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时空格局及收敛性分析

加快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亦是中国对数字中国战略和“双碳”承诺的践行。在测度2012—2021年中国农业数字化和农业绿色化发展指数的基础上,研判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关系与相对发展现状,并剖析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过程中的空间不平衡问题及其收敛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样本考察期内,全国及三大粮食功能区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调发展度均稳步提升,各地区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整体向协调发展靠拢,但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第二,全国相对发展类型始终处于数字化发展滞后型,但其相对发展度波动上升,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的不同步状况不断改善;第三,全国及三大粮食功能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且省份间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空间互动效应对β收敛趋势存在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对于把握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效能和水平以及探寻出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推进策略提供实证支持具有重要启示和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评价与问题区域识别

长江经济带已成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构建以水系统为纽带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加权法、空间自相关、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探究2018年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绿色发展及各子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并对绿色发展的问题区域进行分类识别。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呈由下游、中游至上游递减趋势;各主体功能区绿色发展指数表现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2)绿色发展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值位于0.365—0.656之间,多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的临界区间,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3)从长江经济带整体来看,长江中上游地区绝大部分城市绿色发展主要受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水平偏低,及由此带来的生态和生活问题限制,且长江中上游地区各省会或直辖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绿色发展带动能力不足。从主体功能区视角来看,优化开发区以生态问题为主,仅上海和嘉兴两市;重点开发区以生态和生产问题为主,集中于武汉都市圈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内部;限制开发区以生产和生活问题为主,主要位于省际边界型城市地区。最后综合问题识别结果,分别对长江经济带各主要问题区域绿色发展路径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行政区经济约束下的主体功能区建设研究

主体功能区作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新安排,必将对现行的行政区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文章在从区域发展理论创新的角度对主体功能区进行深化认识的基础上,从区域划分依据、区域发展理念、同质化政府与异质化区域、主体功能区操作与行政主体、主体功能区划分标准与区域发展等方面阐释了行政区经济对主体功能区约束的内在机制,指出区域管理政策是现阶段行政区经济约束的集中表现,并从配套政策体系和当前政策重点等角度指出了主体功能区和行政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

生态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绩效动态综合评价

生态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绩效动态评价体系构建对引导政府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推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笔者以生态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为切入点,从资源环境、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五个方面构建了生态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基于二次加权的"纵横向"拉开档次动态综合评价方法,对2010—2014年四个生态主体功能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进行了动态评价,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生态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彼此间差距明显。政府部门应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缩小生态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差距,推进其均衡协调发展。

构建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

本文在明确界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概念及其分类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建立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协调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必要性,然后深刻剖析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满足主体功能区上的缺陷与不足,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构建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差异化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是测度绿色发展进程和支撑绿色发展决策的重要方法,然而如果对不同自然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地域都用相同的指标体系去衡量,不仅评价结论有失公允,也不利于反映各自的问题及需求。论文按照“概念模型—体系框架—指标体系”的思路,基于主体功能区的视角提出了“框架一致、权重不同”的差异化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构建方法,采用基于专家群决策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绿色发展指标的权重,识别不同分区绿色发展需要重点关注或优先解决的问题。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开展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表明,绿色发展各目标各要素在长江经济带不同主体功能区的重要性或优先性存在明显差异,应当实施差异化的绿色发展评价和要求。

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绩效评价研究——基于黑龙江省的实例

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绩效评价对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政府服务3个维度出发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4个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绩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维持较好,但存在着生态功能区间发展不平衡和生态功能区内发展不充分的现象;经济绩效对生态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影响较大、政府绩效次之、生态绩效较小;针对保护生态安全、创新生态系统、转型经济发展、推进生态旅游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其结论也证实了在重点生态功能区仍然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多规融合视角下的山地丘陵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研究——以丽水市为例

基于多规融合的视角,探讨山地丘陵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的新方法。以丽水市为例,以乡镇为基本单位,提出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生态功能规划等多个规划相结合,优先梳理出重要生态用地,再提取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大类指标因子,用AHP-Entropy模型计算指标因子权重,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计算并进行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山地丘陵区域主体功能区划的技术路线。将丽水市175个乡镇初步划分为四大主体功能区:9个经济与人口持续发展核心的优化开发区、39个要实行强制保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的重点开发区、106个具有较高生态意义的限制开发区与21个禁止开发区。结果表明,在多规融合视角下进行的主体功能区划分具有更高的合理性和可实施性,对于目前的"开发"与"保护"这一难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作用。

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区域利益的协调机制研究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新思路、新举措,对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是主体功能区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本文首先分析了相关制度环境的变化,然后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的原则、探讨了其应包含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从协调目标、协调内容、协调主体、协调手段与途径、协调程序等几个方面构建完善的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区域利益的协调机制。

非正式约束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研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理论探索

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现有区域经济发展观的重大创新,然而目前我国主体功能区理论建设却仍然薄弱,现有区域经济理论对其缺乏有力解释。非正式约束作为漫长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行为准则与社会规范,其核心价值必然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以非正式约束条件为基础,充分考虑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的相互匹配,经济适宜度不仅可以有力解释非正式约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选择,而且可以揭示出非正式约束对区域间经济性要素的效率选择,以及由此而生的分工专业化和聚集是主体功能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

基于偏离-份额法的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结构与增长效益研究:1980～2012

基于偏离-份额法对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1980-2012年间粮食产量在稻谷、玉米、小麦和其他作物的结构、区位、竞争力优势及效益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确保粮食安全的主体功能得到持续增强,但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能竞争格局和粮食结构正面临重大调整和变局,口粮安全保障变得脆弱,粮食主产区竞争潜能和实际竞争力存在严重偏离,粮食主产区间的粮食结构效益、竞争力效益和综合效益差距显著。为此,必须正视粮食主产区间的粮食结构和竞争力的非均衡性问题,重塑和确立传统稻谷主产区的潜在产能优势,增强口粮结构效益和竞争力效益,确保持续的口粮安全,形成稳定的多元化粮食格局,巩固和增强新兴产粮大区地位,对高效作物建立“粮食特区”,以特殊政策支持农民增粮增产。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教育空间布局影响因素及其优化路径分析

教育空间布局反映了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地理位置以及教育资源的配置状况。然而,我国教育资源空间布局长期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了按照区域要素差异区别发展不同区域的观点,势必改变我国教育空间布局的传统思路和模式。本文对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我国教育空间布局的优化路径。

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机遇、问题与对策——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的分析

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不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是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都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主体功能区建设使得贫困地区成为国家转移支付的重点地区,这将为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带来历史性机遇。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视角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还存在诸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移支付规模过小、税收返还测算方法不尽科学等问题;加快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将公共服务效果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等,是加快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主要手段。

我国主体功能区理论研究进展与述评——“一带一路”分类区域调控的启示

我国2011年正式出台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内学者在主体功能区内涵、功能、调控政策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其成果对主体功能区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通过系统文献梳理,无论是在研究范围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现有研究成果仍远远不能满足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需要,尤其是主体功能区的重大创新,其实质是突破传统经济理论"无空间维度"分析范式,而将具有空间特征的区域经济承载主体(资源约束、环境特征)纳入理论分析之中,故而继续沿袭旧有理论分析范式必然无法适应新发展观下的主体功能区建设。因此,在系统分析过往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认为揭示主体功能区形成机理和宏观调控机制,其破题之路在于重构传统经济学的空间维度分析框架。

基于偏离-份额法的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产值结构与增长效益研究:1980年～2012年

笔者基于偏离-份额法,对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1980年~2012年间农业产值结构、区位、增长优势及效益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产值实现能力相对较弱,其农业产值地位与粮食产量地位严重不符;种植业在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地位呈现较为显著的下降趋势;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产值增长潜能和实际增长存在偏差;各粮食主产区之间农业产值的结构效益、增长效益和综合效益差距显著,非均衡性问题突出。为确保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的主体功能,必须重视粮食产量及价值的提升;鼓励和扶持第二大农业产业类型,逐步形成稳定的多元化大农业格局;在高效产粮区建立"农业特区",增强粮食主产区农民增粮增产积极性。

我国农村人口迁移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之一,而人口迁移的历史与实践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理论机制之一。基于我国农村人口迁移发展现状与格局,从实现农村转移人口个人收入水平提升、促进迁入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有效改善迁出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的协调区域发展机制,提出了优化我国农村人口迁移的相关政策路径。

浙西山地丘陵地区土地利用地域分区研究——以丽水市为例

为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分区的思想,采用系统聚类方法,以地处浙江省西部山地丘陵地区的丽水市为研究靶区,选择土地利用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的经济功能、土地利用的社会功能的相关指标,对丽水市进行土地利用地域分区。结果表明,丽水市划分为东部河谷盆地与低山土地利用区、中部河谷盆地与中山土地利用区、西部水系源头和中山土地利用区三大土地利用区;主体功能分区与功域分区相衔接。

主体功能区演进机制研究——基于要素适宜度矢量分析视角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割裂和冲突,究其本质是其各自对于经济活动两种维度的片面强调。基于要素适宜度的矢量分解,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的理论判断不仅可以揭示主体功能区建设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演进规律,而且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经济系统的长期变动必然同时包括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它们都是结构型增长和非结构型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粮食主产区耕地多功能时空格局及其优化

文章通过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R/S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揭示中国粮食主产区2000—2018年耕地多功能时空格局特征、预测演化趋势并进行协调度分区与优化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多功能表现为持续下降——波动上升——下降的变化态势且波动幅度较大,其变异系数波动频繁,需要持续完善的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研究区各省份综合指数均值呈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其中,东北地区最高,华北地区居中,西南地区、华中地区的三个省份最低;各省份的Hurst指数均大于0.5,呈显著Hurst现象,说明耕地多功能发展演化上以延续过去变化趋势为主,其中,黑龙江、辽宁可能性最大,湖北可能性最小;各省份耕地多功能协调度发展形势较不理想,协调度指数偏低,且年际间波动较大。研究结果与粮食主产区发展战略定位相符,为指导耕地多功能利用、优化调整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保定市主体功能区划方法及区域发展策略

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为指导思想,采用主体功能区划的方法,对保定地区进行划分,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适宜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各功能区的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