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标注《四库》之贡献论析

莫友芝为《四库》作学术标注而撰著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中国晚清至今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和学人案头必备工具书,享誉古今。但是学术界从来没有人从四库学的角度专题研究莫氏的高水平学术标注。论文考述《郘目》的编撰体例,首次全面系统地分类研究莫氏《郘目》关于《四库》未收书、存目书以及《四库》异同之说的学术标注,揭橥《郘目》标注的类型、特点、卓见及其创新价值,研究《郘目》羽翼互补完善《四库》版本缺失的学术文献价值,研究《郘目》标注在四库学发展中树立学术标高与里程碑的启迪示范价值,旨在让这份珍贵文化遗产里的文字鲜活起来,古为今用,走进当代大众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服务国家当下古籍整理传承发展工作,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四氯虫酰胺的合成及其杀虫活性

四氯虫酰胺(SYP-9080)是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创制的杀虫剂,对哺乳动物低毒,对鳞翅目害虫防效优异,具有应用前景和开发价值。重点对四氯虫酰胺的合成方法、生物活性等方面进行了简要介绍。四氯虫酰胺以2,3,5-三氯吡啶为起始原料经7步制得,对甜菜夜蛾、小菜蛾、黏虫、二化螟及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具有优异的防效。

吕思勉与清代常州学术

吕思勉的史学,建筑在国学的基础之上,他的学问根底与其家乡常州的学术文化深有关联。清乾嘉史家赵翼的治学方法、常州学派的经世思想皆对吕思勉的学术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清代末年常州的地域学风,父母师友关于学问人生的看法,更是直接地型塑了吕思勉后来的治学道路。

近代白话通史修撰中的体裁、语言与格式问题——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几个探索

在中国近代新史学与语体文兴起的脉络中,“白话修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革取向。近代白话通史的修撰,大体上沿着宋代以来的口语说史与近代新书面语(语体文)创制两个方向前行。1922年完稿的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在白话通史的体裁、语言与格式等修史形式问题上作了有意识的探索,与此前二十多年间的近代白话演史多有区格。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革命与新史学革命的“事中人”,吕思勉始终实践在重建书面语与新通史的第一线,却又与文学革命及史学革命皆保持着相当冷静的距离。他并没有陷于文−白及述−著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而是以更为整体的视野去考虑国文、国史的重建问题。他对于“白话文”的追求在于既取其“浅”与宽,又希望保留它与原始史籍的“精神”纽带。其实践方向是包括史钞体裁、新国语文体与新征引格式在内的整体化方案,以求重建近代中国叙史(尤其是通史)的新书面形式。这种探索在当时中西新旧逐渐对立的时代语境中是颇为独特与深刻的。

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他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吕思勉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

《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的史学成名作 ,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该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 ,以白话文为叙述载体 ,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突破了以往通史的撰述体例 ,为通史写作开创了新纪元。

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

吕思勉先生是梁启超所开创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实践者,一生著述宏富,尤以两部中国通史和四部断代史奠定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白话本国史》以其鲜明的进化史观,严密的历史考证和流畅的文字表述开创了通史编纂的新纪元;《吕著中国通史》在继承传统历史编纂遗产的基础上,极富创造性地发明了两大板块的新式体裁,且已显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服膺。其通史编纂思想和编纂经验在《先秦史》、《秦汉史》等四部断代史中明显地得到运用和发展,因而做到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独到深刻的议论赋予历史记载以巨大的震撼力。他对历史编纂的不断新探索,亦折射出其学术思想演进的脉络。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吕思勉史学的学术风格——以吕氏通史著作为例

吕思勉的学术风格,通过他的通史著作可以归总为两点:一是古今通贯、内容周瞻,吕思勉以"通人之学"作史,冀合众事而观其会通,基本上做到了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二是综核名实,吕思勉认为学问在空间,而不在纸上,其治学"颇能将当世之事,与历史上之事实互勘,而不为表面的记载所囿",形成了平实冷峻的著述特色。

吕祖谦与《近思录》

朱熹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本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朱熹的影响和学术地位,时有抹煞吕氏名字现象的情况发生。虽有像《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权威著作力陈其非,仍未肃清影响。勾稽朱、吕文集与两人往来书函,剖析《近思录》中具体内容,不仅可以揭示当时编纂史实,还能确立吕祖谦在《近思录》编纂中真实的历史地位。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解读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以族别史为主,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划分为十二个族群,进行横向的叙述。书中的许多观点,对今天的民族研究仍有不少参考价值;而且对文化评判的重视、对民族主义的阐述、对初学者读书门径的指示,为该书的几大亮点。该书不单纯是一部民族研究著作,更是一部简易的读书门径参考书。

郭店简《语丛四》“窃钩诛,窃邦侯”与《墨子》之渊源关系

经考察,湖北郭店战国楚墓竹简《语丛四》第八、九简:"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为先秦流行语,相关言论于先秦传世文献中十一见,涉及墨、道、杂三家。进言之,此流行语源于墨子,十一篇文献《墨子》占其七,且意蕴丰富,例证多样,涵括道、杂二家及《语丛四》之范围。

《横渠易说》明清版本考论

《横渠易说》是张载唯一传世的"诸经说"著作,其历代著录颇多,传世的则止明清诸本,包括明代吕柟所刻二卷本,明代徐必达《张子全书》本及其衍生本,清《通志堂经解》本,以及清《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的《张载集》则是在明清《张子全书》的基础上编校而成的。诸本中"明吕本"最早,"明徐本"为最早的全本,"通志堂初刻本"与"荟要本"版本最佳。

吕思勉先生历史教学思想与实践述论

吕思勉先生的一生,勤奋著述,诲人不倦。对于历史教学,先生一直有其独到的见解,认为治社会学是治史学的第一要义。而先生的历史教学实践也自成一格,课内他讲求"高深之学理,以浅显之言出之",课外乐于和学生定期晤谈,考试命题则倡导以理为主。先生的历史教学思想和教学风范,当为后世楷模。

吕思勉的历史写作实践及其嬗变——以中国婚姻史的撰著为例

吕思勉先生曾在20世纪20—40年代多次发表中国婚姻史研究的论著,且前后进行了多次的修订和改写。在吕思勉的史学架构中,中国婚姻史研究被置于相当特殊的位置,而婚姻史研究又极为典型地反映了吕先生的治史方法。作为近代史学范式转变时期的重要案例,通过考察吕思勉先生撰写、修改中国婚姻史的具体情况,便能揭示出对同一专题的“时时改写”,不仅反映了史家对自身学术观点的发展和修正,更体现着近代学者以新思想、新观念来“再造已往”的复杂历史书写实践。

吕思勉的宗族史研究及其史学意义

吕思勉第一个对中国宗族制度进行了通贯的研究,并对先秦至隋唐五代的宗族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吕思勉对宗族史的研究突破前人研究的视角,把宗族放在社会整体背景之下进行宏观把握,其研究又建立在其深厚的国学功力及对史料谙熟的基础上,其对宗族史的分期研究及其宗族史宏观分析构架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宗族史研究。

《谏逐客书》背后的秦国政治斗争

长期以来,在关于《谏逐客书》的论述中,多以郑国渠事件作为李斯上书的起因。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发现郑国渠事件只是秦王逐客的一个借口,甚至和逐客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秦王逐客令的矛头直指的是当时的秦相吕不韦,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战国时代的"士"阶层如何适应大一统的历史趋势。李斯在此事件中准确把握了政治斗争的动向,并帮助秦王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只有分析当时秦国的政治环境,才能理解《谏逐客书》成功的真正原因。

10%四氯虫酰胺悬浮剂防治苹果蠹蛾田间药效评价

[目的]验证新农药10%四氯虫酰胺悬浮剂用于防治苹果蠹蛾的效果及安全性,确定该产品的使用剂量及施药技术。[方法]设计有效成分用量为33.3、50、100mg/kg的药剂10%四氯虫酰胺悬浮剂,对照药剂2.5%高效氯氟氰菊酯水乳剂,有效成分用量为8.33mg/kg,及空白对照等5个处理。[结果]10%四氯虫酰胺悬浮剂可有效防治苹果蠹蛾,对梨生长安全,生态环境未见不良影响。[结论]推荐10%四氯虫酰胺悬浮剂进行应用,建议使用浓度为有效成分33.3~50mg/kg。

观风整俗使与雍正帝合法权威建构

雍正帝继位后,随着汪景琪、查嗣庭、曾静、吕留良案的先后爆发及允禩一党对雍正帝的污名化行为曝光,影响了雍正帝在民间合法权威。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样威胁到了儒家传统礼法的尊严和皇权独尊的思想。为此,雍正帝先后委任了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四省观风整俗使,意图扭转民间对其态度,重新树立皇帝的合法权威。作为皇帝特派官员,观风整俗使通过整饬风俗对地方施加影响,在大案之后为雍正帝进行"危机公关",成为建构皇帝合法权威的重要角色。

徐兆玮对鲁迅早期作品的阅读与记载

《徐兆玮杂著七种》一书中关于鲁迅早期作品《哀尘》《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的记载,是目前所见近现代著述中对鲁迅早期作品的仅有记载,具有史料价值。徐兆玮在阅读过程中萌生编写翻译小说提要的想法,并在实施过程中几经变化。他在阅读《哀尘》《斯巴达之魂》后撰写内容提要并题写诗句,以表达阅读感受,从中也可见对鲁迅翻译意图的态度。他对《月界旅行》的不同中译本所做的比较,显示出自觉的版本意识。概而言之,徐兆玮对近代翻译小说的阅读与接受,具有标本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