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对中日海上争端的机制与措施

日本注重危机管理,形成了一套综合性国家危机管理体制。海上危机管理不仅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内容,也是其扩大海洋权益的重要抓手。海上争端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一旦越过红线有爆发危机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受地区安全局势、日美同盟战略及自身发展利益的影响,日本针对中日海上争端设置了一系列假想事态和危机应对流程。研究日本应对中日海上争端的防卫动向与危机管理机制十分重要。

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及其性质与建构原则

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科学的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是构建语言文字工作治理新格局、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为了实现高效管理语言事务、科学调控语言资源、妥善解决语言问题、积极消除语言贫困、逐渐提高资源效益、和谐语言文字生活、切实保障语言权利、不断提升语言活力、永久保护语言生态的目标而构建的实现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一套系统,主要包括国家语言治理的结构体系、功能体系、制度体系、方法体系、运行体系。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具有系统性、阶级性、民主性、异质性、跨语性和跨域性等特征,国家语言治理体系的建构要遵循历史传承原则、目标导向原则、民主治理原则、法治思想原则以及中国实践原则。

论阮元的“节性”思想

阮元的“节性”思想在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一方面,他立足于两汉之前的儒学经典文献得出了“性”中既包含德性也包含欲望的结论,接续了戴震以“血气心知”释“性”的观点,主张欲既不可穷也不可纵,由此提出了“节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以“节性”为基础,提出了礼治等主张,并展开了对宋明理学和佛老之学的批判,力图恢复儒学经世致用的性格,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

习近平的统筹治理思想初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回答"什么是治国理政,怎样治国理政"这一历史命题,创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中国发展的现实需求,秉承中华文化的统筹哲学传统,吸纳治理概念的精髓,创新性地建构起了统筹治理思想理论体系,对治国理政所需的理念—价值—方法论的观念创新,目标—战略—手段的实践应用,时间—空间—人群的客观条件进行整体性统筹,实现主客观与现实环境的整体统一,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功、优化与良性循环相协调的发展大道。

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主题,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奋斗目标,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治国理政总方略,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保证,从而逐渐形成由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组成的且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这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哲学底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在大力实施精准扶贫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这一思想具有高度的哲学自觉,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范例。系统挖掘其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底蕴,深入揭示其科学性、战略性、实践性和人民性,对于准确把握精准扶贫思想的精髓要义、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对于凝聚治国理政共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四个全面”: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

围绕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形成国家的治理体系,构筑起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秩序。当我们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历史方位的根本转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治国理政成为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性地改变党的执政环境,党的治国理政面临着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等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

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的若干回忆——兼述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

本文概述了作者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所创立的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尤其是在我国学术界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命题;并把它纳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当代新形态。通过作者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梳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生态文明新理论从学界马克思主义视野,进入政界马克思主义视野的历史轨迹,深刻阐明了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观念,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巨大进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冯桂芬书院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改革思想

冯桂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先后主讲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等著名书院20余年,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和教育思想。他不仅提出改革书院教育、提高教师地位等主张,而且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种种办法,力主全面、深入地向西方学习,从而开我国近代教育之先河,对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当代“法治”的道德基础

道德对实施法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以德治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在我们实施“依法 治国”的同时必须实施“以德治国”,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论“以德治国”的约束机制

中国共产党在“以德治国”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以德治党”约束机制在整个以德治国约束机制中的关键作用 ,党员应加强自我道德监督和自我约束 ,争做思想道德修养的楷模 ,同时变制度条文监督为实践行为监督 ,这样才能加强执政党自身的道德约束机制 ;要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激发群众的道德热情 ,提高群众的道德评判力和约束力 ;改进和加强社会组织和舆论宣传的道德约束作用。惟其如此 ,才能把“以德治国”方略落到实处。

对“道德法律化”的反思

道德法律化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不能简单地实行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自身存在着负效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德法并重。

一个新的治国方略——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强调法治忽视德治和强调德治忽视法治一样都是片面的。二者结合起来 ,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形成了我党一个新的治国方略。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贯彻好这一治国方略 ,关键在于从严治党 。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变革及启示

美国高校的学生事务管理起源于宗教,最早可追溯到殖民时期的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今呈现出宏观层面专门化、组织机构扁平化、执行体系垂直化、管理模式多样化、保障体系法治化等特征和朝市场化接轨、资助化融合、学习化竞合、社区化合作等方向发展的态势,对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发展有重要启示意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格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

依法治国视野下大学生法治意识培养探析

历史的实践表明"人治"是腐朽落后的它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我们在贵州高校进行了800人的抽样统计分析。总体上看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带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和矛盾性。为此,高校法治教育应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如转变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式、调整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等,以引导大学生增强法治意识,对依法治国作出应有的回应。

碎裂型政府架构下的行政事务管理——以美国湿地管理机制为例

在政府管理过程中,跨部门、跨层级复杂行政关系的协调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多头管理往往导致具体事务管理上的困境。美国政府向来以权力分散、碎裂著称,在具体行政事务上也经常出现"九龙治水"的多头管理局面,但是美国行政机构的效率之高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美国碎裂型政府架构如何运作、如何将不利条件转化为行政管理的驱动力就成为研究的热点。以美国湿地管理与保护机制为例,分析在具体行政事务管理中的政府行为;结合联邦主义理论、府际关系理论及府际管理理论,解释美国碎裂型政府方面的优势,构筑了分析模型。在这个分析模型中,环境保护署和陆军工程兵团等核心管理部门的清晰权限、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制衡直接决定着湿地事务管理的绩效,而联邦的三权分立、各州及地方政府、权力及资源权属状况、社会利益团体等多方面因素构成了核心管理部门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限定了核心管理部门的行动范围,也赋予它们必要的资源和权力。因此在湿地管理方面,美国围绕着若干重要的联邦机构,联合其它相关联邦机构及各州、地方政府,再吸收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建设性参与,形成了一套法网严密、执法适度、资助得力、公民积极配合的高效管理机制。

从契约伦理的视域看“以德治国”

本文从契约伦理的角度论述了古今“德治”之划界以及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实现“以德治国”的问题。孔子从“性本善”的人性论假定出发 ,以德治、民本和礼治三者统一建构了传统中国社会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 ,但孔子德治思想的存在背景是私民社会 ,现时代德治思想的提出背景则是公民社会。私民社会是个无契约的社会 ,公民社会则是个契约社会 ,只有在契约伦理的视域中才能正确理解以德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对古今中外法制和道德自律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 ,它根植于中外优秀思想而有所超越。

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加强法治

科学发展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行动指南。法治是有效规范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法治理念、立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必须坚持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