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视野中的爱国卫生运动探讨

爱国卫生运动是当代中国一场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的国家卫生运动。它的出现,一方面契合了建国初期的大规模的卫生改造,另一方面,也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发生的细菌战有着密切的联系。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卫生观念,增强了国人的体质;同时,它在卫生防疫方面取得的积极效果,获得了民众对于新生政权的认同,推进了新中国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构建。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国家政权实现了权力的进一步下沉和渗透,这强化了国家对社会及民众的控制与动员能力,有效地巩固并强化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设。

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社区体育服务的践行困境与推进路径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我国社区体育服务发展的需求,探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我国社区体育服务发展的潜在价值、现实困境、形势契机与优化策略。社区体育服务具有科学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维系国民体质健康和推动家庭体育发展的潜在价值。社区体育服务场地设施资源匮乏、居民健身空间不足,专业服务队伍不强、科学健身指导存在短板,保障社区体育的规章制度不完善、基层体育运行的体制机制不灵活,社区体育经费不足、基层健身活动开展受限等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体育服务的范围和实际效果。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社区体育不仅需要转变发展方向,还需要从智慧化服务、组织化服务、标准化服务、特殊群体服务等方面实现优化,为发展社区体育、增强国民体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积极的贡献。

当代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及其经验

当代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是在战争、贫困和疫病的困扰下逐渐起步的。面对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薄弱卫生工作基础,在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部署和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初步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防疫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卫生防疫体系逐步在完善,并且经历了从单一的卫生防疫向全面的疾病防控,再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两次较为明显的演变。经过七十多年的建设,我们科学防疫精神的实践理性得到发扬,取得丰富的经验,使我们的卫生防疫体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实质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形成及启示——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和城乡环境卫生的整治,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卫生运动。这一时期,“卫生运动”的概念呈现出“多样向统一”转变的特征,逐步构建了“爱国卫生运动”的话语体系。作为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对爱国卫生运动做了详细报道。文章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从媒体的视角探讨了从“卫生(防疫)运动”到“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形成过程。从概念上看,“卫生运动”的概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形成,1952—1954年在反对美军细菌战的背景下形成了“爱国卫生运动”的专用名词,1956—1959年全国开展了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深化并向常态化转变。

外向型口岸城市疫病防御机制再探--以1950年代青岛为中心的讨论

青岛解放后,防疫形势严峻。新政权在改造国民党卫生组织的同时,通过重建防疫机构、队伍和开展卫生运动,在青岛建立了上行下效的防疫体制,国家权力通过防疫对地方层层下渗。中共对传染病的防治,不仅是防疫所需,同时是与过往政权继续角逐,也是与"时代敌人"的卫生博弈。虽然共产党在进入外向型大城市之初,面临各种纠结与矛盾的困境,但政府通过"自改革"不断与时俱进,尽快适应了防疫之需要。

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及其治理意蕴

抗战时期灾害疫病频发、医疗资源匮乏以及群众愚昧迷信交困的现实困境,是陕甘宁边区开展群众卫生防疫运动的历史背景。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运动依托党政有效组织和领导,体现了对革命动员逻辑和党的群众路线的路径依赖,实现了对公共卫生问题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与这一进程相适应,边区群众等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开展卫生防疫竞赛、制定卫生防疫公约、创办卫生合作社等合作治理的方式,与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机制实现互补互融。后疫情时代,应在传承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防疫运动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展现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早消灭天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卫生防疫部门,充分团结发动广大的医药卫生从业人员,通过开展卫生宣教、大量培训种痘人员、实行种痘责任制、解决重点地区的防疫问题等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种痘运动。经过3年多的努力,完成了5亿余人的牛痘接种任务,迅速、有效地降低了天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种痘运动的开展不仅革除了群众中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不卫生种痘观念和一些陋俗,而且使党和政府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赞许,大大提高了民众对新政府的政治认同。

预防疫情:爱国卫生运动需回归“本位”

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党的群众路线与国家卫生工作相结合的产物,曾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爱国卫生运动的群众性和预防性“本位”有所削弱。为有效发挥爱国卫生运动在防控传染病疫情中的作用,需加强组织建设、创新运动形式、加深疫情记忆、有机结合常规工作和群众运动。

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

1952年底,周恩来总理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他重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把人民身体健康看成最大的财富,重视防疫工作及治疗常见病,重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他强调卫生工作要以预防为主,主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求管理好水、粪的卫生;要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他还提出中西医要团结、要结合的问题。重温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工作的思想和具体做法,对认识当前中国的防疫、抗疫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