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警海上行政执法困境及对策探析——以中国海警首起海洋生态公益诉讼案为例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保障。2018年调整组建中国海警局并由其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海上行政执法作为海上维权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海上安全秩序发挥核心作用。文章基于中国海警首起海洋生态公益诉讼案,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视角出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为理论依据,分析中国海警海上行政执法工作的现状及困境,提出进一步发展海上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包括优化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规范行使海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完善海上执法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提高科技管海能力以及加强区域合作,以期促进中国海警行政执法向高效率、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专属经济区海上维权执法视阈下海警部队性质研究

我国海警部队是武警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警部队成员作为武警部队的组成人员,拥有军人身份,在行使“海上安全保卫”时维护国家主权,享有军事主体地位;在行使“海上行政执法”与“海上犯罪侦查”职能时,则具备警事主体即行政主体地位。在专属经济区这类我国并不享有完全主权权利的海域中,海警部队行使职能之性质亟待学界明辨:在国内法上,海警部队所涉案件性质与管辖法院之理论、实务间尚有争议;在国际法上,海警部队职能所涵盖之海域范围亦有待比较法视角的研究。区分海警部队在行使不同职能时的身份,有助于明确海警部队的法律性质,在维护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切实保障涉海警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海上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的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将海上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规定于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之中,海警机构的快速办理程序可以简化理解为简化海警机构办理自身具有轻微性和无争议性的简单海上行政案件的手续、流程等内容的程序规定。快速办理程序的规定,对于中国海警机构探求简化案件办理流程的方式方法具有指导性价值,为后续《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制定以及其他规定的产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海警法》以及《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快速办理程序中告知方式应改进、快办专区待建设、证据规则待简化、办案质量难以把控四个问题着手,提出了开发电子签告设备、建设执法船快办区、简化特殊证据规则应用、加强办案质量保障机制四大完善路径。对立法和执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船舶油污强制清除费用法律性质辨析

明晰船舶油污强制清除费用法律性质是强化船舶油污精准防治机制的应有之义。随着国际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的日臻成熟,我国亟待厘清强制清污费法律性质以完善损害赔偿制度体系。通过批判和继承有关强制清污费法律性质的主流学术观点,沿着认定强制清污行为属于行政强制代履行、识别海事部门与清污第三人订立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和明确强制清污费只能由海事部门依公权力向清污义务人求偿这一层层递进的思路展开论述,试图优化强制清污费行政性质认定的论证逻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背景下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管辖权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确立的重要权力,是沿海国管辖权在海上的延伸。我国海事管理机构作为海上重要执法力量,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构架下,对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执法存在界限不清、权力不明、执法薄弱等问题,不利于海事巡航价值的体现和对专属经济区权益的维护。要推进海洋基本法等立法工作,加强执法实践和国际合作,不断破解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问题,维护我国海上权益。

“首违不罚”制度在海事行政执法中适用研究

“首违不罚”制度在海事执法领域属于新生事物,如果在执法过程中不能准确把握,可能会造成“执法不严”“随意执法”“执法不作为”等情形。通过分析海事行政执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制度优化的建议,优化执法方式,确保相关举措落地。

基于区块链的新质生产力在长三角海事执法协作中的应用

结合区块链的基本概念及特性,提出了区块链技术在海事执法数据安全保障、跨部门数据共享、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和水上交通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推动长三角海事数据资源要素上链与共享,助力长三角海事执法协作一体化。

构建“四个衔接”机制强化施工船舶配员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安法》)是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母法。用《海安法》推动解决海事监管重点难点问题,是海事系统做好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以在施工船舶配员监管中构建《海安法》“四个衔接”机制为例,探索加强“法法衔接”,推动《海安法》落地落实。

论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的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创设了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缓解了资源有限与任务过载的现实张力、满足了“放管服”改革对行政权力运行的要求、适应了社会加速的变化趋势。但由于海警法的规定原则性较强,可通过《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对快速办理程序的适用条件、证明标准、审批审核、取证方式等进行细化;对办案场所、材料精简、时限延长机制、认错认罚激励机制、程序回转机制、电子送达与电子收缴机制等进行补充。

数字赋能: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创新面临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数字赋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为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数字赋能海洋综合执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有效突破地域、科层、部门相对分化障碍,聚焦智慧化、科学化海洋综合执法决策,助力海洋综合执法迈向高层次协同阶段。2018年以来,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在体制、机制和数字赋能方面进行创新实验。但总体而言,上述体制机制创新仍是传统意义上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综合,具有一定的物理空间局限性。海洋综合执法的理想化效能遭遇阻滞,亟需借助数字赋能超越当前局限。然而,数字时代的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创新仍面临传统路径依赖、数字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数据壁垒、数据安全等挑战,尚需数字赋能的体制机制路径优化。

论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的拘束力及其边界

妥善解决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的拘束力之争,是建立统一、权威的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内在要求。总结我国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实践,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兼具“自制性”与“规范性”双重特征,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行政自制规则,故在行政系统内部具备当然的拘束力。但在抵触立法、有损个案正义的情形下,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人员可以背离或变通适用。受行政规则外部化的影响,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在行政系统外部也会产生事实上的拘束效果,但这种效果仅是一种间接的司法适用,并不能直接对行政相对人和司法机关产生拘束力。因此,构建行政执法指导案例适用机制不能简单以“应当参考”“应当参照”等表述概而论之,而是要诉诸精细化的制度安排,明确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内部拘束力与外部拘束效果的实现方式、作用边界,从而提升行政执法指导案例适用机制的科学性。

试析海上行政执法中的特殊证据规则

特殊证据规则是为解决海上行政执法中证明困难的一项新的证据规则。海上行政执法中的证明,是对历史事实的证明,这决定了证明困难的客观存在。证明结果的多样性与海警机构执法人员角色的冲突,以及我国的印证证明模式与证据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加重了证明困难。特殊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石是推定规则,但其运行逻辑与推定规则并不相同,本质上仍是一种完整的证明。虽然从理论上而言可能有效解决证明困难,但存在正当性方面的疑问。在海上行政执法实践中,该规则基本并未被实际运用,因此需要以规章的方式对其进行完善。

中国海警海上执法武力使用研究

海上执法武力使用是涉及多方的多回合交互行为。有限的海上执法武力使用既是实现和平之海、安全之海的必要手段,也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权益。近年来,中国海警在管辖海域频繁遇到国外各类民用、商用及政府船舶。中国海警如何在复杂的国内外情势下有效使用武力,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树立,海上行为结果无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基于海域类型的海上执法武力使用制度的创设,以及海上执法武力使用能力的提升,都是中国海警海上执法武力使用的完善与推进路径。

新《行政处罚法》下电子监控证据在海事非现场执法中的规范应用

通过分析海事非现场执法中电子监控证据应用现状,指出了其在设备性能、应用推广、程序规范等方面的局限性。借鉴道路交通“电子眼”司法实践,预测了海事行政处罚中电子监控证据涉及主体适格、证明力、无主观过错免罚方面面临的诉讼风险,并从设备、制度、程序等方面为今后电子监控证据在海事非现场执法中规范化应用提出建议。

破解“三无”船舶行政执法困境方法

行政机关在参与“三无”船舶治理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针对查获的“三无”船舶及其所载货物,现行处置做法有以行政决定方式予以没收或通过申请海事法院认定海上财产无主等,各有利弊。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为“三无”船舶处置提供新的途径,但相关程序仍有待完善。

海上执法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国际法剖析

虽然一国在海上执法时合法使用武力已成为国际习惯,但滥用武力将严重侵害他国渔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此,在对他国渔船和渔民使用武力时,需要遵守严格的国际法限制性规范,符合使用原因、使用程序、使用程度以及国际协定约束等方面的要求。现实中,我国渔船和渔民所遭遇的典型事件均是外国非法使用武力所致。对此,我国有必要通过制定判断标准、依法要求救助和赔偿、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等方式,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海上执法机构归属问题研究

中共十八大将建设海洋强国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均涉及我国海上执法队伍建设。鉴于我国海上执法机构仍分属多部门,本文从中央层面海上执法机构归属现状出发,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提出我国海上执法机构归属的方案设计,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提供咨询参考。

论中国海洋行政执法主体

目前中国没有一个涉海部门能够有效实施海洋综合管理,执法力量分散,执法效率不高。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弊端甚多。介绍美、日、韩等国的相关海洋管理组织,重点介绍韩国的实践及理论研究情况,然后比较中国海洋管理现状,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机构变革及启示——以台湾地区海岸巡防署为例

台湾地区成立海岸巡防署后,负责执行查缉走私、偷渡、渔港安全检查、渔业巡护及海难救助等工作,形式上已将海上执法力量重新整合,对台湾地区海域安全确有实质帮助,也解决了台湾地区多年来海上执法混乱现象。从文献分析、制度研究等探讨了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机关的变革过程,研究了台湾地区海岸巡防署的组织、任务等,通过总结变革与教训,为大陆"取长补短"、改造多头海上执法提供借鉴。

和平时期军舰介入海上执法的国际法规制

和平时期军舰介入海上执法领域和执法手段不断发展,存在引发国际武装冲突的风险。和平时期军舰参与海上执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区分军舰海上执法活动与海上军事活动,进而避免武装冲突的发生。构架和平时期海洋法框架下军舰海上执法的国际法制度,是应对军舰海上执法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根本路径。这也是《联合国宪章》框架下严格解释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需要。基于军舰海上执法应该分别遵循禁止使用武力、和平利用海洋以及善意之考量,构建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以“执行协定”为主要模式的军舰海上执法国际法制度已是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