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艺作为新时代的文艺

人民文艺是新时代的文艺,它不同于民间文艺、消费文艺和群众文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被极大地释放出来,才会出现真正的人民文艺。人民文艺将精英文艺、民间文艺、消费文艺、群众文艺整合起来,以建设性介入的方式参与社会建设,突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野,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的。

《大众文艺丛刊》对延安文艺的延续

《大众文艺丛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左翼文人在香港地区筹备的报刊。此刊通过作家编辑者身份、刊物编辑形式确立刊物的共产党党性,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批评标准,在主题内容上移植延安文艺,延续延安时期文艺创作的要求。此刊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在解放区确立以后,进一步在南方国统区和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延续的标志,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掌握文化意识形态战场的目的。

民间文学艺术立法的集体权利模式:一种新的探讨

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主要是基于传统知识产权尤其是著作权的保护,但现在人们均认为该种保护不太适宜,因此需要制度创新。集体权利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它是基本人权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中的体现。它由利用控制权、精神权利和权利限制等部分组成,其权利可由来源社团和国家指定的行政部门行使,同时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权利,在民间文学艺术原生境使用和派生使用之间进行协调。

关于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与特定地域的民间文化传统存在直接渊源关系,更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及其规约密切关联,是陕北传统秧歌与借助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表现工农兵生活、实现文艺大众化,进而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策略相遇合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及其深刻影响,无不决定了其作为一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关于该论题的相关研究,却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既是关于一个特定历史事件及人们认识过程的回顾,也是关于学术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思。

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足迹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对民间口头文学及其他民间艺术的关注与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从作品的丰厚积累到相关理论著作的陆续问世,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正走向成熟。保护民间文化的世界性热潮,使其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强化卓然独立的学科品格,是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当务之急。

论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语境

陕北秧歌是植根于乡土世界与民众精神之中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民间文化形式之一。20世纪40年代,这一传统民间文化形式被发现并纳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建构与发展的全新轨辙。中国左翼革命对"民间"的发现以及借助对传统民俗活动的挖掘与利用来建构其文化新秩序的策略实施,使借鉴民间传统秧歌的表演形式而创造的新秧歌有了发生的契机,新秧歌运动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得以展开。

新秧歌运动中延安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与重塑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的新秧歌运动,不仅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建构解放区革命文艺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对改造民间社会及其民众思想,特别是整合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秧歌运动的工农兵主体文艺指向,在使延安知识分子发挥自身职能专长参与革命文艺秩序建构的同时,开始了角色的转变与思想改造过程。特定政治权力和大众意识的双重趋迫下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及其文化性格的重塑,在这场以改造置换乡土民间艺术使之适用于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建构的文艺运动中得到了富有意味的呈示。

以群众运动实现文艺创制——对大跃进文艺生产机制的一种考量

大跃进文艺与群众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往往是先有运动,再有创作,以运动来带创作,再以创作来促运动,文艺的生产过程呈现出运动(外)→文艺(内)→运动(外)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从外部的文艺环境来考察,还是从内部文艺作品的生成过程来分析,群众运动对文艺所起的作用都超出了影响的限度,达到了介入中的宰制,它俨然成了大跃进文艺的一种生产机制。借助于这一生产方式,大跃进创造出了特殊的运动式文艺,使得文艺成了运动的和声:文艺通过运动来创制与传播,运动也通过文艺进行渲染与强化。

论大众文化背景下河南曲艺的发展道路

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河南曲艺在当代的大众文化背景下面临着发展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传统的民间文学和大众传媒适当巧妙结合。河南曲艺应该顺应文化潮流,依托大众传媒;内容与时俱进,形式注重包装;培养拔尖人才,争走产业道路,这样才能使河南曲艺走出一条宽阔的发展道路。

近现代文学大众化话语的发生与衍化

从近代文学革命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左联"的文学实践,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没有放弃"大众化"的努力。在这个演绎过程中,文学不仅承载着审美使命,更肩负着改造中国政治,改造国民灵魂,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重任。从文学民间大众话语的发生、转换到改造、确立,无论"大众化"的话语内涵如何转换,它始终坚持并追求着"化大众"的目标。然而,在承接"大众化"旗帜的时候,1958年"新民歌运动"在欲将民间文化资源作为文学的最终归宿时,为文学大众化画上了句号。

积跬步以至千里——杨匡民教授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

对杨匡民教授的认知,是需要透过《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的编纂工作以及这一工作对“中国民族民间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整个系统性工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获得的。这种影响在工作和学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未来等不同面向,都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意义。为了对所有参与集成志书编纂工作的前辈和同仁,为了对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典籍,为了对立志从事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人,表达敬佩和崇敬之情,特此撰文。此文更是为了对杨匡民教授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研究范式和卓有成效的具体实践呼吁,为一位优秀音乐学家的治学之道呼吁,期待这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得以薪火相传。

五四·民间·通俗

“五四”的反传统针对的主要是“大传统”,对“小传统”却采取吸纳利用的策略,因后者所包含的民众民间价值取向恰与“五四”的平民思想保持了某种一致性。对民众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学的通俗化,使其与小传统形成了某种“合流”,但“五四”的精英化与欧化倾向却最终阻止了这一“合流”,重新造成了雅俗分野的局面。并且与旧雅俗传统(即大小传统)既分离又互动互补的状态不同,新的雅俗之间呈现了相当强的排异反应。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新文学并没有找到更有效进入民众的方法与途径,影响了其在“启蒙”上的深广度。“五四”落潮之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持此观点,这也是从新文学到大众文艺的某种逻辑起点。但“五四”的复杂处在于它与大众文艺并非完全断裂的关系,其内在依然有对接大众与民间的可能。实际上,在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变中,“五四”与民间、通俗之间的张力体现得相当淋漓尽致。

关于当前民间文艺的几点思考

中国民间文艺源远流长 ,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计划以及围绕着集成而开展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为标志 ,进入了“后集成”时期 ,因此推动了神话学、史诗学、民间文艺学等领域的学科建设 ,前景看好。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人才流失、调整失衡等一系列隐忧。有待进一步加强。

《慰劳信》:“问”的诗歌与“动”的哲学

卞之琳的诗歌创作风格自延安时期创作的《慰劳信》后开始转变,1938—1939年在延安的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卞之琳开始以诗人独特的视角展现出战争图景与后方人民的生活,而发表于《文艺突击》上的两篇慰劳信则是此种转变的起点与中心。本文从慰劳信的创作与“慰劳信运动”的密切关系入手,结合延安地区的革命话语、文艺政策与民族风尚,讨论卞之琳的诗歌风格与创作哲学的深层变革。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征求社员运动考论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在战后香港能够生存下去并得到持续性发展,培养了大批海内外文学青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培植了大批文艺新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历时两年多、规模盛大的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此次征求社员运动,与司马文森从1930年代即投入精力开展的文艺通讯员运动并不能等同。虽然在作为群众文学运动以及在组织结构上二者具有表象一致性,但二者在组织者主观意图、运动构成主体和运动目标等关键点上差异甚大。而社员与文艺通讯员的身份转换是1949年后工农兵通信运动这一国家文艺制度落实的必然结果。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背后的文化逻辑、独特的办刊模式等都具有当下意义。

浅谈民间文艺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传承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相关的文化底蕴十分厚重。我国的民间艺术作为传统文化之一,也十分丰富,但目前所遗留下来的民间艺术并不多,有许多的民间文艺在历史的发展中由于无法传承而遗失。论文主要阐释了我国民间文艺的现状,并对民间文艺如何在群众中传承进行了探讨。

激活沉睡的“第六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主体厘定

长时间以来,我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第六条一直处于沉睡状态。激活该条款的关键在于“厘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主体”。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主体认定标准可以界定为“以集体为原则,以国家为补充”。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结合案例可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主体进行学理和立法层面的进一步厘定。将权利主体明确界定为集体,则可以强制要求传承人、整理者、二次创作者标明作品来源,以明确其创作中应当履行的义务。由此,既能增强集体的权利主体意识,也有利于营造尊重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氛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权保护的法律逻辑以民间文学艺术产权为中心

民间文学艺术产权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一直受到各界关注,既有保护成效也面临共同困难。平衡民间文学艺术的公法赋权与私法赋权,划分民间文学艺术产权范围,协调民间文学艺术产权归属,是目前民间文学艺术产权保护立法面临的三大难题。构建民间文学艺术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本进路是:采用特别权利制度模式,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特别私权保护制度;将已公开民间文学艺术纳入公有领域,但受公有领域付费使用制度的限制,将秘密性、半公开民间文学艺术纳入私权领域,由私法赋予私权;将相关行政村确定为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主体,难以确定私权主体的,则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代表国家享有和行使相关权利。另外,为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相关权利的实现,可指定集体管理组织,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集体管理。民间文学艺术产权有效保护的法律路径,能够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丰富制度资源和实践路径。

采风与搜集的交融与变奏:以新中国初期“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讨论为中心

新中国初期出现的“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争论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可谓影响深远,但近年来的学术史反思中,甚少被提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田野作业作为科学方法统合了“采风”“采录”“整理”等。而之前对于“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回顾与考量,大多将历史语境悬空,以田野作业的理论范式反思新中国初期的民间文学基本问题与基本话语;再加上当下的学科分野,民间文学之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被置于两条通道,他们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大,而且我们至今没有对“整理”从学科意义上予以阐述和界定。这种悬置与区隔使得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民间文学兴起之时“文学”与“学术”的一体化,以及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40年代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对民间文学的形塑。对于新中国初期出现的民间文学记录、整理的争论,我们只有将其还原到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理解采风与民间文学搜集之间的承续与内在思想的嬗变,也才能使得对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不再停滞在原点,并更好地总结民间文学的本土话语,进而推进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文本与理论:民间文艺学的双重建构(1949-1966)——以《民间文学参考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1949-1966年民间文学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成为文学领域接驳、实践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1962-1964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纂了九辑《民间文学参考资料》,它们除了展示全国民间文艺实践外,还集中呈现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对民间文艺发展规划、组织以及民间文艺学新体系的设想。一方面,它们呈现了新中国初期民间文艺的研究宗旨;另一方面,既有对民间文艺概念、范畴、价值以及基本特性之讨论,亦有对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集中引入,同时译介欧美民间文学理论现状,形成了与苏联、日本等"新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对话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