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推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政策因素

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汉地佛教的复兴,藏密在内地渐起,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赓续。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界作为西藏与内地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其社会地位和政策空间共同演进的历史结果,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其间政治背景与宗教文化自身因素相作用的重要体现。

“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

20世纪以来,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因方法科学、新史料的挖掘利用、多种语言的应用,在汉学研究方面进步迅速,无形中给中国史学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诸氏苦心经营,激发民族主义,欲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把原本属于负面的包袱转化为正面、积极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国史坛繁盛的局面。民国史学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古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语言学等领域,均受域外汉学的影响。当时国内学界虽然弥漫着与国外汉学争胜的气氛,但对海外汉学大体持一种谨慎的理性态度,既不盲目推崇,也不一概否定。然而,主流学界一再强调取法域外汉学,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挟洋自重和格义附会的流弊,此一恶习不仅至今不衰,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可谓对中国史坛最大的挑战。

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互动及影响——以出版人王云五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考察

文章以出版人王云五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对王云五推动图书馆实务及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贡献进行了研究,并对王云五所"发明"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及出版的《万有文库》所引起图书馆界的关注和争论进行分析,最后指出,出版界和图书馆界需要以一种平和、理解、包容的心态来共同探讨双方共赢的途径,而非基于不同立场的相互博弈。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互动及影响——以出版人张元济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考察

文章以出版人张元济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通过对张元济参与图书馆事业的历程以及其图书馆理念与实践的考察,窥探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互动及影响,最后指出,两个看似"跨界"的界别同属特殊的"文化事业"行业,需要紧密合作才能实现共赢,而至今缺乏的就是缺少张元济式的人,一个真正以"文化精神"办"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群体。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工业化思想研究——基于期刊文献的考察

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农村工业化"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重要思潮。1930-1949年有关"农村工业化"问题的期刊文献涉及的论域主要有"农村工业化"的内涵探讨、必要性分析、实施路径、保障体系等。思想界的中国农村工业化思想呈现出开放性、系统性和先进性特点。

对西画与民初画坛思想演变之关系的反思

民初画坛思想演变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西方外来语汇如"美术""写实"等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画论的"图真""气韵生动"等,与此相关的是"美术革命""复兴中国画"、现代艺术运动等艺术思潮涌动。这种思想演变植根于中西绘画优劣论,因而也是中西文化矛盾的凸显和文化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西画在竞争中是有备而来的,中国画则逐渐认识到"争辩"之重要性,从而在无意识中堕入西画思维方式,导致中国画失去文化立足点,加上更多层次的心态紧张而步入激进化的轨道。随着艺术革新的变化,中国传播西画的角色逐渐由西方传教士过渡到中国画家,中、西绘画间形成一种层累堆积的胶着,最终民初画坛的西画思潮也成了"中国画"的一部分。

民国知识界对拉斯基思想学说的评介

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思想学说颇受民国知识界的关注。拉斯基早 年提倡政治多元论，1930年代转变为激进的费边主义者，关注社会平等与正义。这两个方面 是民国知识界评介其思想学说的重点。比较而言，对前者重在研究与评判，对后者重在译介 与致用。其间的判别亦可见时代人心的变迁。

晚清民国时期美术界赈灾济困活动探析

晚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兵燹战乱造成了数量庞大的灾黎难民,迫切地需要社会救助。然而,政府却因兵革屡兴、吏治腐败、财政匮乏等因素,无力开展有效的赈济。于是,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民间力量开始肩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随着书画家力量的成长壮大,书画市场的繁荣,美术家群体将艺术活动与慈善事业密切结合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为当时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论民国“黑幕”小说及陆士谔《政界之黑幕》

民国“黑幕”派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近代社会生活条件、思想文化潮流 ,传统与外来文化影响 ,作家的文学志趣与创作追求 ,读者层面及商界、出版界炒作诸因素皆发生作用。陆士谔的《政界之黑幕》与其社会小说的宗旨一致 ,抒发了作者郁郁不平之气与挽救颓丧世风的“救世”

美国早期汉学知识圈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留美之路

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基金会、图书馆构成了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知识圈。汉学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中文文献管理专门人才。借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华汉学家等汉学知识圈的内生力量,在国内官费留学无望的中国图书馆学人“另辟蹊径”获得了新的留美通道,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哥大图书馆等汉籍收藏重地成为留美图书馆学人主要的工读基地。文章探究了美国早期汉学知识圈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留美之路之间的联系,以及两者如何形成了互动的知识共同体,对于汉学研究及图书馆学研究具有学术史及知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

学习与改造:民国学术界对农业经济学的认识

西方农业经济学的逐步传入和中国农业经济变革的现实要求使得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学者们围绕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中国化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本文总结了民国学术界对农业经济学认识的特点,揭示了其对今天的启示意义。

清末民初文坛的独行客——王国维诗词的独吟与真情

清末民初旧式文人纷纷以结社抱团的方式寻求身份认同,并冀此延缓旧体诗词退出文坛的步伐。作为后世公认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基本不参与文人结社,故其诗词创作亦较少有应酬题赠之作,多以诗词抒写人生苦闷、旅途见闻及夫妻情深等,诗词细腻、深沉,尤显真挚。这既与其不喜群、不善交际的性格有关,也与其以真景写真情的创作主张相关。

刘毓盘与民国词坛

刘毓盘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的教授词人,他既擅长词创作,有词集《噙椒集》流传至今;又长期从事词学研究,其撰写的《词史》是中国学术史上较早的词史专著。同时,他又在大学讲授词史与词学课程,对推动大学词学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刘毓盘对词籍的辑录也十分用力,曾辑录《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在对词体的认识上,刘毓盘更多的是受清代常州词派的影响。

僭越的时代与民间的高贵——从《师父》与《门前宝地》看徐浩峰影片中的民国天津武林

《门前宝地》是徐浩峰的最新作品,是又一部描写民国武行的电影,与前作《师父》一起讲述了20世纪20-30年代,天津武行的变迁与衰落,力图还原一个民国背景下,真实的社会状况、武林行业图景和武行人物关系,借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用虚构的故事拍摄业已消失的武行生态。影片叙事中铺陈了诸多武行典故,武打设计以拳理作为着眼点,通过对拳脚招数的纪实性呈现和令人耳目一新角色塑造,以及细腻深沉的情感刻画,呈现了一种独属于民国武林的阶层的品格与民间的高贵。

民国初期舆论界呼唤减政思想探论——基于《大公报》《庸言》《东方杂志》等报刊杂志的历史考察

民国初期,为促进共和政治日臻完善,部分有识之士揭露和批判了共和政府中机关名称繁复官职冗滥、因人设官公仆有名无实、官员冗乱充斥吏治紊乱、私欲膨胀上下对峙倾轧等弊端。他们认为这些弊端损害国人政治信心、强化国民为官意识、虚糜政费酿成财政危机、官员奢侈腐化毒化社会风气。因此,实施减政可起到紧缩机构澄清吏治、节省政费减民负担、矫正人心改良民风、强国力促救亡保种等积极作用,客观上能促进共和政治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日本军部的认识与批判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日本军部的研究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时代感。知识分子对日本军部进行了多角度探讨,深刻揭示了日本军部的封建性、侵略性及其自取灭亡的必然命运。这些研究成果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及人民正确认识日本军部的重要参考文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成为中国对日舆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研究成果还具有较强的学理性,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学界的日本军部研究,一些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被后辈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在抗日战争研究不断深入的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民国学界对于海外中国移民的研究——基于《东方杂志》刊载文章的考察

民国时期,国弱民穷,内忧外患,一批学者出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开始关注我国的海外移民问题。他们不仅讨论了国外关于中国移民的法律法规、华侨移民群体的历史与现状、移民保护和入籍以及移民的利弊探讨等领域。通过梳理当时最大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献,可以发现讨论海外中国移民问题的文章共计64篇。对这些文章进行全面梳理,既有助于澄清20世纪上半叶海外中国移民的人口结构、职业与地理分布、籍贯来源、社会特征等方面的事实,也便于我们讨论与分析各国的移民政策与法规,对于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移民治理和移民问题研究,也有着参考与借鉴的价值。

民国学者医药民俗研究的学术进路与现实观照

医药民俗是民国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民俗学议题,这一讨论也是在当时中西方文化大讨论背景下进行的。基于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迫切需要,民国学界从文学、宗教学、医学、民俗学等不同视角对医药民俗展开了批判性研究,并将批判医药民俗作为宣扬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途径。这种批判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社会主流思潮发展和现实变革的需要,但也存在对复杂医药民俗事象的简单化处理倾向,这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当今语境下,梳理并反思民国医药民俗研究的相关问题与视角,不仅可以为当代医药民俗研究与建构提供借鉴和启示,亦可为疫情肆虐背景下的医疗文化史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