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t Overlook GDP and Investment： An Analysis of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Trend

In this paper, we first examine various causes of China＇s unexpected low economic growth rat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2. Particularly, we propose the possibility of one tendency masking the other tendency. That is, there is a tendency of neglecting and downplaying GDP while making fewer efforts to develop economy in some regions that oppose GDP worship and irrational pursuit of and competition for GDP,, which deserves our full attention. We further propose in this paper that the decline of China＇s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should keep a gradual proces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favor consumption while not overlooking investment, given that a certain amount of moderate investment will remain the key impetus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over a certain period in the future.

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测算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序列数据的实证

本文利用资金流量表、住户收支调查、财政收支等数据,采用拟合法对1952年以来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进行系统测算,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发展变化,并以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占比为主要指标,对比分析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基于数据测算和分析,进一步使用1953—202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滚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相关指标对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总体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有所回升,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平均高于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进行同期对比显示,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低约20个百分点,从相似发展阶段对比看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差距大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表明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偏低与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足有关。第三,实证研究显示,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资本形成的抑制作用,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但从其作用效果的发展变化看,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有边际递减趋势。

中国省级增长不确定性的层级分解及其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分析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复苏偏弱,并呈现出区域分化态势。从纵深维度对省级增长不确定性进行分解,并对其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进行测度是实现宏观经济波动精准溯源的基本前提,亦是实现宏观经济分层治理的必要保障。为此,本文运用SV-TVP-DF模型将中国各省份增长不确定性分解为全国一致成分、区域协同成分以及省级个体成分,随后利用方差分解和PCH-VAR模型考察了各级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物价波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后,各级不确定性均迅速攀升,其中东部各省份不确定性变动较大,是增长不确定性的主要引领者;第二,全国增长不确定性和省级个体不确定性是产出和物价波动的核心驱动因素,其中产出波动主要受全国一致成分影响,物价波动则由省级不确定性撬动;第三,就防范和化解增长不确定性而言,现阶段应采取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合理宽松的信贷政策来引导经济复苏。这不仅可以有效提振经济活力,而且也能够把物价波动控制在适宜范围,同时还能增强经济复苏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理解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稳杠杆”还是“降杠杆”?——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对宏观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阶段较高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以及过快的杠杆率增速都会阻滞经济的正常增长;而货币政策在"降杠杆"与"稳杠杆"中存在冲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小幅提高杠杆率而不利于"降杠杆",但其也能够显著降低杠杆率波动水平而有利于"稳杠杆"。因此,政府应当在"降杠杆"与"稳杠杆"中有所权衡。当前阶段应该保持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环境,确保短期内抑制杠杆率过快的上涨势头,同时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来逐步消化高杠杆。

多层级“中心-外围”嵌套模式下县级市宏观区位效应研究

以＂中心-外围＂模式为理论基础,采用改进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于2006—2014年中国未发生行政区划变动的321个县级市统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县级市在城市体系多层级＂中心-外围＂嵌套模式下的宏观区位效应,着重探讨县级市到核心城市的距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线城市对县级市表现出较强的吸附效应;县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到最近省会城市的距离呈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与到最近主要港口城市的距离呈先下降后平稳再下降的＂准∽型＂关系。研究还发现,省际间存在市场分割,政府财政支出会扩大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

Health and Economic Growth in Ghan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this paper, the growth effect of health in Ghana is examined for the period 1982-2012.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is used as proxy for health, and real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ARDL） bounds test approach to cointegration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short- and long-run effects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od health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both in the short-run and long- run. Development policy should, therefore, aim at raising health sector investment to improve health conditions of the population.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

无论是从人均GDP水平还是从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的就业比重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都处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当前最为严重的宏观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失业率持续攀升,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济不活跃。产生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既有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也有国内长期内需不足的因素。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在总量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合方式、汇率政策、强调需求还是强调供给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四个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调整。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是防滞涨;长期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即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问题。

经济增长动力演进与“十三五”增速估算

市场化改革不仅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通过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与利用率,并同时优化资本积累与劳动供给的结构,由此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基于增长核算模型的测算表明,"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平均潜在增速将仅有6.2%,难以达到6.5%的增长目标。但如果深化市场化改革以促进增长动力转换,"十三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速可提高至7%左右。因此,政府应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以保证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中国宏观税负研究

文章首先将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与他国进行对比,得出中国宏观税负已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水平;其次,在离散时间Ramsey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引入政府的公共开支,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理论上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为20.20%;最后,将该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与我国实际的宏观税负水平进行比较,得出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偏重的结论。减税是我国税收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的比较研究

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而"保增长"的重要性远高于"防通胀"。本文认为这一判断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情况,核心原因是当前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胀将通过财产再分配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经过计算发现:在各组参数设定下,5%的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分别平均是1.8%和5.9%;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比平均为32.9%,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这说明在中长期"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因此宏观调控应该将二者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宏观税负与税制结构探析

我国目前宏观税负与税制结构是渐进式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产物 ,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 ,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扭曲效应越来越大。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必须确定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 ,推进税费改革 ,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

论经济增长中的税收宏观调控

税收宏观调控职能是税收本质属性。税收既是一种经济手段 ,又是一种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确定税收宏观调控的“合理度”是实施税收宏观调控的关键。其调节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 :1 调节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增长 ,合理配置资源 ;2 调节收入分配 ,促进公平竞争 ;3 促进对外开放 ,引导外国资本。

地下经济与正规经济关系的再检验

国内外学术界对地下经济与正规经济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认识。在采用修正的现金比率法估算1979年～2011年我国地下经济规模的基础上，利用非线性STR模型重新检验二者之间的变化关系，结果表明：首先，我国正规经济对地下经济产生了非线性冲击效应，并在线性和非线性特征之间转换频繁。其中，1979年～1984年和1997年～2011年间，正规经济与地下经济呈明显的线性关系；1985年～1996年间，二者之间为非线性关系。，其次，正规经济对地下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当正规经济的增长率低于-12．64％或超过21．70％时，正规经济对地下经济的影响是显著非线性的，地下经济对正规经济的弹性为1．1364，表示此时的地下经济将以更大幅度的下降或增长；当正规经济增长率介于-12．64％～21．70％之间时，其对地下经济的影响是线性的，表明影响有限。因此，应警惕正规经济出现负增长或增长过热。

宏观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地位与商业信用政策——兼与行业特征因素的综合考察

基于商业信用供给方视角,实证考察宏观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地位对商业信用政策产生的影响,以及行业特征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竞争地位越高,其向下游客户提供商业信用的回收期越短,但这种影响在行业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并不明显;在宏观经济发展处于上行通道之时,无论行业集中度如何,竞争地位较高的企业均能显著缩短其提供商业信用的回收期;进一步细分行业特征后发现,在不同行业集中度和景气度组成的象限中,宏观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地位会对商业信用政策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条件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中伴随着对外贸易连续高速增长,且出口多于进口,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现象。此现象是由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引进技术进步机制、劳动力过剩和强政府控制力等特定的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条件所导致的。基于这些基本假设条件构建的结构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及其变迁机制。

质量:新常态下的新动力——基于2014年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作用递减,亟须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文章基于2014年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的分析表明,质量是经济新常态下重要的新动力,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产品服务质量评价的波动与我国GDP的年度变动趋势高度一致;质量评价的结构性差异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抑制了我国有效需求的增长;城乡质量二元性的降低缓解了我国城乡经济的二元性;产品质量评价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我国产品质量评价与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21,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

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效果评估与改进策略——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视角

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央高度重视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部分城市的房价仍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上涨或下跌风险,而且既有房地产长效机制所依赖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主要政策工具在调控房价过程中很容易陷入困境,可见房地产长效机制仍然存在改进空间。房地产市场难以平稳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而既有房地产长效机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较少。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新思路。一方面,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有助于更好地优化经济结构,从而减轻经济结构失衡对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阻碍;另一方面,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有助于更好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减轻增长动力不足对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阻碍。基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应该做好三方面工作来不断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就稳定政策而言,重点是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加强对投机性资金的监管,货币政策应该主要锚定稳增长目标,而不应该再充当房地产长效机制的主要工具。就结构政策而言,重点是优化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从而降低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对房地产的依赖。就增长政策而言,重点是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强化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从而减弱企业部门对房地产的依赖。三类政策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统一合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增进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效果。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与GDP的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与GDP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引起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在VAR模型等方法基础上，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支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等各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对居民消费和GDP具有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社会保障支出在经济危机时期发挥了自动稳定器作用。但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刚性作用和棘轮效应，我国既要避免社会保障支出的短板效应，又要提防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过快造成的西方社会福利病，三者之间应按比例保持协调发展。

中国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程度的实证研究

以1979~2014年金融监管相关政策及经济数据为基础,通过赋值和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进程,并从金融监管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视角探究了中国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程度。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动的反应机制是有效率的,但对宏观经济表现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且未能有效发挥出提升资本效率的作用。因此,监管部门应当有意识地将维护和促进宏观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不断提高监管的协调性与科学性。

产权激励的宏观机制探析

由于政府偏好与利益集团的存在,产权制度的非中性在社会历史变迁初期往往是一种常态。与新自由主义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认为任何违背私有产权制度必定会损害社会效率、降低经济增长的观点不同,实际上产权制度的非中性在资本不充裕的社会阶段,对国民经济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当社会资本达到相当的规模,从而存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产权中性的内在要求。根据这一基本思路,文章提出宏观产权制度理论假说,用以分析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介入产权的方式及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