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mining the Burden Reduction Policy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ina:A Framework Analysis Centered on the Rational Selection of Institutional Doctrine

The“burden reduction”policy aims to reduce the workload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alleviate their burdens.While it has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eachers,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still exist.This study utilizes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and Ostrom’s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policy.By considering the prefer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local governments,schools,and teachers,it explores interactions and outcomes,identifies challenges,and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单位犯罪教义学的两个问题

刑法教义学体系中应区别自然人构建单位或法人的教义学理论。对法人进行制裁,应首先考虑三点:法人是否具有人格;法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法人是否具有独立承担刑事谴责的可能性。立足法制统一原则,从刑法与民商法的关系来看,刑法并没有确认某一主体人格的功能,在民法上承认法人具有人格,在刑法上也就不能否认法人不具有人格。单位人格的特殊性,实质上决定了对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不是其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而是其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弊端。组织体责任论的“内核”应采取规则组织体的观念,从合规的角度对单位进行分析,单位犯罪成立的判断流程设计应当在构成要件的适格性阶段进行。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实践智慧和学说体系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源于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但只有“进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并“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才能真实地掌握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对于辩证法的最大误解,就是把思想的内容和形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割裂开了,把辩证法变成了没有思想内容、概念规定、理论内涵的纯粹的“工具”或“方法”。辩证法的实践智慧,不仅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人生”的智慧,也是如何看待和对待“历史”的智慧,还是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智慧。把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升华为学理化、体系化的概念系统就是辩证法的理论或学说。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需要学习和研究学理化、体系化的辩证法理论。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就要在总结辩证法史的基础上,创建具有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的当代中国辩证法理论。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法理化——兼论法理学与法教义学的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历经注释学到规范研究的方法迭代。着眼于规范研究超然于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受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之影响,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被青睐和提倡。囿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转型尚未最终完成,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存在异化可能,即低估理论对实践的指引作用,盲从于立法和司法实践,消解来之不易的诉讼理论共识,蕴含退回职权主义诉讼体制之系统风险。停留在注释和实证分析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也终将枯竭其思想体系而退化为单纯的知识体系,最终由“深科学”退步为“浅科学”。充分肯定和贯彻当事人主义,实现法理在法律体系和审判实践中的泛在,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和研究方法革新的有益经验,亦是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目标与路径。

企业重罪合规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

企业重罪合规改革在刑法上面临的主要争议是正当化事由尚不明晰,以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肯定的是,企业重罪合规改革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与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改革过程中,重罪合规应当划分为事前重罪合规与事后重罪合规两个方向。在组织体责任模式下,企业在事前制定有效的合规计划,并有效落实合规计划可以排除单位责任;企业事后合规义务的履行可以熔断企业刑事责任,进而带来刑罚上的从宽处罚,并解决罪责刑不相适应的问题。为了能够使企业合规改革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得到充分落实,立法机关应当对《刑法》第30条、第31条以及分则有关条款进行修正,并由司法机关制定关于企业合规有效性的司法解释,以确保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枢经学说”的哲学思考

中医“枢经学说”源自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的“开阖枢”理论,该理论最初用于解释三阴三阳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经引申、衍化、发展、升华后,用来分析、阐释、推演中医现象,指导中医临床。通过探讨“开阖枢”与经络之气、脏腑功能、五官九窍、肢体关节的关系,阐释了枢经学说的关系本体论内涵;通过探讨认识客体的历史客观性、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科学的实践观,阐释了枢经学说之辨证的认识论内涵;并且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愿景和初步构想。

沿人体经络穴位排汗现象的发现

经络学说是中医核心理论之一,许多中医文献载有经络与穴位的内容,针灸铜人等教具亦标有穴位,常见的针灸经穴图通常标有十四经穴位。但是经络与穴位究竟是如何发现的至今仍是一个谜,经络与穴位的真实性也一度受到质疑。道家认为练功者能够通过返观内视觉察到经络穴位的存在,这些主观觉察结果尚需客观证据的证明及科学方法的验证。笔者发现在练拳、针刺、喝黄酒等刺激之后,人体会有十四经穴位排汗现象,该现象在冬至等节气前后更明显。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揭示经络穴位发现之谜、证实经络穴位的客观存在,也为深入探索经络本质提供新途径。

《中庸》思想在教师专业道德生成中的运用

《中庸》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生成道德的特殊意义。教师工作承载着育人以德、以德促学的专业任务,蕴含反省吾身、社会交往、惠及他人等多个层面。而《中庸》思想中的“中节”强调个体内在规约,“忠恕”意在和谐人际关系,“至诚”极尽善意智慧,与教师专业道德取向正相契合。教师专业道德的生成遵循由自我内部强化到德性外部辐射的基本逻辑:“博学慎思”将专业道德知识的学习作用于教师的思维感知,重塑文化诉求的平衡;“慎独自修”使教师自觉融合外在价值刺激,浮现道德潜在意识,形成道德内驱力;“诚身明善”通过实践将教师的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相碰撞并内化合一,纾解社会交往的冲突;“至诚无息”使教师自我道德致力于外化,抚慰内心挣揣,获得卓然的专业道德境界与体验。

基于子午流注的气交灸法在脑卒中后气虚型尿潴留病人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子午流注的气交灸法治疗脑卒中后气虚型尿潴留病人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1月—2023年1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60例脑卒中后气虚型尿潴留病人,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给予脑卒中后尿潴留护理常规护理,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基于子午流注的气交灸法,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2周后膀胱残余尿量、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和满意度。结果:治疗2周后,治疗组膀胱残余尿量、临床疗效和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子午流注的气交灸法能有效减少脑卒中后气虚型尿潴留病人的残余尿量,改善临床疗效,提高病人满意度。

我国刑法死刑适用标准的体系解释——兼与冯军教授商榷

“死刑适用标准”的把握依赖于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罪行”、罪行极其严重的“极其严重”、“必须立即执行”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等问题的正确理解。而冯军教授针对上述问题的阐释有悖于刑法教义学所倡导的体系解释。从体系解释出发,“罪行”应仅仅指行为的客观危害,而不应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极其严重”应指犯罪性质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结果(后果);“必须立即执行”应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符合“极其严重”的基本标准,且具有从重处罚量刑情节,或者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明显严重;二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已经超过“极其严重”的基本标准,且不具备从宽处罚量刑情节,或者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并非明显较轻。“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应包括三种情形:一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刚刚达到“极其严重”的基本标准;二是犯罪分子主观恶性明显较轻;三是犯罪分子具有法定应当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或者具有特定范围的酌定从宽处罚量刑情节。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离婚时的股权分割问题研究

隐名股东说、股权利益分离说在应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离婚而导致的股权分割问题之时均将股权视为可分之利益或者基于隐性身份可予以直接让渡;而司法裁判实务中虽注重股权的人身性,但直接分割方案的采纳却最终实现了与理论界策略的殊途同归。股权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自应成为包含人身性和财产性的不可分割之整体。涉及股权于离婚之时可划分的财产利益应包含三个部分:夫妻双方在婚姻期间购买股权的价款、股权在婚后产生的收益以及未来一定年限内可产生的预期性财产收益。股权的资本性决定了其自身的增值性,而实际致使双方争议的利益焦点为第三部分的“可预期性财产收益”;作为财产性争议所依托的人身性可明确为夫妻仅一方为公司之股东。基于此,在划分可预期性财产收益之时,首先应尊重夫妻之间的意思自治,由双方协商在公司存续期间于未来一定年限内按比例分配股权所得收益;双方协商不成之时,由人民法院参考相关因素判决股权收益于未来一定年限之内的具体分配期间及比例。

泄露型内幕交易共同违法的认定标准与处断规则

实践中,针对泄露型内幕交易的行政执法存在对泄密人处罚的选择性缺失和对泄密人与受密人共同违法认定标准过于严格的问题。这并非证券执法机关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难以认定的困难。鉴于分割审视单纯泄密行为与受密后交易行为不利于全面打击泄露型内幕交易,构建一套严谨、合理的泄露型内幕交易共同违法认定标准与处断规则十分必要。本文借鉴刑法的三阶层体系,在分析泄露型内幕交易共同违法“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要素的基础上,认为:在认定环节,应采用“行为共同标准”,将泄密人与受密人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初步判断是否符合内幕交易的认定条件,进而分析二者行为的结合是否对同时反向交易方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在处断环节,应根据“责任主义”原则,分别评估泄密人和受密人的主观意图并进行归责和处罚。

论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冲突法基础

为预防消除垄断行为,维护美国正常经济秩序,反垄断法逐渐在域外适用,美国法院在确定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范围时积极寻找冲突法理论的支持。在“既得权学说”的影响下采取属地原则,否认反垄断法的域外性;根据“本地法”理论确立了效果原则,认可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正当性;从“最密切联系”原则中寻找衡平原则的来源,在域外适用反垄断法时考虑国际礼让。这些冲突法理论使得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美国法院的实践,对于我国判断何种情况下可以域外适用反垄断法以及如何域外适用具有启发意义。

公司意思标准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的体系重构

股权代持对股权归属的约定牵扯到公司股东认定的问题,并因此带来公司治理与权利公示上的混乱。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应区分为合同法与公司法两个层面的问题,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依据代持协议的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股权归属应当回归《公司法》关于股东身份的认定标准上。股东认定应采用公司意思标准,考察公司是否接纳实际出资人作为股东参与公司,公司意思可以通过明示或者默示方式作出。完全隐名与不完全隐名的区分应以是否获得公司认可为标准。同时,为保障其他股东对公司人合性的控制,应引入优先购买权制度作为事后救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产生撤销股权变动的效力。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应当通过登记对抗效力实现,名义股东的一般债权人原则上不受外观主义保护。

论海事调查责任认定的规范

海事调查责任认定是海事管理机构依法行使海上行政管理职权的活动,其最终结果表现为海事调查结论。在海事调查结论具有预决作用且无法司法救济的背景下,应当规范海事调查责任认定过程,从而提升海事调查结论的科学性。为此,在行政过程论的指导下,基于实践困境与规范需要,应当拓展现有海事责任认定过程的范围,把调查取证步骤纳入并嵌入初步结论控制。在此基础上,围绕海事调查责任认定涉及的调查取证、事实认定、初步结论作出和初步结论控制四个阶段,细化并明确各阶段的具体规则和特殊要求。

《中庸》主旨新解

关于《礼记·中庸》的主旨,朱熹以为是子思论述儒家“道学”之文,学者向来遵用朱熹旧说。而实际上,《中庸》是论证君王的道德修养,其证据有汉唐学者的论断、俞樾的观点、儒家的传统、《中庸》的内证以及历来教育君王成为圣主的重要著作等方面。

俄罗斯语言哲学史中的马尔主义及其当代评价

20世纪前中期是俄罗斯语言哲学史上颇富争议的马尔主义时代。马尔的语言新学说既奉行纯粹的语言学理念,又融合了民族考古学思想,同时纳入社会学和人类学因素,对语言的本质、起源、发展以及语言与思维之关系等普遍性问题阐发了独特观点,其初衷乃为本国理论语言学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秉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且适合新建国家发展的道路。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马尔及其语言新学说的局限性也许恰恰代表着一种创造天性,其部分观点在语言学的某些领域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当今的跨学科理念来看更是如此。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解构与效力重塑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存在“保证说”“契约说”“证据说”等多种观点。其中,“契约说”与“保证说”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从“具结”的词源本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等多重角度看,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是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单方保证,而不应当是控辩双方之间达成的认罪认罚协议。这一性质定位,决定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仅及于被追诉人,而不可能约束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兼顾权利保障和诉讼效率的平衡,可以允许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随时撤回具结书,但撤回具结书后,在审查起诉阶段应禁止其再次具结。从认罪认罚案件正式进入庭审开始,不再允许被告人撤回具结书。具结书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没有约束力。在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后,人民检察院原则上没有正当理由不应再行改变量刑建议,但这并不是受具结书拘束,而是受认罪认罚制度本身的约束。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也不是受具结书的拘束,而是受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约束。

“共同刑法学”的实现路径——历史、实力、文化还是沟通共识

在构建中国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中,如何看待并处理中国刑法学研究与域外刑法学研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促进惩治犯罪的全球性刑事法律制度形成也是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应有内容。有关惩治犯罪、可适用于各国和地区的刑法学知识可以概称为“共同刑法学”。迄今可以将不同国家推进这一知识类型的路径分为三类:“历史—实力型共同刑法学”、“历史—文化型共同刑法学”和“沟通共识型共同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研究在参与并推进“共同刑法学”的历程中,应采取第三条路径,在积极加强比较刑法学的基础上,主动对接国际刑法学的发展方向,进而将中国犯罪治理的基本理念转化并融入应然的“共同刑法学”的知识体系当中。

《歧路灯》与“春秋决狱”渊源关系研究

长篇小说《歧路灯》写到谭绍闻因参与赌博而涉讼,导致对簿公堂,但官员在审案时多忽略法律条文,依据儒家纲常伦理或涉案人的身份等来判决,小说中官员审案方式与汉代董仲舒等人“春秋决狱”有异曲同工之处。汉代司法实践中“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出现在清代小说中,究其根源,和“以儒释法”、科举制度以及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等相关,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社会运转的多方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