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唱词格律与古典诗词格律之比较

在格律形式与内容的表现上,戏剧唱词与古典诗词之间存在着彼此交融而又各具特征的微妙关系,其既涉及诸多相同之处,也在细节上带有明显差别。在戏剧不断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传统文化强势复兴的背景下,应科学解析戏剧唱词与古典诗词在格律上的异同点,对比二者的艺术特质、文化价值,深刻把握戏剧的创作规律,参照古典诗词的格律运用手法,着力契合受众的审美、观赏需求,集中突出唱词的独特性、新颖性、变化性,优化现有的剧作演绎策略,实现古典诗词文化传承与戏剧行业的互促共进。

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对称形式的诗学传统

对称是诗歌形式建构的重要方式,展现了诗歌在一定诗性规则下进行的对应性变换。“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诗体,它的建构与对称密切相联。以对称形式的诗学传统为切入点,结合文化语境,从古代诗学、现代诗学与域外诗学三个维度,挖掘“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形式建构的诗美法则、建构标准与精神向度,深化读者对于其“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认识。

汉剧曲牌音乐对南北曲的继承与发展

汉剧是中国板腔体戏曲皮黄声腔的代表性剧种之一,同时也深受古代南北戏曲曲牌体音乐的滋养。依循传统曲学方法对汉剧曲牌进行分析,可知其与宋元明以来的南北曲词式、乐式有不可忽视的紧密联系,末句腔式的一脉相沿亦是对南北曲“定板”传统的坚守。汉剧曲牌音乐投射出戏曲由曲牌体结构体制转向板腔体结构的过程,受南北曲音乐传统的影响,皮黄腔实现了南、北戏曲音乐风格的深度融合。

论通江民间歌曲的艺术特点

通江民间歌曲是四川民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传在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一带。本文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文化馆收集、记录的《通江民间文学·民歌卷》一书为蓝本,对通江民间歌曲的表现题材、歌词特点、曲调来源、音乐形态等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

听觉话语与“70后”小说的抒情形式

在中国当代小说接受的跨媒介影响中,音乐和戏剧所发挥的作用比较明显。小说中不仅有声音景观的直接描摹,小说中的音乐和戏剧实际上也是一种拟声写作。音乐、戏剧和声音景观都可以看作是听觉话语。小说中的听觉话语是自然与生活的外在呈现,也是人类心理与情感世界的外在化身。"70后"作家对声音有着特殊而又深刻的认识,他们在老百姓的日常声音中听到了艰辛的内容与劳苦的基调。"70后"小说通过歌曲唱词、复调形式和声音景观构筑了声音的大合唱,再现了丰富复杂的生活画面和情感世界。听觉话语使"70后"小说在体裁、结构、语音方面都呈现了抒情特征,也体现了对听觉意识形态的重视。

大众文艺、民族形式与抒情的重现

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出现了"大众文艺"与"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论争。肯定大众与民族文学形式的同时,知识分子所崇尚的文学形式充当了论辩话语的"他者",这种文学形式并未获得正面的理论描述。本文试图在文化趣味、阶级与文学形式三者的联结之中再现这种文学形式。由于五四新文学的推动、小资产阶级文化的激进姿态与普遍的启蒙观念,抒情成分的大量涌现构成了这种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新型的抒情打破了种种古典限制,构成了文学参与"现代性"的美学方式。然而,抒情能否纳入史诗传统?抒情所具有的心理性质为叙事话语带来了什么?抒情与阶级、大众、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社会学观念之间存在何种落差?现代主义内省小说的意义是什么?这是理论必须面对的一系列后续问题。

从形式切入发掘中国抒情美学——论高友工的中国美学研究

高友工的律诗美学和中国抒情美学研究,建立在发掘形式美学内涵的基础上,不仅探索了有意味的形式如何生成,意义如何积淀到形式中去的问题,也从形式切入建构了有特色的中国抒情美学。

明代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明代复古派之所以能够发动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该派始终坚持文学本体的立场。通过辨诗文之别、诗与非诗之别 ,以及诗歌的时代之别 ,突现了诗歌的本体特征 ;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 ,摆脱了议论、铺陈、性理对诗性的裹挟缠绕 ;诗歌六义中特别拈出比、兴二义 ,确立了诗歌的创作原则。辨体、抒情、比兴构成了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也是复古派最有价值的文学思想。

由唱本到读本:苏词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

苏轼之前,词作的传播形式主要是传唱,至苏轼,转为以寄赠、次韵、刻石等传看形式为主。这种变化使词作由之前诉诸听觉、重声情、求悦耳,转为诉诸视觉、重文意、强调文字的表意性,促使词体文学的接受由最初在特定音乐环境里消费、欣赏,变为在书斋、案头阅读和吟哦,文学属性逐渐加强。苏词实现由歌词唱本到文学读物的伟大转变,最终确立词的文体属性,出现内容、形式、艺术手法方面的新变,与其特殊的传播形式密不可分。

现代之“图腾”——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抒情形式与美学自觉

通过重读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可以揭示出现代文学写作者在探索国民精神深处的"创伤性"体验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追寻、思维向度、创作理想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探视其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语言系统生成过程中所体现的形式机制。在现代文学历史中,郁达夫以"自叙传"的形式,通过在真实与虚构中建构起游移的抒情主体,实行了直露而深刻的精神层面的解剖与拷问。这使得郁达夫"自叙传"形式的小说文本实验,具备了丰厚的思想意蕴和充分的美学自觉。

论张衡在诗赋形制表现上的创新

东汉中期的张衡,在诗赋的形式体制和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和实验,从而给这两种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诗歌方面,其《四愁诗》等作,利用并改造楚骚句式,创作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七言诗体,而屈原以"香草美人"隐喻政治关系的表现手法,经由张衡的运用与发挥,形成一种重要的诗歌表达模式;辞赋方面,其赋作在句式、结构布局上的创变,以及在题材、小品化、语言风格、结构立意上的新探索,一改传统赋风,深深影响着汉末魏晋的辞赋创作;"七"体方面,其《七辩》与傅毅《七激》改传统"问疾"主旨为"招隐",在主题、风格和形式上都对此后的"七"体产生了巨大影响。

萧红的意义:从《呼兰河传》说起

萧红在她的小说叙事中,逾离了中国现代文学常规的"缺憾—补偿"机制;这种鲁迅所提出的"越轨的笔致",事实上指的是萧红特有的叙事语言与抒情形式,也即其迥异于现代中国文学写作中比比皆是的"缺憾—补偿"机制。具体而言,萧红的小说规避了西化的知识结构与叙事伦理对中国乡土原有的情感结构与生活语言的过度渗透;在此基础上,萧红的《呼兰河传》通过主体抒情和个性化的语言结构,统摄乡土中国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家国民族情结,从而形成小说文本的言说方式和叙事逻辑,最终达到引渡和重建中国之"现代"的目的。

新疆当代歌行体诗歌的抒情特征

新疆当代歌行体诗歌的抒情内容,可分为侧重抒发社会情志的"泛抒情",表达一己情怀的个人抒情,融群体情志与个人情怀于一体的抒情等类型。它们各自独具风貌,而又互通互补,在慷慨激昂地奏唱时代主旋律的同时,也酣畅淋漓地展现着丰富多彩的个性情怀。其浓烈的"放情"特征,鲜明地凸显着新疆当代诗词创作的独特内质与风采。

抒情传统、意识形态和民间想象--《与妻书》作为红色经典书信的生成

书信散文作为散文的亚类,融合了书信的形式与散文的诗性。屡被语文教材收录、或以歌剧形式呈现和纪念的《与妻书》,作为家书有其典型性,但国内对《与妻书》作为红色经典书信的生成过程研究却阙如。以《与妻书》文本为研究对象,从书信的形式、抒情传统、意识形态和民间想象角度,分析《与妻书》经典化过程,对进一步理解和阐释近代革命正典有所助益。

《元曲选》中的两种ABB结构

《元曲选》是明臧懋循选编的,它是现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元杂剧选集,也是研究元明时期语言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书中出现了大量的 ABB 结构,按照其构成方式,可以分为构词形式和构形形式两种。

论《天使,望故乡》的抒情风格

该文论述了托马斯·沃尔夫的处女作《天使,望故乡》的独特的抒情风格。小说语言中强烈的抒情性和惊人的直观表现力使作品独具特色。虽然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创作形式褒贬参半,但小说却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个性化的抒情表现风格。

论方文山的歌词艺术

方文山作为"周杰伦成功背后的男人",他的歌词以深刻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风格,不仅在流行音乐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正慢慢地走进正统文化殿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他以作诗的方式作词,其所写歌词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形成了民族特色鲜明又具有丰富内涵的独特文本。

试析中国画笔墨的写意性

中国画笔墨是中国画区别于其它画种的主要特征,写意性正是中国画笔墨语言形式的本质内容。中国画笔墨不仅是一种工具材料属性和使用方法规则,而且是重要的绘画语言形式和鉴赏标准,这种多重属性特征无不以写意性融贯其中,传达着中国画特有的审美趣味。

朱彝尊《蕃锦集》平议——兼谈“集句”之价值

朱彝尊的集句词集《蕃锦集》向来是被学界主流鄙弃不谈的一部作品,原因与对“集句”这种“文字游戏”的认同程度有莫大关系。本文第一部分对集句的产生、流变、价值作了初步梳理,第二部分对朱氏《蕃锦集》作了具体品评,并指出:朱氏在集句词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实质上是他自觉释放这种文体的抒情功能的结果。

汉魏六朝诗歌新变论

汉魏六朝诗坛的显著特征是新变,这也是它在中国诗歌史上重要意义所在。具体表现为,诗歌作品记名的普遍化、诗歌地位下移并保持平凡身份、注重形式创造、实现从歌诗到诗歌的转变。该时期诗风更迭频繁而较多个人色彩,“教化”意识相对薄弱而审美追求异常活跃,皆是以上新变诸气象的反映。以前正统诗论视六朝诗歌为代降的过程,并以梁陈两朝为诗歌史上最低谷时期,这种见解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认识汉魏六朝的新变特征和意义,有助于完善诗歌史的发展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