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流行音乐与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话语——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生成语境分析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从批判邓丽君开始,引发一系列批判流行音乐的文化事件。流行音乐被定位于"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和"商品化艺术"。现在看来,这些批判话语既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迎合与积极响应,也是精英主义艺术观的最初体现。而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并不具有形成商业文化的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更由于广大受众听赏流行音乐的主要动因在于走出禁欲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牢笼,修复被破坏殆尽的"情感结构",所以他们所代表的世俗价值观与批判话语形成了明显的错位。这种错位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价值观错综复杂的生成语境。

当前我国合唱事业发展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也不断上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合唱活动丰富多样,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日益频繁,各种层次、各种类别的合唱节也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合唱事业飞速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在繁荣的景象背后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流行音乐及其情感表达刍议

流行音乐作为音乐的一种现代表达形式,关注人的情绪与情感、成长与生活,成为目前很多人情感宣泄、张扬生命的方式。它具有内容非主流性、娱乐性、商品性、流行性以及多元文化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促使了流行音乐成为人的情感宣泄地带。流行音乐的曲调唤起了听众精神上的愉悦,丰富的歌词张扬了不同人的内心世界。

声乐专业学生艺术实践与主流价值观培养研究

作为一项技巧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学科,如果声乐教学脱离现实生活,那么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声乐专业的学生正是依靠艺术实践进行自我总结与汇报。艺术实践对于学生主流价值观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媒体、受众与主流价值观建构——以流行歌曲传播为例

思考主流价值观的建构策略,至少需要考虑近年来媒介传播方式的迭变,以及由此带动的受众实践方式的变化这两方面因素。新媒体一方面大大降低了音乐生产、传播的成本,使音乐的创作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另一方面,它也使流行音乐产业危机四伏。新媒体中,私人化收听行为滋生了某种"权力对冲结构"。对于音乐作品中的价值观念,受众并非简单接受,还会有各种形式的改写与挪用。我们应从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体系的各自不足出发,发现彼此需要之处,促进相互提升,还应通过多方商讨,勘定当代价值观底线。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关于青年音乐教育的对比研究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于青年音乐教育都有过详细论述,而且对于音乐教育的功能认识和教育方法等都有过详细探讨。本文通过对比二者对于青年音乐教育的作用、教育方式方法等方面,得出几项有意义的结论。

“过去的摇滚英雄”——以大众媒介对张楚复出的报道逻辑为中心

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关于摇滚歌手张楚的报道、专访和评论的分析,指出大众传播媒介试图通过报道把复出后的张楚塑造成一个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摇滚英雄形象,以消解张楚所代表的中国摇滚亚文化的反抗力量。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对当前摇滚的全局没有把握的兴趣或者能力,因而媒介以一种保守的、妥协的方式来维护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主导,以达到巩固主流文化霸权地位的目的。

中国说唱音乐的现状与发展研究——一个空间理论的视角

本文对十二位中国说唱歌手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中国说唱音乐面临各种情况和挑战:一是新旧两代说唱歌手出现观念差异,说唱音乐的传统和精神正在发生变化;二是商业化与保持风格存在冲突。不过,虽然中国说唱音乐的发展仍处于风格的探索阶段,但说唱歌手专注音乐的初心和互助的关系将一如既往地不断推动说唱音乐创作的发展。

学校情境中的音乐疗法——从音乐治疗师的立场看P.L.94-142前后美国学校情境中音乐疗法的发展

1975年通过并于1978年正式施行的以“回归主流”为主旨的美国P.L.94-142(现为《残障者教育法案》IDEA)使美国学校情境中进行的音乐疗法发生了变化,也给面向特殊儿童的的音乐治疗师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资料的分析,阐述了学校情境中的音乐疗法和音乐教育的相互关系,从音乐治疗师的角度,介绍了P.L.94-142实施前后的学校情境中特殊儿童音乐治疗概念和方法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音乐疗法在特殊教育领域中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意识形态的“声”战——小说中的音乐书写

近年来,小说中的音乐书写愈来愈受到主流批评家的关注。然而,大多数人仅仅关注小说在形式上与音乐"如何"相似。事实上,小说家们"为何"要在小说中直接或间接提及音乐更值得探究。它们就像是特殊的符码一样,既"显示"又"掩饰"了许多不可言说、不被言说的信息。这些信息只有通过音乐这一与语言异质的符号才能最为有效地传达。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往往与小说中编/解码者本身的意识形态、立场、观念密切相关,并微妙地参与其身份形塑的过程。编码者、解码者对于音乐话语意义的确认、强化或消解行为使音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不断进行着意识形态争夺的场域。对音乐与意识形态这一复杂关系的探究,为解读与阐释小说文本提供了一种新进路。

主流话语与朱权的戏曲批评的史家立场

朱权所著的《太和正音谱》有意识地将戏曲纳入礼乐体系,自觉不自觉地回应和维持着明初朝廷"制乐以节乐"的主流话语导向,但朱权并没有因此而沦为政治附庸,他以史家的批评立场,对戏曲本质属性作了专门探索,特别是音律论与北曲谱、戏曲风格论、杂剧题材论等内容。这与其中保存的史料一起,共同体现了朱权戏曲批评的自我意识,皇室成员、藩王意识下的安乐平和、旷达和通脱心态,表现在戏曲批评上,便是推崇"礼乐之和",欣赏"中和之美"。《太和正音谱》对三家之唱、杂剧十二科、十五体与二百零三格势等曲品式批评,也带有鲜明个性印记,微妙反映了朱权在洪武朝和永乐朝的不同境遇、心态和处世方式,以及永乐朝戏曲禁限政策的松动。这亦可视为《太和正音谱》初成于洪武朝,改定于永乐六年(1408)以后的有力证据。

音乐美学非主流化警示的自我分析和探讨

1784年,德国著名诗人、作曲家和音乐学者舒巴特在其《论音乐美学思想》(1806年出版)中,首次将音乐和美学这两个毫无关联的术语结合在一起使用,从而宣告了"音乐美学"的诞生。"音乐美学"自开始产生至发展到现在,一路走过来伴随着许多争论和疑惑,现如今,音乐美学的发展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音乐的欣赏和追求,同时更是受到新兴的哲学美学狂潮的冲击,而面临着知识改革、系统更新的困境,由此引发了音乐美学的边缘危机,产生了音乐美学非主流化的趋势。本文以音乐美学的源流概析为出发点,通过分析音乐美学的基本概况,如内涵、发展历程和存在问题等,力图找出音乐美学非主流化的原因,为如何更好的遏制音乐美学非主流化提出合理化建议,为音乐美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新主流电影音乐的美学范式与共情传播

中国电影音乐经过百年发展历程,在声乐与器乐创作上日益达成辅助电影艺术完美呈现的目的与使命。伴随我国新主流电影的不断发展,主题内容与视听语言都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革,电影音乐也承担起更艰巨的艺术责任,建立起符合电影艺术与电影市场发展需求的音乐创作规律,形成服务于新主流电影的音乐美学范式。新主流电影音乐规律与范式不仅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电影市场,而且能够加强受众与影片之间的共情共鸣。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情感建立的电影音乐生态是共情传播的有效基础,对新主流电影音乐的时空传播亦产生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