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文测试材料对正常青年人可接受噪声级影响的研究

目的用难易程度不同的中文测试材料和英文测试材料进行可接受噪声级(acceptable noise level,ANL)测试,探讨不同测试材料对ANL测试的影响,为汉语普通话测试材料的研发提供参考。方法编制出汉语普通话白话文、文言文和英文三种测试材料,对54例听力正常青年人进行ANL测试,分别获得最舒适响度级(most comfortable loudness,MCL)和最大背景噪声级(background noise level,BNL),根据ANL=MCL-BNL计算出ANL值,对汉语普通话白话文、文言文和英文三种测试材料测得的ANL值,ANL相关性,MCL、BNL与ANL的相关性及英语理解和表达能力与英文ANL的相关性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汉语普通话白话文、文言文和英文三种测试材料测得的ANL值分别为2.61±3.65、1.85±3.69、0.31±3.71dB,白话文与文言文、白话文与英文、文言文与英文的ANL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均为P<0.05);但三者间ANL值的差值仅为0.76、2.3和1.54dB,均<3dB,无临床意义。白话文与文言文、白话文与英文和文言文与英文测试材料测得的ANL值均呈现明显的相关趋势,r值分别为0.83、0.81和0.86(P<0.05)。三种测试材料测得的MCL与ANL均无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11、-0.07和-0.08(均为P>0.05),BNL和ANL均存在负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61、-0.54和-0.56(均为P<0.05)。英语理解能力、英语表达能力与英文ANL值均无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04和-0.03(均为P>0.05)。结论汉语测试材料的难易程度对ANL值无影响;中文和英文测试材料对ANL值也无影响;受试者对英文的熟悉程度与ANL值无相关性;受试者接受背景噪声的能力越强,其ANL值越小;编制标准的汉语普通话ANL测试材料时需谨慎考虑测试材料的难易程度。

圣书与白话——《圣谕》俗解和一种现代白话的夭折

康熙《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圣谕广训》流行于有清二百年间,直到清末民初仍有余响。康熙《圣谕十六条》出现之后,遂有大量通俗解释的版本,其中白话解释版尤值注意。王又朴的《圣谕广训衍》影响最大,由清初到道咸间而截,其后则被改编为《圣谕广训直解》流行于世。《圣谕广训衍》的白话甚至比"五四"诸子的白话还好,而改编的《圣谕广训直解》则不堪卒读。周作人接触到的是后者,所以对其内容和语言双方面严加批评。本论文即从语言的雅俗文白对峙和周氏对圣书及其语言的评论出发,还原一种白话的历史生态,并解释其夭折之因。

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为纪念文学革命百周年而作

胡适立志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他对"白话利器"的本身意义与功能机制的评述,达到了中国语言史和文学史的空前认识高度。胡适认为,只要抓住"白话"这个新文学运动的总开关,就能创造一流的国语文学和标准化的国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白话的活文学,也复兴了平民文学及科学精神与人文传统。实际上,"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当然,胡适有些见解和判断也有绝对化倾向。

推动国语传播的民国白话文教科书

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取得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正式书面语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民国白话文教科书功不可没。它不仅从制度上确立了白话这一话语形式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在于奠定了白话的话语"霸权"地位,作为传播现代白话文的重要工具,它以自身独特的优势,不仅加快了国语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国语的传播范围,而且也逐步规范了国语。

白话报刊对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晚清时期的维新知识分子为宣传维新变法、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而创办的近代白话报刊不仅传播了近代改良思想与革命思想,而且为促进白话文的传播、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与现代国语运动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欧化问题的再思考

文化的交流必然导致语言的互动。中国文学得益于欧化,中国语言更是如此。"五四"时期,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为现代汉语构建了一个雏形,发展至今,现代汉语已日臻完善,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语词汇、语法和表达法的借鉴。然而,汉语的欧化必须控制在汉语可容性机制之内,否则将会导致恶性欧化,污染祖国语言,影响国计民生。

郭沫若新诗的诗体探求

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经历了从杂凑白话自由体渐变为国语白话准格律体的过程。他的杂凑白话自由体新诗体现了遵语法反修辞规范和反语法遵修辞规范的互动,既能表达直觉而得的灵幻感受,又能传达从灵幻感受中提纯出来的智性领悟。显示出对传统诗歌表现的超越,形成了为郭沫若所独有的具有现代诗艺传达色彩的审美格局。《女神》后,采用口语化白话创作新诗,又逐渐转向于采用国语白话写新诗的探索,为他的新诗带来了庄严、明朗、豪迈、深沉的审美气象。后由于郭沫若抒情身份的转变——由政治人生抒情转向了政治社会抒情,其诗严格遵守语法修辞规范,逐步生成了国语白话准格律体的僵化形体模式。他在诗体探求上形成了开端就是顶点的格局。

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高第丕与早期白话文研究——以《文学书官话》为例

高第丕,美国南浸信传道会传教士。他与中国学者张儒珍合著的《文学书官话》刊定于1869年。《文学书官话》虽然影响巨大,但人们对它的认识不足。《文学书官话》用汉语官话口语写作,并把官话口语作为研究对象,"是一部正式的今话文文法书"(刘大白语)。它的特点是划分词类尽量立足于汉语实际;"名头"、"地步"、"位次"、"靠托言"等术语的提出,与后来的汉语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论新诗成长期的诗体探求

本文立足于诗性语言决定诗歌外在体式的理论见解,考察了成长期新诗白话用语的三种类型:口语化白话、国语化白话和杂凑式白话,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论证了以文学研究会诗群为首、采用口语化白话的诗人,坚持自由诗体写作;以新月诗派为首、采用国语化白话的诗人,探求格律诗体写作;以象征诗派为首、采用杂凑式白话的诗人,则在自发地作节奏自由诗体写作。

朱希祖在国语运动中的贡献

朱希祖不仅对我国的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语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读音统一会的代表,他提出了以章太炎拟定的标音符号为基础的注音字母提案,并得以通过;此外,他还积极参加白话文运动,有力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

《蕙的风》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早期白话诗集《蕙的风》是湖畔诗人汪静之的代表作,一共有若干版本,1922年亚东版、1957年人文版与1992年增订本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在这三个版本的校释与还原中,既彰显了对应于不同时代的白话式口语写作与普通话写作的内容,也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初与50年代初、90年代初这些阶段中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变迁。《蕙的风》数个版本名同而实异,折射出诗人不同时期的审美心态与时代应对,是新诗史上诗集异动序列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纠正胡适的错误——从欧化白话文在中国的演变谈起

胡适认为"新文学"的白话是由古代白话发展而来,因此写了《白话文学史》;但是如果按照胡适的推论发展下来,民初的白话文正宗应该是鸳鸯蝴蝶派,新文学的白话其实是欧化白话。对于欧化白话文在中国古代、近代的存在及其发展线索、对后来国语运动的意义,目前还缺乏研究。梳理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存在,追问其对中国语言转型和社会文化转型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20年代国语文学史的发生与退场

1920年代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和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均以国语为述史准则,并试图从文学史写作和国民教育角度解决国语普及和新文学建设的双重难题。相较于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虽然被时人评为"糟糕",但是其不仅在叙述起点和分期问题上弥补了胡适文学史著存留的遗憾,而且在如何兼顾国语标准和文学审美性方面体现了自己的独见,反衬出胡适文学史著意图先行写作方式的弊端。当然,胡适《国语文学史》作为第一部从国语角度编纂的文学史著,首次把国家民族概念融入文学史构建及文学批评创作等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1928年,胡适著《白话文学史》的出现宣告了国语文学史的退场,体现了胡适对新文学发展和文学史写作的重新思考,并展示出20世纪初文学思潮转换的历史背景。而退场之后的国语文学史并未完全消失,仍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影响着新文学建设和文学史书写,也提供了从语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

新文化运动中语言革命的探讨

五四前后是一个过渡转型的阶段,白话文运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进行了更直接的语言革命。新文化运动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建立"活的文学";倡导白话文,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文学建设中重视内容实质,不徒有浮夸之形式。在理论建设之外,他们进行了文学创造实践并为自身的运动寻求合法性。白话文运动获得了身份认同、取得成功,同时也产生了一定负面效应。

新诗的生成:作为翻译的现代性

本文从跨语际视角论述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构建,认为新诗是在本土文化的主动求变与西方现代性影响下,以翻译为媒介,经过创造性转化而生成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首先表征为现代(欧化)白话,通过梳理传教士十六世纪以来在中国传教时留下的各类历史文本可知,这种白话并非学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源于清末民初,而是明末清初,且与传教士的翻译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晚清翻译西方宗教经典时,他们与中国士子合作,已经多次尝试运用(欧化)白话文来译介诗歌,(有意)无意间却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开了先河,但其彰显的现代性一直为历史所压抑/遮蔽。到了五四时期,先行者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诗人译者,各自在翻译与创作的互动中,将西方的现代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的创造性转换,由此构建了中国现代诗学的传统。要之,中国新诗就是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

木作营造视角下的西南风土建筑谱系探讨——以西南官话区西蜀片、成渝小片、鄂北小片和鄂中小片为例

与行政和自然区划概念不同,以方言划分的西南官话区包含大范围的湖广片,这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有所呼应,文章从中选取西蜀片、成渝小片、鄂北小片与鄂中小片进行风土建筑谱系研究。通过实地调研与工匠访谈,发现工匠有一套完整灵活的命名规则,以“排扇”“筒”“穿”为例,术语的使用杂糅了当地文化与外来影响。在营造过程中,“丈竿”与“讨签”的做法代表设计与施工的核心,屋面坡度和弯曲度的形成是对气候和环境长期适应的经验结果,对“丈八制”的推崇更体现文化的交融。四个片区风土建筑的木作营造体系和风习整体呈现由东向西、由中心盆地和平原地区向边缘山区的过渡,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移民背景下的文化流动现象。

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常熟口音普通话声调的声学特征及教学对策

本文以具有常熟(虞山镇)方言背景的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的普通话声调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增长曲线分析”法,将其与标准普通话声调系统进行对比。结果显示,除阴平外,常熟口音普通话的阳平、上声、去声三个声调与标准普通话在声学层面都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纠正策略,以供教学参考。

“五四”以前的汉语白话欧化考察——以官话译本《天路历程》为例

一般认为,汉语白话欧化始于“五四”时期。事实上,在这之前就有了一些白话欧化的早期表现。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被认为是这一表现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与原作、《红楼梦》等传统白话作品及其他译本对比,考察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连词、介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的欧化现象,由此可以了解其作为汉语白话欧化早期文本的具体样貌。

百年来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研究述评

有关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的研究,自上个世纪20年代参与者的总结与反思始,至今已有百年。百年来的研究,由于受到社会政治、历史观念以及研究者个体的认知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在不同的阶段关注的程度和焦点有所不同,但始终处于语言、文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者的视野内,上世纪80年代呈现出繁荣景象,主要聚焦于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相关研究概念的历史考察与思想文化层面的综合考察,还有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的个案考察及其发生学考察等几个方面。展望未来的“言文一致”运动研究,我们认为,现代转型、新媒体手段的运用、边缘人物的考索等,可能成为研究的新动向。

语言接触下山西境内百年移民方言文白异读声母演化路径探微——以安泽境内河北武安移民方言为例

安泽县移民及移民后代人口占到全县90%,移民来源复杂。其中安泽境内今河北武安移民方言有丰富且复杂的文白异读,一定程度继承了源方言晋语邯新片底层且与境内山东冀鲁官话、河南晋语邯新片获济小片、中原官话汾河片在晋语上党片包围下融合更替,历经百年的接触积淀,叠置着不同的语音层次,透过山西境内今河北武安移民方言观察到语言接触下山西境内百年移民方言文白异读声母经历了语言叠置、音类移植、音类仿拟、自身演变两种或多种形式叠加的演化路径且武安型正在形成新的文白异读变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