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5年江淹赋研究综述

1979年以来,江淹赋的研究逐渐繁荣,取得了诸多成果。作者对有关江淹赋的内容分类、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与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江淹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后认为,尽管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依然有不少分歧和空白。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福州瓠社词人“赋比兴”抒情方式探析

瓠社是晚清光绪年间6位福州词人组织的词社,共计有330首词作传世。这6位词人的词作使用灵活多样的抒情方式,既有“赋”的直接抒情,也有“比兴”的曲折表达。在以比兴寄托手法书写的作品中,多数是“有寄托”之词,能够以雅化、诗化的面貌来传达文本的双重内涵;亦有少数达到了“无寄托”的境界,通过营造文本意义的多义性、开放性,带来“见仁见智”的阐释空间和“可解不可解”的美感体验。瓠社词人凭借蕴蓄在文本中的真挚情感和对抒情方式的精巧运用,足可成为晚清闽词史上不应遗漏的一环。

汉代抒情赋的人性回归

汉大赋主要反映汉代主流意识,而汉代的抒情赋除反映汉代文人政治情结外,世俗生活、男女情感是其重要内容。无论西汉还是东汉,所涉及的男女情感,特别是对女性形体、男女之间性事的表现,还不是追求感官刺激,主导方面是审美的愉悦;但也能看出东、西汉审美情趣的细微变化。抒情赋题材的扩大,也反映汉代特别是东汉后期文学表现世俗生活、人性情感方面的进步。汉末文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对魏晋文学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从赋比兴到叙抒议——考察诗歌叙事传统的一个角度

考察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有多种途径,可宏观视之,亦可中观、微观视之。从诗歌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和叙抒议二者关系的角度去看,应属此多种途径中的一种。尤其是以《诗经》作品为分析对象,既与赋比兴有悠久而直接的联系,又取得从源头审视的优越性和说服力。文章即尝试以实例论证赋作为叙述既可叙事,亦可叙情(即抒情),而比兴虽非直叙,却与写景、状物、叙事关系密切,赋比兴与叙抒议这两种对诗歌表现手法的概括,可以比较但不可简单对应,需在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中仔细判定,才能得出切实可信的结论。

论张衡在诗赋形制表现上的创新

东汉中期的张衡,在诗赋的形式体制和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和实验,从而给这两种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诗歌方面,其《四愁诗》等作,利用并改造楚骚句式,创作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七言诗体,而屈原以"香草美人"隐喻政治关系的表现手法,经由张衡的运用与发挥,形成一种重要的诗歌表达模式;辞赋方面,其赋作在句式、结构布局上的创变,以及在题材、小品化、语言风格、结构立意上的新探索,一改传统赋风,深深影响着汉末魏晋的辞赋创作;"七"体方面,其《七辩》与傅毅《七激》改传统"问疾"主旨为"招隐",在主题、风格和形式上都对此后的"七"体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陆机赋

西晋是建安之后第一个辞赋繁荣时期,陆机是西晋赋家中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就题旨论,体物言志是陆机小赋斑斓艺术世界的底色,然其状物昭晰切状,其言志所表现的覆国亡家之余对仕隐、乡情、生命的独特感受,具有强烈的主体色调。就艺术论,情与物、心与物、理与境——三组二元相生的关系,形成陆赋独特的抒情方式。就语言论,文辞清丽,音韵疏亮,是陆赋语言的基本风格。

元杂剧中赋体的运用——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考察对象

元杂剧的曲文在写景、状物、叙事、抒情等方面大量借鉴了抒情小赋的艺术形式;其戏剧结构、讲唱对话等则受到了俗赋的影响。同时,赋与戏剧所具有的诗性特征和共同的表达方式,又带有文化基因上的传承性和共通性。《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最早的元杂剧刊本,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元杂剧对赋体的运用和借鉴,以及俗文学在雅文学影响和渗透下的发展轨迹。

姚华题画词平议

姚华诗书画兼擅,是一代通才。他撰有《题画一得》,系统总结了对题画文学的认识。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创作了大量的题画文学作品。其中的题画词因不同情形而侧重点不同,有时借题画抒发人生感喟,有时写观画赏画中引发的共鸣和情感:思乡、怀友等,有时借题画写风俗人情,感时伤世。姚华题画词形式灵活,内涵丰富,在近代绘画史和词史上皆有独特的价值。

时代的“零余者” 灵与肉的冲突——谈郁达夫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深层内涵

长久以来 ,对于郁达小说创作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一直有所争论。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说明由于当时的社会压迫 ,“理”、“礼”束缚等造成青年知识分子的“零余者”身份 ,使得他们由极度的失落以至心理上曲扭变态。揭示了他们在挣扎中觉醒 。

刘歆《遂初赋》抒情象征系统的特殊性与时代必然性

《遂初赋》情感抒发的精神之旅转而变为写实,与此前的征行、远游类辞赋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借以抒情的象征对象具有特殊性,借星宿喻仕途进退,借史抒怀,借景抒情。《遂初赋》所表现出的这些特殊性与西汉末年特殊的学术背景、文学背景有密切关系。本文将依次分析阴阳灾异政治话语的盛行,《左传》等古文经的渐渐受重视,对大赋创作价值进行反思的文学背景等一系列问题。

郁达夫小说的情感化叙事

郁达夫小说具有浓厚的抒情性特征,这种抒情性功能是通过郁达夫小说叙事的样式来实现的。郁达夫小说在叙事上具有"叙事的琐事化"和"琐事的情意化"的特征。他的小说不追求完整的情节叙事,而是以日记式的"琐事"展开,具有高度个人化的特征。情感的表达在这些个人琐事的表述中得以展开,"琐事"型的叙事单元由作者情感的内在贯穿而获得了新的统一性,从而形成具有抒情功能的琐事型叙事样式,这是郁达夫对现代小说叙事的抒情化变革作出的贡献。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论汉代述志抒情赋中士人的情感流变

汉代士人创作了大量的述志抒情赋,这些赋作较好地表达了他们其时真实的内心情感。纵观这些作品,从西汉贾谊的愤激而无出路,到东汉张衡的归田而求淡泊,可以清晰地看出,汉代士人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流变。在这种情感变化过程中,儒家的出世精神和道家的归隐意识始终徘徊于士人们的脑海中,而且,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

崔氏赋中的言志赋

史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东汉安平崔氏的言志之赋可谓不枉此称。崔篆的《慰志赋》首次以"志"名篇,辞简情深,类似自传。他的"尚真"观念在崔骃、崔萛那里得到继承,发展为《达旨》、《答讥》中典雅平和的文章风貌,而这又与其家族的儒学修养密切相关。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崔氏的言志赋难免有蹈袭模拟之弊,但其将个人情绪与政治表达相结合的行文方式,对蔡邕的创作有一定启发。

从抒情寄意到述行序志——浅析汉代抒情言志赋的意义转换

在汉赋发展史上,和苑猎京都大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抒情言志赋。如果说"体国经野"的苑猎京都大赋表现的是汉代赋家的才情,那么汉代抒情言志赋记录的是赋家在制度和规范下的心态、情态与形态,其主题是"士不遇"。而汉代抒情言志赋对"士不遇"主题的吟咏又因时代及赋家思想、经历、性情的不同,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的特点。这种意义的转换亦可成为考察汉代士风变化的一条途径。

寂寂寥寥扬子居 年年岁岁一床书——抒情小赋与扬雄后期著述心态探微

西汉后期,随着对昏乱朝政的日渐体察,扬雄不仅觉察到大赋浮华文风与时代风气的明显不合,更深刻感受到大赋"丽以淫"的品质与自身个性志趣、人格追求的背离,于是心态由早期驰骋靡丽之词向更具长远价值与意义的学术方向转变。比之于为赋,学术著述代表一种更为扎实深厚的人生态度,更为平静自适的生存方式,也更符合其人生志趣与人格追求。

东汉抒情赋的悲情背景

东汉王朝曾一度中兴,但随后的政治形势更趋黑暗,士人生于其间,往往无能为力,有志不得施展,因此,在其作品中感慨命运的悲惨屡见不鲜。具有悲情色彩的抒情赋在东汉兴起,更可见士人遭际与时代的紧密相连。

潘岳抒情赋探析

潘岳在西晋文坛既是一位代表性诗人,也是成就卓著的辞赋作家,他的赋作大致可归纳为咏物与抒情两大类。相比较而言,潘岳赋中最具文学价值的是抒情赋。它们或是感物兴怀,或是衔悲悼亡,或是在历史的回顾吟咏之中寄托自己热切的政治情怀,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生活遭遇,也能够展现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此同时,浓郁深切的情感也激发了潘岳的艺术创造力,使其抒情赋突破传统赋体大篇小制的畛域,精妙之思和工巧之笔相结合,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对后代作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意枝头花果香——论杜甫诗歌的花果式结尾艺术

杜甫的诗歌创作是唐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而细读和品味其诗歌的结尾,会发现其结尾普遍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往往是全诗的亮点或高峰。如果把杜甫的诗作看作是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那么其结尾就像是花果飘香的枝梢,灿烂丰美,余味无穷,谓之“花果式结尾”。这主要体现在结尾的抒情表现方式和情感内容的丰富多彩方面。果木的茁壮离不开果木的品质及充足的气候营养、阳光水分等因素,杜诗的花果式结尾成就和特色同样也离不开必要的条件和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