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真-夏”身分秩序与臣邦统属关系——兼析刘敬“和亲”策略中的“风谕以礼节”

三代以来,华夏形成了以婚姻方式缔结与异姓国家政治统属关系的传统。身居西戎的秦人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在经营巴蜀等臣邦的过程中采取了类似做法,通过塑造“真”与“夏”的身分秩序实现化夷为秦的目标。后来,刘敬也基于此种观念提出和亲匈奴。他十分清楚汉匈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格外强调对匈奴“风谕以礼节”,使之树立政治统属关系与宗法等级秩序同构的观念。长时段看,秦法中“真夏”的身分构建与刘敬的和亲政策都源于华夏文化中的“亲亲”“尊尊”意识,又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意识的创新性实践。特别是后者不仅在促使匈奴进入华夏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后世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新范式。

和亲政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和亲政策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项重要政策。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构筑了多元的历史基础。和亲政策延续两千多年,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巩固了大一统局面,促进了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和亲政策使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沟通日益密切,民族融合更深、更广,有利于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意识和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同时,在此过程中,独特的和亲文化得以孕育,积淀了各民族共同珍视和共享的文化符号,汇聚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力量。

中国古代和亲与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

各民族经济相互依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各民族经济互补、经济互动与共同繁荣等意涵。和亲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各民族经济互补是和亲的内在动力,双方都希望通过和亲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满足经济需求。历代和亲活动加强了朝贡与互市贸易,推动了不同民族的物品流通和人员流动,形成了经济交流网络,畅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互动。历代和亲有助于各民族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助于各区域共同发展,有助于中华民族物质财富的总体提升。各民族以和亲促发展的历程,为多民族国家地区间、民族间的相互协作提供了历史经验,为各民族形成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汉匈“和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近年来,在汉代民族和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认为汉匈和亲,并“不包含婚姻的意思”,汉对匈的馈赠是经济“赔偿”、“赔款”,汉嫁女与匈并约为兄弟是“政治赔偿”。本文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辨明了汉匈和亲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新观点”的谬误在于以现代国际间的和平条约简单地比附汉匈和亲。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汉匈和亲以本来面目。

东汉、宋、明三代无“和亲”说质疑

关于东汉、宋、明三代有无"和亲"的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几近一致持否定态度,然而在《后汉书》《宋史》《明史》等文献中却有大量的"和亲"记载。以往学者之所以要否认这几个朝代的"和亲"史实,主要因为这几个朝代的"和亲"不含婚姻内容,不具有政治联姻的性质,与"和亲"即政治联姻这种"和亲"理论不符。其实,"和亲"的内涵比政治联姻广泛得多,"和亲"可以通过政治联姻来实现,但"和亲"并不必然是政治联姻,政治联姻只是实现"和亲"的诸多途径之一。故我们可以说东汉、宋、明三代无政治联姻,却不能说无"和亲"。

和亲剧的性别文化解读

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元代以来的和亲剧,是和亲剧研究的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加深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从元代到20世纪,和亲剧中的女主人公经历了从人到神、从逆女到圣女的转化,这些转化取决于父权文化的意志和策略,揭示了父权文化软弱无力与虚伪冷酷的一面。本世纪,部分和亲剧以爱的哲学为基础构想两性及其关系,体现了性别观念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性别文化已实现质的飞跃。

唐代和亲政策述论

The policy of keeping on good terms with ruler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border areas by marriage started from Han Dynasty. It was diplomatically an expedient measure in feudal dynasties, i.e. to make minor sacrifices to safeguard major interests when facing powerful enemies. The peaceful time gained in such a way was used to recuperate and build up energy and develop economy. In Tang Dynasty, the policy was expanded to any pacification purpos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e Tang rulers had applied its special marriage policy for 28 times respectively to such ethnic groups as Tu Jue, Tu Gu Hun, the Tibetan Regime then, Xi, Khitan, Ning Yuan Kingdom, Hui He and Nan Zhao Kingdom. The practic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ang Dynasty.

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

在汉代 ,所谓的民族“和亲” ,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 ,彼此商定 ,捐弃仇怨 ,消弭战争 ,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 ,在和平时期的西汉竟宁元年 ,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 ,本是巩固、强化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 ,而并非什么民族“和亲” ,因为汉代史籍中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然而 ,随着“和亲”词义在北朝隋唐之际的衍增 ,民族“和亲”与跨民族的“政治联姻”叠为一体 ,于是 ,王昭君出嫁就被唐代的学者引申联想为是一次民族“和亲” ,从而世代流传 ,延续至今 ,遂成定论。事实上 ,“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 ,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研究汉代历史 ,应该摒弃“昭君和亲说”。

北魏对刘宋的和亲与皇室婚制的汉化

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和亲是贯穿宋魏间前期交聘的一个核心议题,但三次和亲之议都因刘宋"依违不绝"的态度而未能成功。北魏在向刘宋求和亲时体现出鲜明的胡族政权特征,表现为将南方的宋看作中原王朝,而对己以胡族政权自居。魏太武帝死后,北魏对和亲的态度不再积极,这与北魏王朝婚姻观念的汉化密切相关。以和亲为名的部落交婚胡族遗制,也在北魏皇室婚姻制度的汉化背景下逐渐消亡。

论先唐咏昭君诗的主题倾向与表述方式

先唐咏昭君诗现存22首,这些诗歌对昭君和亲或肯定赞颂或怀疑反对,其主题已十分鲜明,反映出由汉至隋人们对和亲的认识和理解。其独特意象和第一人称自诉等多种表述方式,对后世咏昭君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宫廷女性之怨

中国古代宫廷女性比普通女性面临更多的窘迫和危机,汉魏六朝诗歌对此有多方面的表现。缘于长门幽怨和班婕妤故事的"宫怨"类诗歌,叙写了宫闱竞争的残酷与失宠妃嫔的悲怨;缘于刘细君和王昭君故事的"和亲"类诗歌,抒发了政治设局中公主远嫁异域、青春被毁的忧伤;《中山王孺子妾歌》、《铜雀台》、《碧玉歌》等乐府诗题以及大量风格香艳的宫体诗,则揭示了地位低下的宫女在生活中是君王玩狎的对象,在诗歌中只能是审美性物化符号的悲惨命运。

再谈“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及拓展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自长安经吐谷浑到吐蕃,然后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由此通往欧洲的第四条丝绸之路,即"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这条新的丝绸之路的形成虽是和亲、商贸、外交、文化、宗教和战争等多种力量的结果,但和亲的作用更为突出。隋唐与吐谷浑和亲开辟了自长安到青海的通道,吐谷浑、唐朝与吐蕃和亲开辟了自吐谷浑到拉萨的通道;吐蕃和亲圈不仅向西南延伸了这条丝绸之路,而且还拓展了通往中亚的路线。辽、西夏、回鹘、龟兹等政权与吐蕃和亲,又向东北、西北延伸了这条丝绸之路。蒙元与西藏萨伽款氏的联姻,进一步修复和巩固了这条丝绸之路。由此也可以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称之为亲情之路。坐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我国西北各省区市,只要能够突出优势、彰显特色、打造品牌、借力发展,就能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璀璨的明珠。

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人物与葬地之一

敦煌古藏文《阿柴纪年》残卷(S.T.vol.69,fol.84),目前学界普遍当作706—715年吐谷浑大事纪年。殊不知,该残卷不仅提到神圣赞普(松赞干布尊号)、入蕃和亲文成公主,还提到下嫁吐谷浑王的弘化公主和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其年代应在633—642年之间,实乃《松赞干布本纪》抄本。这个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青海唐代王侯墓主之谜。

匈奴西域“和亲”史事

在汉王朝政治文化影响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曾经施行对"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控制。汉文化扩张至西域后,匈奴势力依然反复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外交的顽强争夺。"和亲",是匈奴控制西域国家的外交方式之一。匈奴在施用军事高压的同时,也曾经对西域数国推行"和亲"策略。对于汉王朝与西域国家的"和亲",匈奴亦竭力予以破坏。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其意图是对匈奴的侵扰暂且妥协和退让,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也是汉匈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的弊端。至汉武帝即位,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威服战争。在汉匈国力强弱的转换中,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及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要将和亲作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西汉王朝也终将使匈奴臣服。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更为完善,成为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意义。

论王昭君

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佳话,广为流传。从历史资料看,昭君的故里有兴山、秭归、归州、荆门、南郡、蜀郡等许多说法,经我们考证,这大多是历代地理沿革变化所造成的。昭君的性格养成,受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汉朝对匈奴的分化与瓦解方略述论

汉代对匈奴的分化与瓦解方略手段多样,总体上效果明显,其中和亲与互市在匈奴的分裂过程中作用极为重要,招降纳叛方略则随着时势变化不断调整,同时呈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略论汉唐“和亲”的特点与影响

在中古代历史上,“和亲”被作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特殊策略而存在,它发展完善于汉唐时期。汉代“和亲”的特点表现在:划疆立界、前后期态度的不同及借“和亲”之名行互市之实;唐代“和亲”较汉代,则有新的特点:盛况空前、“和亲”的对象开放性、目的的多样性及“和亲”公主本人直接地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汉唐“和亲”的影响深远:经济上,促进了丝绸之路的拓展;政治上,促进了大一统、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文化上,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安边长策是和亲,白草黄沙满地春——谈王昭君自请出塞和亲

西汉初年的白登之围的解除秘计是和亲之策的序幕。昭君出塞是由当时的汉、匈形势决定的,是汉和匈奴双方最高领导做出的明智决策,也是符合汉和匈奴双方人民利益的正确决策。自请出塞是昭君人生的伟大转折点,是昭君优秀性格的集中体现。

东亚秩序与中蒙关系

东亚秩序涵盖着古代蒙古部落朝贡制度与和亲政策及成吉思汗的历史记忆。"丝绸之路"体现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经贸往来,既证明了国际社会的一条公理,要国家富,就要面向世界多通路,也证明了东亚秩序在华夏农耕文明、女真人森林文明和蒙古人草原文明中就有贸易政策的体现,其中的贸易行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市场体现"和而不同"的理念,也恰是东亚秩序应有的内涵,而东亚秩序也在"丝绸之路"中凸显了和平、和谐、睦邻、友好、共生、共荣和互利互惠的理念。东亚秩序在与时俱进中应成为构建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