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域下的美育价值——中国古典山水诗与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的虚实表现差异比较

诗歌不仅是人类文明瑰宝,在语言、内容、思想、文化等方面还具有美育价值。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在艺术创作的虚实表现上有很多共同点,同时也存在诸多差异。该文从中国和英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着手,运用平行比较法、跨学科研究法、文化比较法,研究了中国古典山水诗与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在艺术表现的虚实上的差异:诗歌虚实字词的运用、创作主体的存在与虚实呈现、景物与情境的虚实表现。虚实表现差异的比较分析,对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学的艺术创作手法和进行艺术评论具有启发意义。

现代性下的抒情传统

本文的讨论以沈从文(1902年-1988年)、陈世骧(1912年-1971年),以及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ek,1906年-1980年)为坐标。这三人的立场、国籍不同,发言的位置有异,但他们不约而同,都企图在现代语境里重新认识抒情传统。他们的洞见让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由革命、启蒙的话语一以蔽之;而他们的不足也显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交会下,有待继续思辩厘清的盲点。而本文建议陈、沈、普的论述为我们示范了三项课题:"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

论叙事学视阈中抒情诗的抒情主体

在叙事文本中,需要将叙述主体与文字主体,即叙述者与作者区分开来,并且不能将二者加以混淆;在抒情文本中,抒情主体和文字主体,即抒情人与诗人这一对应的区分同样是必要的。然而,抒情文本中抒情人与诗人的关系与叙事文本中叙述者和作者的关系有所不同。抒情诗中的抒情主体是一个具有自我自反性的主体,这一主体所表达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诗人本身;抒情诗中的抒情人大多涵盖在抒情情境之内,且大多是自身故事的抒情人。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抒情文本中第一人称的广泛运用,也表现在抒情人与诗人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中外古今大量抒情诗中都广泛表现出来。尽管自反性并不仅只在抒情诗中出现,但在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尤其是抒情诗中表现尤为突出。

“语-图”互文之中叙述主体的生成及其特征

本文从语言和图像这两种叙述媒介的各自特征及其互文关系入手,重新全面而细致地分析了有关叙述主体的诸问题,尤其着重分析了"语-图"互文语境中叙述主体的生成特征及其所影响的中西不同的艺术风貌。这一研究不仅弥补了西方叙事学有关"叙述者"问题的研究缺失,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究叙述美学拓展了一个新的视界。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抒情主体析论

以T.S.艾略特的早期诗歌《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抒情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诗歌中的意象、戏剧独白的手法、以及融入其中的"非个性化"诗学理论的分析,揭示出其抒情主体的含义。

被动的写作者:昌耀诗歌创作动因

对昌耀的"被动"诗歌理论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一理论揭示了诗歌产生的规律:即诗歌创作来自于情感的驱使,情感的产生来自于对生存困境的体悟。情感的郁结是诗歌产生的动因。昌耀的诗歌理论形成与诗人对生命的理解与苦难经历密切相关。昌耀的"被动"诗歌理论是其诗歌产生的基础。

论郭沫若早期诗歌叙述的定型反复性

郭沫若诗歌不仅以独特的抒情将初期白话新诗从粗糙的"以物观物"的模仿阶段推向了崇尚"情绪"的"以心观物"的创造阶段,而且在诗歌叙述上也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定型反复性特征,彻底摆脱了"非诗化"倾向,在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经验。他早期诗歌叙述的定型反复性主要表现为以第一人称"我"为主格的抒情叙述主体、以环形结构和叠句为主的叙述结构、以时间和空间相互融合的叙述时空以及承载诗歌情绪的意象。这种"异军突起"的诗歌叙述模式引领新诗叙述走上了新的里程,为此后诗歌叙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世纪贵州诗歌抒情主体变迁探析

新世纪贵州诗歌相对于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贵州诗歌的最大变化在于抒情主体由"我们"变为"我"。在这一变迁过程中,诗人创造性想象由弱变强,作品"情"与"景"由分离状态逐渐合一,"真"与"幻"由对立状态逐渐协调。同时它开拓了另一层个人化的表现空间,在"向内转"的倾向中,凸现个体心灵中的繁复感受,也相应导致贵州诗歌中的民族色彩开始消隐。

迎向诗意“空白”的世界——论现代汉语新诗咏物形态的创建

现代汉语新诗自诞生起,就不再拥有古典诗所依靠的"原道"、"征圣"、"宗经"等形而上学基础,因而陷入了诗意"空白"的困境。在创建新的抒情主体,抒写新的世界的过程中,汉语新诗人创建了两类不同于古典诗歌的咏物形态:一类是在词语的建筑和发明中,寻找和经营"空白",它们在咏物诗中常以否定式或悖论式的修辞策略进行诗意言说,对词与物的关系作了各种尝试和探索;一类则努力将来自革命的、民族主义或政治乌托邦的意义和声音本体化,作为咏物的基础,形成了一套影响巨大的意象结构。

浮萍:抒情话语下的漂流经验与后现代主体重构——以《她们的名字叫红》为例

选取电影《她们的名字叫红》做深度文本解读,原因在于这部电影对于探讨中国后现代主体性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阐释空间。为此,提出浮萍概念,侧重于挖掘它在后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之间的协调性功能。浮萍与根茎一样强调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运动特征,却在中国抒情话语的层面上开出新路。它在重视运动过程的同时,保留了对静止的肯定和对源头的敬意。它在现代物理学空-时观与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双重观照下,显示出时间的非线性与多维度特征如何介入到后现代主体的情感世界。

论韦庄词的“诗化”

韦庄是唐五代词坛上的一位著名词人。他在创作词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对诗歌手法的承传与借鉴,使词从娱宾遣兴的歌辞向抒情言志的诗歌靠近。具体表现为:引入了诗歌中言情表意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内容题材方面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词风受其平易诗风的影响呈现出清秀疏淡的美学特征。这种“诗化”倾向出现在文人词发展的早期阶段,既具有创新开拓的重要意义,也对宋代词人“以诗为词”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代之“图腾”——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抒情形式与美学自觉

通过重读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可以揭示出现代文学写作者在探索国民精神深处的"创伤性"体验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追寻、思维向度、创作理想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探视其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语言系统生成过程中所体现的形式机制。在现代文学历史中,郁达夫以"自叙传"的形式,通过在真实与虚构中建构起游移的抒情主体,实行了直露而深刻的精神层面的解剖与拷问。这使得郁达夫"自叙传"形式的小说文本实验,具备了丰厚的思想意蕴和充分的美学自觉。

西方抒情诗的情感特性和题材特性——兼与中国古代诗的有关情况比较

贯穿西方抒情诗始终的基本情感是自我情感,虽然这种自我情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这种自我情感所决定的题材主要是内在心灵性题材,如爱情题材、哲理题材、宗教题材等。这是与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有关情况很不相同的。

论隐藏于《复活》中的浪漫主义因素

《复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学者们在研究这一作品时,几乎都是从社会学的观点与现实主义的角度去揭示其本质。但如果我们从浪漫主义的艺术视角对《复活》进行解读与观照,可以发现其中亦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强烈的主观性和浓厚的抒情色彩。

贺贻孙对《诗经》抒情主体的彰显

明清之际贺贻孙诠释《诗经》重视抒情主体的作用。结合具体作品,贺贻孙从"情"着眼揭示诗人的创作心态与动机;强调主体构思在诗歌创作中的积极作用,突出主体的移情作用,指出不同主体面对相同现象产生、抒发的情感不同;诠释《诗经》中的代拟抒情方式。贺贻孙对文学4要素中主体(作者)的突出与强调,丰富与发展了《诗经》的文学诠释。

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比较

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作为中西两种颇具代表性诗学理论,其对诗歌抒情主体、抒情客体及其读者接受等理论命题的认识既有契合,亦有分歧。对之进行系统比较,对中国当代诗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很高的价值与意义。

西亚南亚三种抒情诗的题材比较

古代希伯来抒情诗、中古阿拉伯和波斯的抒情诗、印度抒情诗三者,其题材往往是宗教性的或者与宗教有关。不过,由于所基于的宗教文化和所面临的生存境遇不同,三种抒情诗的题材各自又有很不相同的地方;与西方抒情诗和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有关题材比较,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动”的精神与艾青诗歌的审美开拓

"动"的精神是艾青诗歌的重要特质,来自于诗人燃烧的生命体验。大量动词、动感画面、情绪转换、动感意象构成"动"的精神之表征。自由诗体、省略标点和押韵、大量排比句等形式结合无间,创造出全新的"动感"审美。"动"的审美体验,完全区别于古典诗歌的静态审美,也以其抒情主体的独立个性,与古典豪放派诗歌有着内在区别。"动"的精神,根源于社会格局变动、异域和都市生活体验,更在于发现生命本体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人与世界的全新关系和全新发现。"动"的精神,构成了现代新诗在诗学和美学意义上的开拓。

再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

在革命文学占领中国文坛的年代,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抛开了以往革命文学的写作套路,选择了流浪异乡的白俄贵族妇女丽莎作为书中的主角。而且在改换了人物和题材的同时,还改变了创作手法,这明显与当时的革命文学套路格格不入。在其写作生涯中,这成为他一次大胆的尝试。

生命和谐是小说创作的时代追求

和谐的生命应拥有包括多层次需要的完备的生命结构。所以,小说应该从对人的物质存在形态的考察上溯到对形而上的精神境界的叩问,积极地赋予并强化生命结构提升和转化的功能。在小说创作中应当实行生命叙事和主体性抒情,作家在深刻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同时,还必须借助人类的理性精神,实现对人的生命的关切、构想和追求,为人类铸造一架精神攀升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