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薄太后南陵调查勘探简报

2011~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西汉薄太后南陵进行了大范围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考古工作表明,薄太后南陵地面有“覆斗形”封土,墓葬形制为“亚”字形,以平砌的河卵石形成陵园。陵区探明了20座外藏坑、4处建筑遗址、362座动物殉葬坑等。南陵是西汉第一座单独埋葬的太后陵墓,其形制布局对研究西汉陵墓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山東定陶王墓地(王陵)M2出土陶磚表面標識的製作工藝研究

山東定陶王墓地(王陵)M2(定陶縣靈聖湖漢墓)是目前發掘的漢代墓葬中等級最高的一座。墓葬使用了三萬餘塊陶磚,這些陶磚表面多有刻畫、戳印或書寫等標記,種類十分多樣。論文以科技分析方法属主,對這些標記的裂作階段、標記間的關縣及書寫顏料進行了分析。論文認為,刻晝和戳印類標記裂作于磚坯階段,而書寫則是在磚燒裂之後再進行的。不同的戳印或刻畫與書寫的工匠名有强烈的對應關傑,均馬工匠個體的身份標識。無論戳印、刻畫還是書寫,都是“物勒工名”制度的具體實踐,非出于藝術性的表達或展示的目的被標記的。顱料方面,經鑒定,墨書颜料属墨,朱書颜料包括殊砂、赤鐵礦(鐵紅)、黄丹(密陀僧)三種,并存在少量的將不同顏料混合後使用的情况,白色顏料寫方解石。大部分書寫顏料寫平價顏料,珍貴顏料使用較少,與裂磚工匠和書手的民間性有關。書寫標記的颜色、颜料具有一定的多.樣性,未對顏色和颜料的選擇做統一的規范要求。不同的工匠或書手對顏色和頗料的選擇具有明顯的偏好,其選擇通常是連貫一致的。

山東定陶王墓地(王陵)M2出土文字磚概述

山東定陶王墓地(王陵)M2(定陶縣靈聖湖漢墓)是已發現的西漢時期“黄腸题凑”形制墓葬中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結構最複雜的一座。墓葬建設中使用了超過三萬塊陶磚,絕大多數磚上帶有標識工匠身份的文字和符號,文字以書寫馬主,符號則以刻晝馬主。論文首先從傳統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對墓磚在墓葬中的使用情况做了詳細介紹;其次,對文字内容進行了基礎的分類整理,即分属人名類、地名加人名類、人名加數字類、人名加吉語類四種;同時,對墓磚上文字的書寫或刻畫位置、行筆方向進行了分型分析;最後,對文字的書體與颜色以及刻晝和戳印標記做了介紹。定陶王墓地(王陵)M2出土文字磚對于研究漢代大型墓葬營建過程、“物勒工名”制度、書體演變、裂磚工藝等問题提供了重要學術資料。

汉“貌宫”名考

陕西澄城县良周秦汉宫殿遗址的“貌宫”之名与汉武帝庙的营建有重要关联。根据遗址周边与汉相关的地理环境及标志性建筑,以及“庙”“貌”的古义关联,再结合对方志文献、碑文与其他实地走访信息综合推断,“貌宫”之名始于汉宣帝诏令各郡国建立武帝庙后,其名称来源于汉武帝庙与该离宫的相对位置,最初的汉武帝庙可能与该宫殿邻近或与之同为一个宫苑空间整体。

西汉时期武功爵制及其“类国债”职能

武功爵制是西汉武帝时期为缓解财政支用不足而专门设立的新爵制度。政府对该种爵制作出有别于传统军功爵的政策安排,允许中下级爵位获得者自行寻求变现。在一定时期内,武功爵在弥补政府支出不足上的确发挥“国债”作用,即将短期内需要大量支付的赏赐支出转化为可以在长期以爵位收益进行偿还的政府债务,为西汉政府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提供缓冲时间。但是,由于在爵位交易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武功爵逐渐成为西汉政府将战争成本转嫁至爵位持有者的手段。

西汉早期出土金缕和丝缕玉衣部分玉料材质及其加工工艺特征管窥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是我国汉代最重要和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两个王侯级墓地,两墓出土的丝缕和金缕玉衣是当时南方和中原汉王朝最重要的墓葬玉器之一。通过上手观察、显微镜拍照并利用环境扫描电镜和漫反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技术对广州南越王墓及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部分玉片的质材和加工工艺进行了观察测试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地玉衣的玉料均主要为透闪石质,从现存玉衣颜色及玉质结构上看,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玉料来源单一且玉质明显好于南越王墓,南越王墓玉料具有多来源的特征,玉衣中的"假玉"可能来自粤西。从南越王墓玉衣片部分切割痕迹判断,南越王墓所使用的切割工具可能接近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可能存在中原交换来源的玉材,无法排除南越王墓玉衣全部或部分在当地制作的可能;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加工工艺特征明显不同,显示两地玉衣系由不同"玉作"体系加工完成,汉代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玉作体系,工艺水平参差不齐。

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性博物馆旅游发展研究——以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为例

本文以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为例,在游客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发展规律和动因。作者采用结构性问卷调查的方法现场收集游客行为问卷,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辅之以案例地博物馆游客结构的二手资料。在对所收集资料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后,作者认为,南越王墓博物馆作为地方性博物馆,属于区域性的文化观光旅游产品,重游率低,潜在市场规模有限,且呈现随出游游客增加而不断萎缩的特点,因此形成持续下滑的接待曲线。与Butler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曲线对比发现,南越王墓博物馆缺少探查、参与、发展和巩固阶段,而直接进入衰退阶段。这一结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性博物馆旅游开发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五陵塬西汉帝陵风光带旅游环境承载力测算分析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风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和测算方法,分别测算了五陵塬西汉帝陵风光带的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综合承载能力.结果表明,该帝陵风光带(景区)的最小限制性因子为生态环境承载力;游客日合理承载力为0.80×104人,年合理承载力为1.44×106人.现阶段具有接待能力的景区茂陵博物馆最高年份游客接待量已达饱和,一般年份的游客接待量属于未饱和状态;阳陵博物馆的游客接待量处于适载状态,其旅游接待潜力较富余.

渭北西汉帝陵的营建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

从历史地理和环境变迁的视角考察渭北西汉帝陵的营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西汉在渭北营建了9座帝陵及5个陵邑,改变了相关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口密度,从而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影响。研究结论认为,渭北西汉帝陵的营建及其陵邑的兴起促使了一个人文地理区域"五陵原"的形成;帝陵的营建及其陵邑的兴起对于相关地区的植被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在客观上又使得局部地区的植被覆盖率得以改善;陵邑中巨大的人口压力促使了成国渠的兴修。

《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文化的建构

《五帝本纪》是《史记》最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它是司马迁站在汉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以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广渊博的才识,对上古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史公为人类社会所构建的理想国。《五帝本纪》所包含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等观念是历史性、当下性、未来性的结合,对西汉文化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汉光武帝西域政策探微

东汉建国初期,西域诸国不断要求东汉政权设置西域都护,均为光武帝所拒绝,最后置西域于度外。光武帝西域"无为"政策,根源于西域、东汉内部的问题,以及西域、匈奴、东汉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比较明智的选择。光武帝西域政策虽然保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作用和影响于东汉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关于西汉梁孝王刘武历史地位的评析

梁孝王是西汉文景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坚拒吴楚七国之乱,为维护汉朝天下,捍卫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招贤纳士,提倡风雅,开创了西汉梁国文化的繁荣局面;他生活极度奢侈豪华,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在客观上却给后人留下了可供游赏观览的历史文化胜迹;汉景帝的随意许诺,窦太后的偏袒宠爱,在抵抗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汗马功劳等,都使他野心膨胀,终于上演了一场皇帝梦破灭的人生悲剧。

《汉书·元后传》:西汉后期政治危机的集中写照

《汉书》特设《元后传》以记载元后一生的经历,而不将之放在记载后妃的类传中叙述,其深刻用意,是借元后一生行事来概述西汉后期因外戚势力膨胀而迅速衰亡的历史趋势,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危机的集中写照。由于班固观察的深刻性、记述的提纲挈领和编纂体例的创造性,使本篇成为后代史家叙述和评论西汉后期政治史的基本依据,影响至为深远。

汉梁孝王的皇帝梦及其原因探析

汉景帝"千秋万岁后,传于(梁)王"的一句戏言,激发了梁孝王当皇帝的野心,又因窦太后的坚持终成一出悲剧。梁孝王的皇帝梦风波表面原因很多,诸如汉景帝、窦太后和梁孝王的举止不当,朝廷大臣的纵容、诸侯大臣的狼狈为奸以及历史的误会。深层次的原因是窦太后的出身、见识和性情所形成的"农家乐"思想。

汉高祖与西汉文学

汉高祖对西汉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位特殊读者,他的艺术娱乐需求,推动了娱乐性强的楚声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使楚声、《巴渝舞》等俗乐走进宫廷,登上大雅之堂。他的政教艺术需求,推动了汉代宗庙乐的制作和汉初反思文学的涌现。作为一位特殊作者,他的楚歌创作也对西汉文学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性影响。由此可见,在古代等级制度下,帝王凭藉国家权力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西汉中期“有为”精神下的“霸王政”体系建构及其传承演进

董仲舒为汉武帝的大一统理想提供了理论支撑,成就了汉代儒术独尊的思想格局。不过,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所设定的王道盛世的实践路径与汉武帝的政治构想有违,董仲舒试图借助“天人感应”理论来制约皇权更令汉武帝难以容忍。这个分歧造成了当时儒术虽能独尊,但儒生却不得其用的吊诡局面。汉武帝精心构筑的外儒内法的“霸王政”体系,开创了有汉以来的宏大盛世,但这一体系在其晚年遭到儒生群体前所未有的质疑。霍光执政时期,坚行武帝之政,贯彻“有为”精神,但此举也使得“霸王政”体系与公羊学之间的矛盾愈加深重。故而此后汉宣帝在传承“有为”精神的同时,不得不重新做出学术上的选择,以舒缓这一内在矛盾。

南越国宫廷乐——晚开的礼乐奇葩

西汉南越王墓再现了周代礼乐的编悬结构与设置规模,并按大型编悬乐与室内房中乐进行了分类。南越国第一、二代国君一直奉行的吸收、融合的经济、文化政策,致使南越宫廷礼乐形成多来源、多层次的组合特点,将中原传统的编悬乐队与南越族羽人乐舞相配,表演祭祀或庆典音乐,为我们展现出古代音乐中独有的岭南特色。南越王宫廷音乐一方面是对岭南大地古代音乐文化的拓荒,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原逐步衰微的礼乐文化的延续。

西汉帝陵布局浅析

位于关中地区的十一座西汉帝陵,在位置和布局上是否有规律,一直引来人们不断的争论,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其陵寝兴建必然符合当时社会的“礼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