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及宏观成因

道德推脱是指个体脱离道德自我调节的认知倾向,它往往是在为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寻找借口。以往研究主要在个体水平上考察道德推脱的成因和后果,很少关注它的历史变迁趋势及其宏观成因。本研究对以Bandura和Caprara等人的道德推脱量表为工具的已有研究进行两项横断历史元分析,分别考查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趋势及其与反映社会个体化水平和正义水平的宏观因素的关系。研究1发现,在2010至2021年间,我国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研究2发现,在2008至2020年间,我国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两项研究中,社会个体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和社会正义水平(现行有效立法量)的上升趋势均能显著负向预测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下降趋势。综上,近10年来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可能与社会个体化水平(强调个体对自身行为的自主责任)和社会正义水平(对行为更多的外部约束)上升有关。

《易》与《中庸》相为经纬——论黎立武以《易》解《中庸》的思想意义

黎立武《中庸指归》据"《易》与《中庸》相为经纬"的宗旨,分析了中庸之名义、关系,指出《中庸》学之传承历经舜孔、二程、兼山三个阶段,特别提出"《中庸》大旨实程、郭口传心授"之主张。他通过惟有深乎《易》者方能明《中庸》的方法论主张及对程子早晚之说的判定,指责朱子解偏离了程门正统,确立"兼山之学"在程门中的正统地位,显示出虽经朱子之强力整合,但元代仍有逸于朱子之外的程门学派的存在,这对深刻理解四书思想的诠释历史,把握程门学派的分化演变,认清宋元之间学术史的真实面貌皆具有启发意义。

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主观唯心论及其走红的原因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一场严肃的红学打假斗争深入进行着。这场斗争揭露周汝昌国学底子较差,名利心太重,一生治学,为此所误。他过去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其本质属新索隐派的龙门红学。周汝昌解读《红楼梦》文本、对曹雪芹及其家世历史的研究,以及不端学术行为,充分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证明他的红学是"反《红楼梦》"的典型代表。周汝昌新索隐派龙门红学之所以走红,红学界、新闻媒体和主管文化思想的相关领导难辞其咎。

文学经典的传承与重构:对徐渭《论中》的再思考

徐渭的《论中》一文,针对中晚明文坛的复古逆流,提出了新型的"圣人观"、"贵因不贵博"的文化继承观和"彼古我今"的文学发展观,并以自己的切身实践,推动了晚明文学走出复古主义的阴影,走向文有新变、代有所胜的新阶段。这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经典的传承与重构这个大话题,不无启示。

学校教育角色化的消解

"基于效率的公正"意味着坚持效率的基础性,强化公正的导向性。以"基于效率的公正"作为消解学校教育角色化的应然价值取向,是基于对我国社会发展历史的反思和社会发展现实的审察,更是基于对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所处的国际境遇的考量。学校教育角色化的消解,在路径选择上需要采取基于应然价值取向的社会场域整体的转型性变革。其具体策略是:学校应回归教育诸功能的本然关系,恪守育人价值的首要地位;教育行政部门应实现政绩观的调整与职能角色的转换;政府应切实加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应着力加快推进社会用人制度与薪酬制度的改革。

利益与正义之结合——浅谈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制度

利益与正义的结合促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产生。但在协调利益与正义的问题上,否决权的具体操作存在着许多缺陷。面对利益与正义的选择,各国往往会将利益放在正义之前。面对否决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利益与正义的结合终将促进否决权制度走上平等开放的道路。

让曹雪芹哭笑不得的“旷世知音”——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

刘再复先生给今年即将再版的梁归智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作序,他的题目直言"周汝昌是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刘先生的"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的是周汝昌先生"的论断是错误的。纵观周汝昌研红的一生及成果只能证明他"根本不懂《红楼梦》",在《红楼梦》研究上他一生都是在证假为真,都是在曲解、颠覆《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艺术构思。周汝昌其实不是考证派,而是典型的索隐派;他的一切所谓的考证,其实都打着索隐派的烙印,他也把自己定位为索隐派。他的索隐其实都是脱离了文本的"悟证",是猜笨谜,乱索隐。因此,他绝对不能被称为中国文学第一天才曹雪芹的旷世知音。

基于正义的学校教育变革新“意义”

教育变革的"意义"意味着对教育变革本身(目标、知识等)的认知与理解,意味着在教育变革中坚持正义原则,促进社会进步、教育创新与人的发展。学校作为变革的基础,须以责任与使命重塑学校的精神气质,构建尊重个性与差异的学校教育目的,以合作和共生构建学习型组织,追求诗意的教师生活,回归课堂的生命教育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