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笔法,写作《史记》,褒贬人事,表达情感。他联系自己的实际和有关的史实,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他首先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与作品。

“发愤”与“自娱”:古代作家创作的基本动力形式

“发愤著书”与“自娱”“自适”是中国古代作家创作的基本动力形式。虽然这两种创作动力的生成原因、表现形式不同 ,但都是根源于作家的生命需要。二者有不同的特点、内涵 ,所创作的作品也有不同的价值。

三论司马迁屈原研究的历史贡献

司马迁的屈原研究超越了一般的史学范畴,他对屈原的悲剧命运、辞赋创作、历史影响的研究和探索,首先是一种思想感情的认同,是两个伟大人格的历史遇合,因此才能够抓住屈原创作的基本精神,总结中国文学和学术创造的历史经验,提升屈原"发愤抒情"的创作状态,提出"发愤著书"的文论命题。

发愤著书——浅论中国古代作家创作发生之因

作家产生创作的原因很多,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中国古代作家创作的发生进行了具体阐述,在他之后的文人对"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发展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

论“发愤著书”说的源起及发展

"发愤著书"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个由来已久的重要命题,它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动力。尽管正统的儒家文艺思想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仪",但更多身处逆境的文学家们依然走向了一条叛逆之路,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从春秋时期孔子到明代的李贽,他们结合各自所处的时代、个人的遭遇、创作体会,对"发愤著书"理论进行补充、发展,为我们总结了古典文学创作中的"发愤"史,从中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穷且益坚"的民族精神。

“怨”的理论内涵之沿革

"怨"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孔子的发端,到后世的发展,这一命题的理论内伴随每个阶段的时代特征得以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