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组织侦控对策的完善——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在侦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发挥不够、涉黑组织被打击后卷土重来等问题。因此,要从社会治理视角下完善侦控对策,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在侦查方面,要把握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查明团伙的经济实力和主要业务,判断其是否具有保护伞,严格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团伙。同时,要完善证据链条,异地用警异地关押,破除犯罪分子侥幸心理,积极发动群众,拓宽涉黑线索来源,从而实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有效打击。

社会治理:黑恶犯罪治理进阶与启示

近年来,在“打黑除恶”进入“扫黑除恶”的进程中,对“恶”势力的界定和处罚更是凸显了对黑恶犯罪的全面和深入的治理,也为实践中治理黑恶犯罪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目标。对黑恶犯罪的治理,刑罚效应应体现在其应用的精准性而非立法的重复性上。因此,有必要建立清晰和统一适用的涉及黑恶犯罪的罪名体系。对黑恶犯罪的治理又是全方位和复杂的,因此有必要从治理的历史阶段脉络和当前面临的问题两方面进行梳理和反思,以利于构建黑恶犯罪治理的法治化、实效化的常态机制。

论黑恶势力犯罪的成因及防控对策--以控制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威胁政治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的黑恶势力犯罪非常猖獗。控制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可以归结为合法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尤其是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的弱化,以及罪犯在家庭教育缺失情况下导致的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是犯罪分子基于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对比关系的理性选择。控制理论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治的启示是强化合法社会控制力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强化基础素质教育,矫正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的启示则是加强"犯罪预防环境设计",提升黑恶势力犯罪成本和提高对黑恶势力犯罪的防范意识,构筑起心理栅栏。

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与处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当下刑事司法工作的重点,相较于“黑”,对“恶”的认定与处理一直是法律领域的短板。立法层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更应当谨慎。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要紧扣其核心特征、组织特征、手段特征、犯罪活动特征、区域或行业特征、违法犯罪次数特征。在处理恶势力犯罪时,要把握宽严相济的政策,严字当头,谨慎从宽。

法治维度下打击涉黑涉恶犯罪措施研究--以A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视角

近年来,A省涉黑涉恶犯罪呈现向政治领域渗透、与腐败现象相互交织、向新领域扩张、向隐蔽化转型等新态势。司法机关在依法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过程中,存在职权不明协同办案受阻,执法随意性大,传统办案思维难以应对新变化,查处“保护伞”阻力较大、困难较多等问题。为应对新变化、破解新难题,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应当在法治维度下,从提高政治站位、办案机关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并重、坚持罪刑法定和宽严相济、运用法治思维以及强化“保护伞”查处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打击涉黑涉恶犯罪的措施。

涉黑恶线索挖掘路径规范化分析与研判

在新时代背景下,涉黑恶犯罪呈现出新特征,严重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为了提高公安机关侦查涉黑恶案件的能力与水平,通过信访举报材料、涉枪涉暴案、聚众斗殴案、自动投案、警情跟踪梳理等线索来源,对涉黑恶案件进行梳理与研判,形成线索收集的图形模式。拓宽线索收集的途径及方法是公安侦查部门实施扫黑除恶的必要措施,通过对涉黑恶案件的特点及其滋生社会环境的剖析,研判涉黑恶案件的高危人群,研究其所涉及刑事案件的种类、行业范围来发现线索。侦查人员在常规工作中要注意对各类涉黑恶线索进行收集,及时发现、研究黑恶势力的新特点和发现线索的新途径,对启动时机精确掌握。情报信息部门要构建全面、科学、系统的作战平台,客观、及时、精确地研判分析,挖掘有利于立案的相关线索、证据信息,为涉黑恶案件的顺利侦查提供保障。

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恶势力团伙犯罪

司法实践中“黑”、“恶”难分,从而引发定性、审办、打击、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认真分析“黑”、“恶”在结构形式上、主观目的上、行为特征上、发展需求上,客体上的不同,为司法实践中的“黑”、“恶”界定给出了尺度。

网络恶势力犯罪刑事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

网络恶势力犯罪是有组织犯罪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成果迭代异化的结果,表现为日益与信息网络技术深度融合,与跨境跨国有组织犯罪相互勾连,网络"套路贷"、网络赌博、网络敲诈勒索、网络"水军"已成为网络恶势力犯罪重灾区。网络恶势力犯罪刑事治理存在立案侦查难、调查取证难、追究源头犯罪难、准确定性难以及再犯率高等困境,需要完善刑事法律制度供给,进一步明确裁判尺度,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探索彻底扫除网络恶势力犯罪的法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