宽了低碳城市建设的绿色创新效应的研究视角,为夯实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现有成果、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有益启示。

环境规制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来自低碳省区试点政策的证据检验

选取2000—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以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海南6个低碳试点省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试点省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低碳省区试点的消费结构升级效果表现出以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为序的区域异质性,但广东和海南的政策效果不理想;机制分析表明,低碳省区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等途径驱动消费结构升级;结构效应分析表明,低碳省区试点政策对享受型消费起到抑制作用,对发展型消费起到正向带动作用。

碳减排“双试点”政策能否发挥“减污降碳试验田”效能

碳交易政策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两项典型的碳减排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是否具有政策叠加效应?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政策协同、目标协同的视角探究碳减排政策对城市减污降碳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碳减排“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减排效应越强;②“双试点”政策通过创新效应和减源效应实现减污降碳协同;③西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和发达城市实施“双试点”政策,减污降碳效果更好;④两个“单试点”政策都能促进减污降碳,二者相比,碳交易政策的降碳效果更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更优。“双试点”比“单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更有效,先成为低碳城市试点再实施碳交易政策的“双试点”城市减污降碳效果更明显。本文研究可为碳减排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和一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