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Word2Vec词嵌入的多核卷积神经网络音乐歌词多情感分类方法

目前,音乐歌词情感分类大多以二标签极性情感为主,多情感标签分类较少,并且对于情感性不确定的歌词而言,得到的分类性能不高。为了解决多情感标签研究分类的不足,以及提高分类准确性,提出一种利用Word2Vec词嵌入技术,并使用多核卷积神经网络作为分类器的音乐歌词多情感分类方法。该方法首先结合音乐歌词文本,进行数据预处理和可视化分析;其次利用Word2Vec词嵌入提取歌词局部特征,构建特征情感向量,挖掘歌词中情感信息,将歌词转化为更利于分类器模型输入的词向量;最后在分类器中,选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不同高度卷积核的方式构建新模型以此得到多情感分类。结果表明:音乐歌词多情感分类的结果达到94.26%,与传统CNN相比,分类精确率提高了6.86%,取得了良好性能。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刍论——以苏轼诗词教学为例

群文阅读是一种新型阅读教学方式,对于开阔学生视野、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以及提升阅读教学质量意义非凡。古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文教学中的重点内容。但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部分教师以单篇古诗词教学为主,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教学效果不佳。文章以苏轼诗词教学为例,从设计议题、组建文本、组织活动等视角,探究群文阅读在小学古诗词阅读教学中的价值和策略。

流行爱情歌曲中的社会镜像——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一种考察

歌曲是一种社会产品,捕捉歌词中的讯息意义如人们对爱情的理解、阶段与态度,可直接了解当时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与社会结构。文章对爱情歌词进行文本分析,探索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爱情的理解与追求方式,并对爱情歌词做长时间跨度的比较研究,以求深刻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关照当今大众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

论汉语抒情文本的“忘情策略”——以《古文观止》为例

古代汉语文本的抒情策略其实是一种"忘情策略",即在文本建构的过程当中尽可能隐藏情感,仅以迂回的方式对情感进行暗示并引起读者的情感反应,或者以程式化的方式来传达情感。《古文观止》所选的诸多抒情文本皆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策略,为我们研究汉语文本的抒情策略及自我指涉性质提供了极好的样本。

高启《姑苏杂咏》:想象苏州的方法

高启《姑苏杂咏》呈示出一种迥异常规的写作方式,即背离传统的即景会心、激发与回应的抒情方式,借助历史、传说的文本进行的想象和追忆取代了经验的动力学地位;与此相应,诗歌中的抒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带上了建构和虚拟的意味。这种新的写作范式,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文学史命题。

试论现代歌词的文体特征

现代歌词作为抒情文类之一种,其文体特征总体上类同于"书写—阅读"式的诗歌,但其艺术生成却是通过谱曲并以人声为传播媒介,以听觉为接受方式。音乐、人声等的介入,又使歌词呈现出有别于"书写—阅读"式诗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文本生成的非独立性和文本形态的开放性;此外,接受方式上的"直面相向"的特点,使歌词的文本生成与接受语境之间形成一种显豁的共生共谋关系。

乐府文本的生成方式及其诗歌史意义

汉代乐府机关对四方歌谣的加工,总体上围绕"歌"与"诵"这两大功能展开,由此形成"传辞"与"传乐"两种方式、"乐辞"与"文辞"两大乐府文本系统。"乐辞"本主要作为音乐演唱的脚本,"文辞本"则以满足"夜诵"而生,后来成为文人阅读、传抄的案头本。无论"乐辞本"还是"文辞本"都不同程度地经过了加工和翻写,现存乐府"文辞本"的齐言化趋势与其适应"夜诵"要求的翻写有关。民间歌谣的书面化是汉乐府文体生成的重要机制之一,"夜诵"则是书面化机制中的核心内容。汉魏文人在"诵读"语境中对乐府"文辞本"的传抄和翻写,带动了文人由"应歌"向"作诗"的转变,促进了汉魏五言诗的体式建构。

中国话剧的诗化传统——为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而作

中国文学的传统与其说是抒情传统,不如说是诗化传统更确切。中国的戏曲最深刻也是最典型地反映出中国的诗歌传统的强大的辐射力量和渗透力量。中国现代的话剧作家以"情本体"传统改造了、创造性地转化了西方的话剧。田汉、郭沫若是中国话剧诗化传统的开拓者。曹禺不但是中国话剧诗化传统之集大成者,而且是中国话剧诗化之典范。夏衍的戏剧在中国话剧的诗化进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宋之的和吴祖光都继承和扩展了这种话剧诗化的传统。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制约着中国话剧文本的诗化进程,也自然影响到导演、表演艺术和舞台艺术的诗化追求。

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人结集风气盛行,歌辞集、存于文人总集别集中的辑录歌辞等歌辞文本传播方式的产生, 使歌辞的文化功能出现分化与转移：文人歌辞音乐意义之外的诗性特质开始受到重视,歌辞离开音乐而独立生存于社会的价值得到认可。文本传播作为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外的新生之物,所带来的文人歌辞从音乐意义向歌辞诗性意义的转移尤其引人注目,于是在诗歌创作内容、生存方式、诗歌创作观念等方面均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使中国诗歌发展获得诸多创新变化的历史机遇。

清词自度曲的创作方式与音乐、文本的双重形态

在词乐失传的情况下,清人仍创作了大量的自度曲。在唐宋词的基础上,“依字声行腔”与“犯曲度腔”是清代词人自制新腔的典型手法,这两种手法大多遵循填词在前、协律在后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清人创作自度曲,亦能摆脱唐宋词原有词调的影响,并不刻意择腔,制谱与填词皆任意度腔,自为己律;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填词与音乐在音律上形成和谐的关系,便于歌唱。考曲乐在清代的盛行,可以推断出清人创作自度曲时所依据的音乐形态主要是清代曲乐。这实质上是“以曲为词”,故清人一些自度曲具有曲味。这或许说明,词曲不分在不少清代词人眼中并不是很重要的命题。清人创作自度曲,亦和清代词坛长期存在着较盛的歌词之风密切相关。这体现了清人对词乐之美的追求以及对拘于词律词谱的填词方式的不满。清代词人的这种努力,是某种文学复古行动,亦体现出某种“统序”意识。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叙事中的教化主题

作为都市文化中极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教化为主题的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一方面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必然反作用于现实,凭借其音乐艺术的魅力来影响和改造现实生活。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叙事中的教化主题至少可呈现为道德劝善类、思想启蒙类和意识激发类三种表现形式;歌曲叙事中的教化主题产生原因一方面受到音乐教化功能传统性之影响,另一方面源于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性;其社会功能是通过摸索出隐匿于社会表层下的民众那尚未觉醒、朦胧模糊的爱国热情,唤醒民众内心深处那股如雄狮般的革命力量,并最终引发社会"轰动效应"。

金批《西厢》:从通俗剧本到诗性文本

金批《西厢》通过对创作动机的抒情性改造、作品主题的普泛化阐释和审美体验的多向性揭示,将《西厢记》从叙述风月之事的通俗剧本,上升为反观个体心路历程和生命境界、承载丰富而多向性情感体验的诗性文本,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向抒情传统的回归,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包容性和渗透力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创意抒情散文文本写作的美学策略

创意抒情散文是指以抒情体或以抒情体为主的散体文章,以情感抒发为主,凭借一定的物象(人、事、景、物等)抒情,具有主观色彩。所谓抒情性是抒情散文在处理社会生活及客观物象的心灵化、情意化。抒情性既是抒情散文的外在特征,也是其内在特征。因此,感物而兴,感兴而情,主体经过客观生活和物象观感,兴会(感知)感悟而生情思意蕴。感情又通过一定的意象抒发出来,形成抒情散文抒情意蕴。抒情散文从情感表现方式看有两种抒情策略方式:即直抒情意和借物抒情。

《阿嫫妮惹》文本的价值和意义

彝族古典民间抒情叙事长诗《阿嫫妮惹》是民间口承口传的文本,它不仅是平面传播的文本,而且是立体运行的文化。在口头叙事的行为方式里,渗透着民众的心理,因而获得了世代传承的生命力。

流行歌曲中汉英语码转换的会话分析模式

许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中包含不少汉英语码转换的例子。这种语码转换是随意的、随机的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对这一社会语言学问题人们似乎关注较少。文章引入会话分析模式,以流行歌曲的歌词语篇为语料,着重从其汉英语码转换的内在过程、规律和特点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分析表明,中文流行歌曲中出现最多的是与语篇相关的交替式语码转换,与语言偏好相关的交替式语码转换相对较少,而与语篇相关的插入式语码转换最少。

基于歌词的流行音乐情感二值分类研究

着眼于音乐情感的分类,使用计算机领域文本分类的技术,利用KNN分类算法,对流行音乐中的情感进行挖掘,从而实现基于中文歌词的流行音乐情感的二值分类。主要借鉴文本处理的方法,将歌词通过分词、词频统计、权重计算等一系列的处理,变为可计算的特征向量;并且在此基础上使用KNN分类算法,对于流行音乐中的情感进行了二值分类。通过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该方法有较高的准确率。

宴席曲文本序列结构形态浅析

宴席曲歌词结构类型以序列结构最为常见,具体包括时间序列、空间序列、数字序列、亲缘序列、颜色序列等。大多数宴席曲采用单一结构,仅有少数采用复合式结构。民间传唱者的身份与文化素养、宴席曲的口头文化性质及传承的需要最终决定了其结构形态。作为民间歌谣的一种极具生命力的表达方式与编创机制,宴席曲的结构不仅有利于丰富宴席曲的歌词内容,增强宴席曲的内在美学意蕴,还有利于宴席曲的传播。

圖中物色:明清“三好”/“郎與麗”類型畫像文本之隱喻觀看與抒情演繹

明清文人留有許多畫像文本,像主旁襯雅物或麗色的類型畫像,十分引人矚目。取源於南朝蕭琛典故以書、酒、樂三樣雅物擺置畫面、藴含人生快意的'三好'圖式畫像,或像主旁侍一或多名艷姝而敷演風流情境的'郎與麗'圖式畫像,二者相互取資,異曲同工,率爲文人勾勒了功業或倫理等主流價值外逸樂生活的側影。一幅明清'三好'或'郎與麗'圖式的類型畫像,總以像主作爲核心,據而構築一個以物、色襯景元素演繹的情境畫面,引導題詠者定向思維與對話:具像的物品依其形狀、顔色、質地、功能等特性各自延伸出視覺觀看的符號性意義,而像主旁侍的麗姝美色更爲文人寫照凝塑艷情氣氛。畫家採取隱性手段以佈設畫面,俾書、酒、樂、麗姝等視覺符碼經常性出現於圖式中,藉以熏染畫面現場的快意氛圍:'書册'擺於雅會桌几,隱含聚會吟誦的文學特質;'酒罈'立於一旁,喻指畫中人鬆解陶醉的精神狀態;'弦歌作樂',以彈奏樂器的畫面轉譯現場愉悅的聽覺經驗;'麗姝'陪侍,則爲畫像沾染艷情享樂的色調。這些物/色是作爲創造隱喻的媒介符碼,'三好'或'郎與麗'之圖式則爲文本創建者互文間性及套語結構之修辭産物,筆者將連結諸多題詠用以譯解文本,探索畫家/觀者形塑像主的隱秘意向,逆溯重建繪像當時的意義系統。本文擬對焦於明清'三好'/'郎與麗'圖式之類型畫像文本,考察文本的集體創建者如何透過符號關係與隱喻思維,游移於物/色兩端之層層交織與演繹,爲形塑一位文人形象而展開雅物觀看與麗色抒情兩相交融的近世性意涵。

《张大千诗词集》部分对联作者考辨

《张大千诗词集》是研究张大千先生文学艺术的重要文献资料。其中有一些对联虽言明出自张大千,但部分作品实际上源出古人。

多重网络中的词学研究

近20年来,词学研究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词学研究应在多重网络中展开。首先,词学是专门之学,但研究者仍需建构开放的知识网络。词乐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仍处于相对低潮。这与研究者受限于音乐知识,无法有效介入有关。词谱、词律等专门之学亦是如此。其次,可以尝试词学研究的时空延展,打造通观的"全息网络",通过长时段的、大量的文本分析发现新话题。同时,注意域外汉籍,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新文献,启发新视角,丰富文本网络。最后,要注意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向,要建设词学检索库,善用新技术,更新研究理念,以便及时因应。但数字人文终究只是辅助研究手段,技术取代不了阅读与思考,只有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