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侠文化”研究回顾

“侠文化”是中国古代尚武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对中国古代“侠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文学领域为主阵地,这是与该对象自身的特质,以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性言说理路相适应的。自近代“侠文化”受到学界关注伊始,形象分析就是核心切入点。在讨论“侠”形象之演变时,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侠”便自然而然成为用以提供论据的材料。尤其武侠小说研究,无论针对于某一作家(及其作品系列)的分析,还是对武侠小说源流嬗变情况的整体讨论,都不能脱离对于“侠文化”的历史描述。然而,目前仍缺乏系统的从“侠文化”本身出发的研究。

心理学视域下金庸武侠小说主人公的侠义行为分析

金庸武侠小说是在现代文学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侠义精神是小说的核心,主人公的侠义行为是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在梳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心理学视域下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主人公的侠义行为,探讨侠义行为的实质、影响因素,发生发展和后果,以及侠义行为对我们现实社会的启示。

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

民国武侠小说绝大多数粗制滥造、品位不高,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武侠党会编》一书的编者推崇民国武侠小说是对中国新文学读者的一种误导。今天,我们理当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总结这一教训,对《武侠党会编》对民国武侠小说的误评误导作出理论上的批评和矫正,以开拓中国文学的新境界。

论平江不肖生的“奇侠”路向

平江不肖生在1923年开创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新局面之时,从"无稽"到"荒诞",他首创了"理之所无,事或有之"的"奇侠"观,遵循的是证伪主义的思维逻辑。在小说的形式结构上,以突出"奇"的特色为核心,自由穿行于幻想与现实之间。他的这种"奇侠"创作路向,不仅是奇幻武侠的创作方法,也极大地影响到他的现实武侠。"奇侠"的创作路向,对于认识今天的奇幻文学,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和袁良骏先生的分歧——关于民国武侠小说

袁良骏先生的《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会党编〉的误评误导》一文在《齐鲁学刊》2003年第6期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作为《武侠会党编》的编者之一,本人对袁文中的某些论点表示不敢苟同,并对袁文不讲逻辑、不顾事实之处表示遗憾。

民国武侠小说对中华武术的弘扬

中华传统武术以一种英雄侠义精神为思想内核,民国武侠小说既是时代剧变之际的英雄想像,对弘扬这种精神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国武侠会党小说的民俗意义

武侠会党小说在现代通俗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民俗学的角度选取了江湖、会党、侠义几个概念作为切入点,分析会党小说、武侠小说中的民俗学内涵。江湖是武侠会党小说中充满诗意与文化内蕴的民俗意象;会党是存在于民间社会的民俗组织,对其内幕的揭秘发扬了小说的陌生化文学效果;侠义是精神民俗,是武侠会党小说流行于世俗文化生活的精神依托。武侠会党小说中的民俗内涵,对于小说的文学性、文化性的加强起着积极的作用。

论唐人豪侠小说中的“武”

唐人豪侠小说塑造侠客形象很注意武技的描写,并以此为中心铺叙行侠故事,自觉地把武术、杂技技艺运用于豪侠小说侠客形象的创造中,同时渗透佛、道等宗教神秘成分。唐人豪侠小说中的"武",体现着较多的内容和文化精神,有技击、道术、药物、功夫展示等四类。唐人对武艺的张扬和精心描绘,使侠客形象和武技描写不但成为武侠小说的重点,而且使侠客形象的审美价值更富有文化意义和美感,从而大大提高了豪侠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地位。

侠文化研究中的强制阐释问题——以余境熹对《连城诀》的解读为例

最近三四十年来,尤其是随着外国诸种思想理论的大量涌入,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强我之足纳彼之履,在“强制阐释”的路上越走越远,这种“强制阐释”在侠文化研究中也逐渐泛滥。余境熹对《连城诀》的解读可作为侠文化研究中“强制阐释”的一个案例,通过具体分析和论证,发现这种阐释是失败的。为对抗“强制阐释”,应重申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思路。

少年武侠小说与成长寓言——兼论葛冰少年武侠小说

少年武侠小说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少年小说样式 ,具有武侠小说和少年小说的特点。葛冰的少年武侠小说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拟从成人武侠小说的创作特点出发 ,以葛冰的作品为样本 ,分析少年武侠小说的思想特质与叙事技巧。首先 ,少年武侠小说对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进行了有选择的传递和解构 ,因而具有了丰富少年读者生命内涵的寓意 ,成为适合少儿阅读的成长寓言。其次 ,少年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描写符合少年儿童的现代审美要求 ,想象奇特 ,远离暴力 ,崇尚力与美的结合。再次 ,少年武侠小说有着独特的叙事技巧。其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 ,给读者留下更大的主动思考的空间。故事结构采用现代短篇悬念小说的结构 ,情节跌宕起伏 ,更具趣味性与可读性。人物贴近现实生活 ,新切可感。语言幽默风趣 。

当代武侠文学史研究的五个阶段

当代中国武侠文学史研究论著,可分为武侠小说史、武侠史、侠文化史、武侠小说鉴赏辞典等,颇多创获,各有千秋。侠文化史、武侠小说史研究可分为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的沉寂期、70年代末之后10年的学习积累期、90年代的高峰期及新世纪两个10年的持续期和拓展期。至今武侠史、武侠小说史完成了基本建构,许多论著扎实厚重,各有建树,但也有不少著作带有相当比重的同质化现象。未来10年,这一状况当会有所改观,除了现有研究的细密化,带有跨文类、跨学科性视野、成分的论著将会增多,中外交流、文学宗教互动相生等相关研究也将会得到增强。

武林秘籍:武侠小说“情节模式”论之一

“武林秘籍”在武侠小说中频频出现,皆受瞩目,是武侠小说常见模式之一。“武林秘籍”模式导因于“武”,从“武林盟主”、“武林至尊”的区别中,可以发现在武侠小说中,武功是最关键的因素。“武林秘籍”的设计具有高超性、隐秘性、神异性、灵妙性、正宗性、道德性的特点,对小说的情节设计及推展具有枢纽作用。

西方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之比较

西方骑士文学是骑士制度的产物,表现虚幻的骑士精神,中国武侠小说塑造平民百姓的精神偶像。作为人类共有的文化,它们之间有同质的一面,但因其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又存在极大差异。骑士文学早已消失,中国武侠小说历经风雨而存在,并有新的发展。

中国侠文化研究2020年年度报告

中国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质,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时代价值。经过梳理,2020年侠文化研究成果主要有金庸研究、武侠小说研究、武侠影视研究、侠文化的历史形态研究、武侠小说译介研究等5个方面。2020年度的研究成果展示了如今侠文化研究的整体格局,也揭示了侠文化面临的时代问题:侠文化如何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创新,从而建构面向新时代的优秀文化。在呼唤英雄、崇尚英雄的时代旋律中,融入英雄文化是侠文化的发展进路,通过面向新时代的文化、学术、产业“三位一体”的建构,可以让侠文化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兼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先进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助力。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

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给“侠”赋予了崭新的定义,他以萧峰、洪七公、郭靖、杨过、张三丰、张无忌等作为“侠之大者”的崇高典范,同时又结合传统,建构了具有“魏晋风度”的侠之谱系,此为光风霁月之侠的精神,将侠的精神境界推至极致后,金庸又在“仗义每多屠狗辈”的观念上深入挖掘,以《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作为小癞子的模式,朝向无武而有侠方面进行书写,从而丰富了侠的层次,亦令侠从崇高层面走向现实层面,做出精彩的呈现。简而言之,金庸笔下的侠,风姿迥异,各有不一般的曲折而动人的历程,不止丰富并突破了武侠小说中“侠”的形象,更拓宽了中国人对“侠”的想象空间。

革命叙事对侠义精神的重建——以金庸小说为例

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借鉴了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基于儒家传统思想资源对侠义精神进行了重构,一方面强调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和人人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一反传统侠客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强调侠义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与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在叙事层面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是小说作家在20世纪家国之忧背景下对自身形象进行的一种理想化投射,这种投射试图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解决个性独立而自由的侠客形象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说,侠客的形象是小说作家对理想国民的一种塑造。新派武侠小说对侠义精神下使用暴力的条件必须给予合理的解释,而这就是社会不正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