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isting Contradic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Characterized by Low-growth and Low-interest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alyz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low-growth and low interest market. Under the pressure caused by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insurance premium income and the low ROI,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olve these contradictions for maintaining a sustainable and steady growth in insurance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favorable to play a role as a social stabilizer as well as an economic booster for insurance industry. This paper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art I analyzes the fiv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ow-growth and low-interest insurance industry; part II elaborates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faced by Chinese low-growth and low-interest insurance industry; part III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Chinese insurance industry; part IV proposes the recommendations to solve these contradictions.

“杯水车薪”抑或“雪中送炭”——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为应对内需不足的内部环境和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货币政策仍将保持低利率状态,然而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是政策制定者的核心关切。现有对于低利率环境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缺少对于当前中国情景下的深入探讨,而且局部投影模型尚未应用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研究。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框架系统性分析了我国高、低利率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状态依存局部投影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高、低利率时期货币政策的时变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无论在高、低利率时期均能有效提升产出,从而实现预期的调控效果。(2)我国暂未陷入“流动性陷阱”,低利率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投资和消费的效应会增强,货币政策确实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常规货币政策尚能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意愿,进而拉动总需求。(3)高杠杆会增强低利率时期产出和投资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但会削弱消费的响应,这是因为高杠杆促使企业减少用于缓解日常运转的资金,增加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高杠杆还会增加居民房地产投资,增强流动性约束,从而挤占居民消费。文章结论为优化货币政策有效性,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提出建设性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与技术进步变化对利率演化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国经济显现出“三低一高”态势,宏观政策调控陷入“低利率”困境约束,宏观经济存在“长期性停滞”风险。立足于此,构建TVP-VAR模型,基于以人口红利和技术进步为主的经济增长动能变迁视角深入探究中国“低利率”形成之谜。基于事实分析发现:中国人口结构正不断恶化且人口总规模已于近年来开始趋于负增长,客观表明人口红利逐步走向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且自2011年以后降至1以下,凸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日渐放缓。基于同期相关分析、不同提前期以及不同随机时点的时变脉冲分析均发现,人口红利渐失以及技术进步放缓均是导致中国低利率演化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建立高效的人力资本培育与科技创新体系以扭转经济增长动能转弱态势,加快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加强多政策工具协调配合而非盲目降低利率,是应对利率下限约束和避免陷入超低利率困境的可行举措。

视觉注意模型的低照度图像感兴趣区域检测

针对低照度图像质量较低导致的检测困难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视觉注意模型的低照度图像感兴趣区域检测方法。将图像由RGB色彩空间转换至HSV色彩空间,通过NSST获取图像的多个高通子带和一个低通子带;在高通子带中利用自适应阈值去噪法去噪V分量,在低通子带中采用多尺度Retinex增强V分量,再修正增强后图像S分量,将处理后图像转换回RGB色彩空间;依据视觉注意模型分别获取图像亮度显著值、色彩显著值和方向显著值,联合构建图像像素点特征向量,采用过渡滑动窗贝叶斯方法实现图像感兴趣区域检测。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的预处理效果更理想、错分率和误分率更低。

碳中和技术创新的法制保障研究

技术创新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驱动,也是中美竞争投射在碳中和领域的核心呈现。在碳中和技术创新时,法律发挥着引导、保障和协调功能,不仅支撑碳中和技术研发,而且规范碳中和技术应用,同时协调碳中和技术创新所涉及的各类利益关系。考虑到相关制度的缺失,深入探索其内在结构尤为必要。在制度设计时,可基于碳中和技术创新的科学原理与现实规律,确立系统优化、清洁低碳和数字驱动三项基本原则,以全局观和系统性思维构建“资金-技术”联合机制、“产-学-研”一体化机制、“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机制和“国际-国内”共享机制,通过考察复杂的经济社会利益,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统筹国内外现有资源,以多角度、多渠道为碳中和技术创新保驾护航。

“低利率”环境下财税政策调控效能检验与结构性政策工具选择

构建嵌入低利率环境并包含结构性财税政策的DSGE模型,结合中国宏观数据进行参数校准,检验并比较结构性财税政策在低利率环境下调控有效性。结果表明:低利率环境下不同类型财税政策工具调控表现出不同效果。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消费减税在低利率情形能有效提振经济,避免零利率下限约束。劳动减税与资本减税在低利率情形下会产生负面作用,分别表现出“劳苦悖论”和“节俭悖论”现象。因此,在低利率环境下需要分类对待财税政策工具调控效能,精准施策,进而提质增效。

低利率环境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近年来,全球各国纷纷实行了低利率政策,该政策有可能演变为“危险的暗流”,对股票市场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定冲击。该文首先介绍了全球各国低利率环境的发展现状,然后运用定价模型对低利率环境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推导,并且使用欧洲2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利率与股票价格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即利率的方向发生变化,股票价格的涨跌就有可能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和我国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城市居民低碳利益关注和低碳责任意识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东、中、西部差异分析

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就城市居民低碳利益关注和低碳责任意识对低碳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居民低碳利益关注和低碳责任意识显著正向影响低碳态度和低碳消费;低碳态度显著正向影响低碳消费;影响低碳态度最大的变量是低碳利益关注,影响低碳消费最大的变量是低碳责任意识;人口统计特征和区域变量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地区更为显著。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还是低利率贷款?——产业政策对环保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比较

基于2009—2018年158家环保类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非线性视角出发,采用半参数模型,测量和比较不同类型产业政策对环保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及差异性,并兼顾分析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低利率贷款与环保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分别呈"M"型、倒"U"型和线性促进关系。样本区间内,政府补贴对环保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最显著,低利率贷款的作用效果最小。(2)当考虑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作用时,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低利率贷款与环保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分别呈"N"型、"N"型和线性抑制关系,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得以改善,其中,低利率贷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促进作用转为了抑制作用。(3)产业政策对非国有环保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国有环保企业更加复杂。(4)同一产业政策对不同行业环保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不同,所以,针对各行业可以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组合以发挥更大的作用。(5)相比中部地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政策对环保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流动性、物价稳定与资产价格上涨——从理论模型看日本的经验教训

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为对象,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在低利率、物价稳定的背景下,资产泡沫形成的原因,以及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失误的教训,并对我国当前低利率、物价稳定、资产价格上涨并存的现象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应避免汇率升值对利率产生过大的影响,维持国内利率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以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但应密切关注持续的资产价格上涨;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货币政策矫枉过正。

日本货币金融政策的演变

日本战后至70年代初主要的货币政策是配合道奇的“超平衡预算”而采取的金融缓和政策。70年代至90年代初日本政府主要采用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长时期地维持较低的官定利率政策是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政策原因。进入90年代后,日本政府由于急于解决“泡沫经济”问题,又错误地使用了过猛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再加上对严重的“不良债权”问题解决不力,导致在经济增长方面出现“停滞”局面,在货币政策方面出现极端的“零利率政策”,日本政府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在经济衰退中同时面对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全面重建的“世纪难题”之中。

金融抑制下低利率政策对我国经济成长负效应分析

本文从金融抑制理论入手,指出了金融抑制下低利率对一个国家经济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全文着重分析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抑制下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对经济成长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低利率是导致目前中国经济效率低、消费不振、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及泡沫累积、就业问题突出以及产业升级缓慢等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原因所在。文章指出,适度地提高利率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地成长。

关于主银行制度和人为低利率政策——日本高速成长时期的金融制度研究

为了实现日本高速成长时期长期、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金融制度在两个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一方面,民间银行依托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向企业提供融资等金融服务,形成了以银行融资为主的企业金融体制;另一方面,该时期实施的人为低利率政策取得了明显的“租金”效果。当然,日本在追赶目标实现之后金融体系转型具有滞后性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金融危机背景下非常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与退出

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成为了学界、业界关注的热点。深入分析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实施的背景和特征,探讨提高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经济的平稳复苏,最终实现非常规性货币政策的合理退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欧元区超低利率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非线性特征——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欧元区1999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欧元区不同利率周期状态下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具有非线性特征。模型客观定位区制转换时点为超低利率政策的实施时点,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区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即当利率处于常规期,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产出和价格效应比利率处于超低期时更为显著。这意味着超低利率时期信贷渠道发生阻滞,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率较常规利率时期明显降低。

借鉴日本房地产泡沫,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环境

通过对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生成机理及我国房地产发展现状的分析,我国对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应做到:央行慎重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府不应一味利用行政力量进行托市;对房地产泡沫及时采取行动;减少巨额贸易顺差,提高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

对我国现行利率政策的评论

存贷款利率政策影响经济的方方面面。目前,我国利率政策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采取的对策应当是以维持当前相对稳定的较低利率水平为基调,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相关改革。

我国参与国际排污权交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国际排污权交易是基于市场的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手段。我国节能减排与参与国际排污权交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参与国际排污权交易能够有效地缓解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矛盾,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并且政府将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有利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我国在进行参与国际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构建中应该注意积极发展环境外交;提高自身能力建设,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加强宣传和教育;建立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而建立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应以建立开放型的国内排污权交易市场为指导方针,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建立排污权交易平台应实现一种内生生长机制,建立完善的监测机制是保障碳交易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也应加强风险防范机制。

日本人为低利率政策及其效应分析

人为低利率政策是日本金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了民间部门的发展,特别是通过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从金融层面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其形成强的路径依赖,未能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及时地被废止,不仅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而且最终导致日本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与效应分析

近几年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工人工资率显著偏低。中国出口快速增长隐含着较高的机会成本或政策支持成本。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方式是独特的:中国出口的产品是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廉价的土地)相结合生产出来的,中国处于这些产品全球化生产链条中的末端。在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收益大量外流,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工人、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缓慢。其结果,一方面加剧了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利益矛盾;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