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支持政策的权利之维——发达国家的实践及启示

关于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从生育权利保障角度进行考察可知,这一政策体系具有“国家—个体”关系维度、以“国家—社会—个体”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维度的二维构造。前者以保障国民生存福祉为原则,以生育保障获得权和性别平等权为核心构造;后者以作为生育保障获得权补强机制的多元主体共同负担原则、婴幼儿的保育权为主要内容。生育支持政策鼓励生育的功能性目标,需通过上述权利的保障得以实现。从权利保障视域研究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可以在基本理念、体系结构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为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建构提供借鉴与参考。

孕妇药物依赖的胎儿权益与母体自主冲突之思考

聚焦医学伦理学视角下孕妇药物依赖及其对胎儿健康的潜在影响,探索胎儿权利与母体自主权之间的伦理平衡及在医疗与社会法律层面的复杂挑战。探讨了胎儿权益与母体自主间的伦理张力,分析了药物依赖的成因,包括治疗性药物使用和药物滥用,进而审视全球孕妇药物依赖现状及其影响。同时,评估了医学伦理四大原则在两种情境中的应用挑战,以及法律在定义和处理该伦理问题时的作用与临床实践中的差异。强调了公共卫生策略在解决孕妇药物依赖问题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实施策略,以期为医疗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生育激励导向下女职工生育假成本分担机制的法律重塑

基于促进人口生育、缓解女性生育压力、发挥男性家庭照护作用、缓解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等多重制度目标,我国生育假的制度体系不断充实。但是,由于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在用人单位与政府、用人单位与职工、不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致使劳动者的生育权益与劳动权益的冲突性不断加剧,积极强化生育激励与生育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未来,应当把生育假成本分担的单一雇主责任制转化为多元主体分担机制,通过搭建生育成本支出激励机制、创建女职工生育支持基金、设立女性就业保障金制度、完善生育津贴给付体系等,推动我国生育假成本分担在用人单位与政府、职工、其他用人单位之间实现平衡,由此方能推动生育假制度行稳致远并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优化生育背景下江苏省女职工职业发展和权益保障状况调查与分析

通过针对江苏省女职工生产生活的新变化、新特点,特别是职业发展和权益保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发现目前女职工职业发展状况、劳动、就业等方面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全面提升女职工综合素质,造就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女职工队伍;加大维权力度,进一步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不受侵害;推进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建设,帮助女职工平衡工作与家庭等建议与对策,从而推动女职工在国家优化生育政策下的择业、就业、职业发展和劳动保障等各个方面得到公平对待。

生育保险立法问题研究

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社会保险立法的强制手段征集生育保险基金,在妇女劳动者因为妊娠、分娩而不能工作、工资收入暂时中断时,可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和物质帮助,以保障参保母子的基本生活和身心健康,确保社会人口再生产和妇女、儿童权益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生育保险促进了男女的实质平等,保障了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护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提高生育保险的立法层次,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建立合理的基金筹集机制,加强对生育保险基金的管理,规范生育保险待遇标准是完善生育保险立法的当务之急。

挑战与应对:“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性就业权保障

本文利用人力资本理论、职业生涯理论和统计歧视理论,通过2017年、2016年和2014年完成的48例个案访谈、4次小组座谈,2010年对全国7573例已婚职业女性的问卷调查,分析生育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权的影响,生育保障对女性就业权的保障作用以及企业积极应对全面二孩政策的经验。最后,从两种生产理论出发,结合国内外女性就业权保障的经验和积极措施,探索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权保障的政策与措施。

从奖励到权利——生育护理假的正当性论证

生育护理假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男职工在妻子生育时所享有的照顾配偶和婴儿的假期。目前我国把生育护理假作为计划生育奖励手段具有局限性,忽略了职工的基本需求,不利于职工权益保护,也与国际社会保障立法趋势不相符,因此我国应该赋予男职工享有生育护理假的权利。生育期间家庭收入降低、支出增加,为了保障职工休假权的实现,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能够实现休假权,国家应该通过生育保险制度为其在生育护理假期间提供津贴保障。如果男职工确实因工作需要无法休假,单位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男职工生育保险待遇问题的探讨

生育保险,一般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对怀孕、分娩的女职工给予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险制度。但是并非只有女职工才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唯一主体,男职工也是生育保险待遇的享受主体之一。结合我国很多地方立法已经赋予男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的实际,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我国应当在国家层面的立法中赋予男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

OECD国家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及其启示

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发出"12周休假、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生育休假政策的基本准则。基于妇女儿童权益和现代家庭观念,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已经形成包括生育休假、收入补偿和保育服务三方面内容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为了应对生育率的逐年走低,政府可以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在建立现代生育休假观念的基础上,通过社保改革提高生育期间的经济保障,通过个税改革实现儿童税抵免,通过推动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广泛的儿童早期保育服务。

产后出血患者中发生严重产后出血危险因素的回顾性分析

目的回顾性分析产后出血患者中发生严重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以指导临床早期识别和干预。方法收集371例诊断为产后出血患者,将72例产后出血量≥1500 ml设为研究组,299例产后出血量<1500 ml设为对照组。采用单因素回归分析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发生严重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结果371例产后出血患者中,高龄产妇发生严重产后出血风险是年轻产妇的3.75倍(OR=3.75,95%CI:1.46~9.64);胎位不正产妇发生严重产后出血风险是胎位正常的3.78倍(OR=3.78,95%CI:1.03~13.89),而合并胎盘植入产妇发生严重产后出血风险是无胎盘植入者的10.53倍(OR=10.53,95%CI:3.53~31.40)。结论高龄产妇、胎位不正及胎盘植入均是严重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需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防止产后出血进一步恶化。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阴柔审美的历史生成

文章认为 ,阴柔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传统的审美风格与范型。从文化人类学、地域文化学及士阶层的人格形态等三个角度 ,探讨了阴柔审美的历史生成背景 ,以及秦汉以后的发展情况。从由整体到局部的叙述顺序 ,重点讨论了阴柔审美发生、发展的原因。

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探望权主体之伦理考察

当代家庭主要承载生育功能和情感功能。家庭成员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其权利与义务关系主要是根据血缘亲情而不是政治要求而建构,涉及一系列伦理价值判断。2001年《婚姻法》仅规定离婚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父或母有探望权,却忽略了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亲情联系的伦理需要。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探望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才更符合探望权的伦理价值取向。

英国妇女就业状况及其借鉴意义

如何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利,是中、英两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英国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包括: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建立健全的生育保险制度、加强对妇女的就业培训、帮助妇女多渠道就业。

黔东南凯棠苗族婚姻禁忌研究

黔东南凯棠苗族婚姻的缔结,遵从同宗不婚、姨表不婚的习俗,且受到还娘头习俗、不同民族间禁止通婚规约的限制。黔东南凯棠苗族这一特定婚制,不仅影响了凯棠苗族先辈的婚姻,也持续影响着当代凯棠苗族的婚姻。这些独特的婚制,是打开凯棠苗族婚俗、凯棠苗族文化,乃至整个苗族文化之门的一把钥匙。

生态美学视野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死亡意象探析

迟子建通过对"死亡"的抒写,以暗喻人类当下的生存境况,她更以文本中"死亡意象"的创设,揭示蕴涵其中的关于人类生存与死亡的深刻思考。同时,她试图用一种母性的温柔呼唤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女性个体尊严的召唤结合"死亡意象"来表征当代作家的美学思考。

关于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障制度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

2015年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山东省制定修订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保障。当前,山东省女职工的健康、休假、经济、医疗、就业等待遇得到基本保障,但生育保障制度建设也存在着如下问题: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滞后,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隐形性别歧视现象加重,二次生育对女性就业、职业发展影响较大;社会保障机构设施不健全,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生育保险制度尚不健全,生育保障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健全完善生育保障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健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切实增强其生育保障能力;充分认识女性生育社会价值,切实发挥政府在生育保障中的作用;加强监督检查,促进有关法规政策的全面落实;立足工会职能,切实维护女职工生育权益。

谈鲁迅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异化

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多或少的浸浴着异化的色彩 ,俘虏于封建男权的包围之中 ,主要表现在妻性的丧失。同时鲁迅又着重刻画她们母性的膨胀 ,显然别有一番用意 ,这无疑与鲁迅一生的终极理想相契合 。

三孩生育政策下女性劳动权益保护研究

三孩生育政策的推出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女性既享有劳动权,有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又是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生育政策的调整使育龄女性在“劳动者”与“生育者”两种身份间的博弈愈加明显。三孩生育政策下,可能的就业性别歧视加剧、生育保障配套措施落后等问题使女性劳动者在“生育”与“就业”间进退维谷。文章从劳动保护与生育保障两个角度出发,重点分析女性劳动者在现行劳动及生育保障制度方面的困境,以保护女性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为目的,提出应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拓宽妇女劳动权益救济途径、加强生育保障制度建设、全面构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等对策,以促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在提升生育率的同时保证女性就业率。

上海女职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问题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女职工劳动权益相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在女职工平等就业、劳动保护、三期特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生育保险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地方性政策法规,其中有不少保护标准明显优于全国标准。同时,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工作仍有提升和改进的空间。上海应尽快修订地方性法规,落实现有保护标准,加强女职工多渠道维权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与女性生育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新时代生育等女性权益提供了更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研究发现,该法之于生育保护具有重要的理念、理论与现实意义,将性别平等贯穿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各方面,有助于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歧视;面向广大女性的民生需求,有助于以性别平等助力适度生育水平与人口总量充裕;注重与其他公共制度相协调,有助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新法彰显了女性享有的“四大权益”、在劳动就业方面的“三重保障”以及生育保护的“双全原则”。有效贯彻落实新法,必须认识生育的本体意义,肯定生育的现实价值;加强生育保护,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注重劳动保护,同步推进劳动保护与生育保护;重视新法的实施过程,更好地体现全生命周期性和人群之间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