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制改革对创业板IPO定价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8年8月24日至2022年11月24日期间数据,运用混合截面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验证注册制改革对创业板IPO定价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在短期内催涨“炒新”投机情绪,抑制了创业板IPO的定价效率;但从长远来看,注册制改革显示出积极的激励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注册制改革在低承销商声誉组和低筹资金额组样本中发挥更为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上述结论说明注册制改革并未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承销商功能仍未得到市场和投资者认可。鉴于此,建议政府和监管机构完善定价机制及引导投资者结构优化,以遏制短期内的投机行为,确保注册制改革维护市场稳定的长期目标得以实现。

高技术产业创新、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动态面板GMM估计与面板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09—2016年8年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高技术产业数据,研究高技术产业创新、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面板门槛回归等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虽然高技术产业创新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短期内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减缓可能存在单门槛效应,大于门槛值的区域减缓幅度大于低于门槛值的区域;采用各省份机器人密度作为市场水平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最后,分析了实践启示、政策建议,并提出了研究不足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数字普惠金融对云南省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云南省视角,利用各州市相关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云南省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经济增长效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强度来促进云南省各州市经济发展;然而在包容性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反而可能加剧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数字鸿沟”现象有关。因此,云南省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并努力缩小“数字鸿沟”,从而推动云南省经济包容性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努力。

涨跌幅限制对我国股市波动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的涨跌幅限制由10%提高到20%这一政策变化,文章采用GARCH模型对上证板块、创业板和港股板块分行业进行波动性研究,以此来探索不同涨跌幅制度下我国各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原材料、工业等支柱型行业,创业板的波动性均小于上证板块,对于日常消费品、医疗保健、通讯服务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创业板的波动性大于上证板块。对港股板块的波动性分析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和工业等在港股板块占比较大的行业在港股板块的波动性在三个板块中最大,而原材料、日常消费品等行业的波动性在三个板块中最小。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放宽涨跌幅限制后创业板的波动性小于上证板块的波动性,上证板块的波动性小于港股板块的波动性,这表明适当的涨跌幅限制可以有效降低股市的波动性,本文对这一结论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依从关系研究

针对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上的不足,运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刻画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依从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分段特征,并在线性与非线性关系间转换。近年来,随着股市各项制度的逐渐完善,股市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开始凸显,即两者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开始逐步表现出来。然而,美国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严重削弱了这种相互促进关系,2008年之后股市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机制又迅速回到线性关系上。

中国胶合板贸易波动实证分析

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从市场规模、市场分布、竞争力3方面探讨了1992-2006年中国胶合板出口大幅增长的成因。实证研究发现:竞争力的提高是中国胶合板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市场规模效应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但有一定增长;市场分布效应一直阻碍着出口的扩大,这种负向效应有减小的趋势。

中国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脉冲响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一个市场领域像资本市场这样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首先是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提法和概念受到争议。其次,资本市场存在的依据、性质、规模、结构、流动性和效率等问题一再引起人们对资本市场的困惑和误解。再次,资本市场在配置资金资源、促进资本形式、完善金融体系、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企业产权制度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作用,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怀疑。文章就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从实证的角度对普遍关注的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中国园艺产品出口增长的成因分析——基于CMS模型的分解

中国园艺产品持续贸易顺差对于平衡农产品贸易逆差具有重要的作用。对1992—2008年中国园艺产品出口贸易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世界贸易规模的扩大是中国园艺产品出口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商品出口结构对园艺产品出口起阻碍作用,而且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市场分布由阻碍作用逐渐转为促进作用,而且促进作用越来越突出;市场竞争力的下降是中国园艺产品出口放缓的主要原因,而且阻碍作用进一步加大。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模式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法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模式及其特征、贡献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优化的策略。研究认为,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模式表现为嵌入、依附、革新、共赢四位一体,其中嵌入与依附形成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国家与社会间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关系,革新与共赢则起到调谐两者关系,保持双向互动,激发发展活力的目的和作用。研究建议,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成长模式的优化,需要政府帮扶社会、市场力量成长,切实发挥好自身的“元治理”作用,社会和市场力量以办训、办赛为核心,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竞争力,社会和市场力量把握民众需求变化特点,提升多元竞技体育产品生产与供给的质量,以服务基层需求为根本,打造社会、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活力。

中国水产品对日韩出口增长的实证研究

中日韩3国水产品贸易联系紧密，日韩是中国水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本文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01-2012年的数据，在比较中国水产品对日韩出口现状的前提下，利用CMS模型对中国水产品出口日韩的增长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日韩市场对水产品需求的增长是促进中国水产品出口的最关键因素，中国水产品对日出口的“产品结构效应”和“综合竞争力效应”高于对韩出口，但对这两个市场出口的“产品竞争力效应”和“交叉效应”不明显。本文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从空间分析的角度研究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的空间分布在整个样本区间与GDP、资本和劳动一样呈现出集聚的趋势,区域差异显著,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自相关关系,证实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存在制度溢出效应。因此,在研究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必须考虑其空间效应的影响,基于此结论,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证实,考虑了空间效应后,市场化进程在1998-2001年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6.2%,在2002-2005年阶段约为10.8%,这表明了市场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近年来的贡献愈加显著。

土地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

研究目的:分析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对土地市场的影响以及土地供应量加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应用经济周期理论以及蛛网模型分析土地供应滞后调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揭示土地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研究结论:(1)土地市场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增长互为因果关系(。2)GDP同土地供应量及地价呈正相关关系,GDP对土地供应量变动的敏感程度大于对地价变动的敏感程度(。3)中国的土地供应价格弹性为0.45,是缺乏弹性的。(4)虽然前期土地市场对经济也产生了影响,但远远低于当期土地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力。

中国国家整体与城市个体旅游品牌流行度的关系

基于1978—2013年入境旅游市场数据,研究了中国国家整体与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西安、桂林6个旅游热点城市个体旅游品牌流行度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国家整体与6个旅游热点城市个体的旅游品牌流行度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其在各个市场的演化周期不同,国家整体较城市个体的演化周期更短;目前,中国国家整体和6个旅游热点城市个体的旅游品牌流行度在各个市场中所处的演化阶段不同,中国国家整体在各个市场都处于第3个阶段(熟悉阶段),6个城市个体总体处于第2个阶段(著名阶段);中国国家整体与6个旅游热点城市个体旅游品牌流行度的演化过程存在差异,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个体的演化过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杭州、桂林、西安的演化过程具有独特性。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广东、上海为例

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研究领域,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方面,忽略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修正了的Solow模型为分析框架,利用广东和上海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在中国,区域劳动力流动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变化的因素之一:地区劳动力流动越活跃,经济增长的水平越高;流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

创新研发、技术市场与工业增长--基于2008—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阐述创新研发、技术市场对工业增长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利用我国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创新研发、技术市场对工业增长影响的整体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工业产出增长具有显著较大的正向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效应弹性分别为22.2%和11.6%;技术市场规模对工业产出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效应水平有待提高,效应弹性仅为5.3%和2.7%;以有效专利数所代表的研发产出水平对工业产出的促进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受创新专利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不高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有效专利数所代表的研发产出水平对工业产出的促进效应仍未释放.

贸易开放下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增长分析

根据UN Comtrade数据,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对1996~2012年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和澳大利亚农产品进口需求规模增加是促进中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农产品进口需求规模增加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的关键因素。对分类农产品而言,影响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因素存在差异。总体来看,农产品结构变化对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贡献小甚至阻碍出口增长。随着双边市场不断开放,中澳农产品贸易发展的重点在于不断调整出口结构,以适应对方农产品进口需求变化。

基于金融市场发展的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研究了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转移至国内生产部门或建立新企业时,FDI溢出效应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依赖。分析发现,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降低自主创业门槛值有利于国内企业获取正向的FDI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基于198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金融市场发展决定的FDI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尽管如此,金融市场发展对我国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却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区差异性特征。

从法治型市场经济的建设入手解析“改革攻坚期”——以财产的市场秩序、财产增长模式的转变与财产利益关系的平衡为视角

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拉开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要遵照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髓,以财产的市场伦理建构,以及财产增长模式的转变与财产利益关系的平衡来破解"改革攻坚期",进一步完善法治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进行,并以此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具有可操作性思路。

经济增长的市场化效应与集群化效应比较——对广东和山东样本数据的分析

文章测算了广东和山东2000-2010年的市场化指数和产业集群度,并以萨缪尔森模型为基础,引入市场化和集群化程度变量,比较了两省经济增长的市场化效应和集群化效应。分析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与市场化因素相比,广东产业集群度高于山东是广东经济增长快于山东的主要原因,集群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远大于市场化的贡献率,而且集群化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地区市场化差异程度越来越小的今天,地方政府应加快出台产业集群政策,引导产业从集聚向集群方向发展,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水产品出口增长因素的恒定市场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对中国水产品的出口增长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水产品的出口增长是进口市场的结构效应、本身的竞争力效应以及结构与竞争力的交互影响的次级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竞争力效应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促进作用,表明中国水产品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出口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