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书册传播

图书是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宋词的即时传播特别是流传后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别集、选本和词话是传播宋词的主要图书媒介。它们的传播方式不同,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也不同。别集传播宋词的数量最多,选本保存宋词精品及作者人数最多,词话则宣传宋词最力。

从词选、词话看柳永词在宋代的传播

通过对宋代词选、词话著录柳永词情况的考察,可以见出,柳永词在士人文化圈中通过一般词选、词话传播的整体状况较为落寞,但在歌妓、平民文化圈中通过通俗词籍———唱本的传播及口头的传播则异常火爆。这种二水分流、泾渭分明的状况鲜明而生动地表明了宋代柳永词传播过程中雅、俗两种审美趣尚的分野。

宋词宏观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后半期是中国文学研究一个相对辉煌的时期,表现在宋代词学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宏观的把握还是微观的探讨,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各种论文、专著、文学史齐头并进,内容广泛涉及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本文立足于从宏观上把握宋词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从宋词的分期及其发展流变、宋词的风格及流派、宋词的审美、宋词的艺术形式等四个主要方面,对1990-2000年间关于宋词宏观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一次述评。

王国维两宋词论的偏颇

王国维以“境界”说和“文体演进论”的基本观点来审视两宋词,形成他重视五代、北宋词而轻视、基本上否定南宋词的艺术偏见。从总体上看,尽管两宋均届词体发展的辉煌时代,但是词在北宋,由小令向长调演变,艺术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典范;而南宋词在吸收北宋词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文人化、典雅化,风格趋向多元化,词境更深邃,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从两宋词的词作数量、代表作家及对后世的影响、为词史提供“新的东西”等方面综合考察,南宋词高于北宋词。

毛泽东圈注、评说宋词的内蕴与词学价值探论

毛泽东对宋词数次阅读、圈画、批注与评说,所圈评的词作达378首之多。其圈注、评说宋词的内蕴主要包括圈画批注、评说词风、手书、温故创新、探讨词作辩证思维与科学的相通之处。毛泽东喜好圈评宋词,既是良好读书习惯的显现,也是个人审美情趣和扶弱祁强心态的体现。所圈评的宋词,既有词集文献价值,也具词艺术评论价值,同时富有读书启示价值。

李清照南渡前后的词风差异

宋词创作高峰时涌现出大批词人,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是空前的。李清照是宋词创作中杰出的女词人,在宋代的词坛上可谓独树一帜,形成了著名的"易安体"。她的词风分为南渡前后两个时期。分析李清照南渡前后期的创作情况,探究其词风形成的原因。

宋词的读者“粉丝化”现象及“粉丝”传播效应

“读者粉丝化”是流行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流行文化“深度拟态环境”塑造的关键一环。宋词作家有能力将各阶层读者——普通市民、歌妓、词人同行乃至上层统治者都变成自己的爱好者和追随者,而每一个追随者又反过来成为宋词最好的传播者,吸引更多“粉丝”参与进来,形成轰轰烈烈的“粉丝传播效应”。整个过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形成浩浩荡荡的文化流行之风。

语典视域下宋人词话之间的互动与影响——以《苕溪渔隐丛话》与《能改斋漫录》为中心

关于语典出处的讨论是宋代词话中值得注意的一类现象。就这一论题而言,宋人绝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自我表达,双方甚至多方的交流互动则更能体现对此的重视。在这种互动里,语典作为多种形式的材料被吸收、使用,也引发冲突;从词话作者对原词作的接受形式到自我表达的方式,它最终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原初论题的范围,转而具有更深远的文化史和文论史意义。现存文献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和吴曾《能改斋漫录》呈现这一现象最为显著,可以看作是互动的焦点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