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贵州生态环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

构建解纷功能优势互补,各解纷方式之间衔接有序的生态环境纠纷多元解决体系,是贵州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的必然探索。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理论遵循,注重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通过回应贵州生态环境纠纷解决的特殊需求,将纠纷类型化分别适用于不同层次的解决机制,畅通诉与非诉各机制间的适用衔接,最终形成以司法救济为中心、各机制之间全链条配合的形式,更好地促进贵州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应当重建治安行政裁决制度

治安行政裁决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和纠纷解决机制,是在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确立的制度。由于受到对权力分工原则的误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的不完善和公安机关畏惧作被告的心理等因素影响,治安行政裁决制度长期以来被虚置,直至最终被废除。废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不利于治安管理领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当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重新确立行政裁决纠纷解决机制,并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

从失当到协同:农村环境纠纷综合调处机制构建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业污染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渐凸显,其中,因农民环境权益受损及维护不畅激化的环境纠纷较为突出。基层政府防范和化解农村环境纠纷存在着复合性的实践、理论、政策与政治逻辑。分析基层政府在村民获取污染认知、与污染方交涉、向政府做制度性表达等维权环节的应然职责、固有潜能与实际作为,可在探究纠纷演化逻辑基础上,挖掘出政府调处失当的根源。聚焦纠纷内容、纠纷过程、纠纷调处主体视角,构建分层次划管、全流程覆盖、多方略协同的三维综合调处机制,可发挥出规避基层政府失当作为并有效调处农村环境纠纷的效应。

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在未来医疗纠纷还会进一步大量增加的趋势下,重新审视我们以往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是否有效及其局限所在显属必要。同时,根据医疗纠纷解决时须兼顾维系医患之间的和谐关系的特点和需求,妥善建构和选用医疗纠纷所适合的程序制度和程序法理,使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合理化。

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解决和避免国际环境争端已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论题。无论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还是新近多边环境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过程中,国际环境法的遵守问题都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关注。多边环境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WTO规则,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法律渊源。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多边条约和条约体系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又相互矛盾和冲突,呈现出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特发展形态。

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

环境信访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一项不容忽略的制度。本文以一次环境信访试验和调查切入,阐述了我国环境信访制度存在的现实基础,并提出对其进行制度改进的具体路径。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环境法律机制构建——基于区域合作中国际环境资源法律机制构建的视角

以对当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法律机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为前提,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及其启示加以有益的借鉴,倡导在确认成员国有确定本国环境保护水平的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区域环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而尝试在协调区域内成员国间环境标准及协调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环境协定间的关系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新的模式。

浅析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未有一条有效的途径来缓和医患矛盾。诉讼、仲裁和调解是较为常见的几种纠纷解决机制。如果能建立起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充分发挥诉讼、仲裁和调解各自的优势,应该可以有效解决目前的医患纠纷。因此,我国目前必须加大对该问题的研究力度,加快立法进程,在实践中努力寻找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尽快建立我国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

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是党和国家针对整个社会系统提出的要求,其目标蕴含的是一种整体性思想。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都能得以合理解决的社会。为此,必须建立符合整体性思维的利益调整机制,将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统一纳入社会平稳运行的范围以内,通过和谐的手段衡平利益,定纷止争。法律作为社会利益的调整器,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但传统法律并没有建立在环境友好的观念之上,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制度体系不足以成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整体意志、行为规范和裁判标准,故而,如欲使法律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发挥功效,必须首先进行法律的变革,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内涵,发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需求,探求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纠纷解决途径,进而完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整体性协作：区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视野

根据利益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将区域环境纠纷区分为政府间的纠纷、生产经营者与公众之间的纠纷、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纠纷、政府与生产经营者和公众之间的纠纷等四类。“私力救济”“商调机制”、诉讼解决等代表性的相关解纷途径以及环境信访、调解、仲裁、约谈等措施,与四类纠纷有复杂的对应性。然而,私力救济存在无序性;政府间“商调机制”存在弱程序性以及效力不确定性;司法解决则存在制度性不完善;多元解纷措施缺乏衔接和协调。应该以“生态环境整体性协作治理”作为逻辑出发点和基本理念,以全局视野、系统思维、体系化方法,从整体性上把握、以协作性为标准优化纠纷解决措施,形成“联防联治非诉讼解决司法权威裁判”的区域环境纠纷防控与解决体系,实现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生态化和系统化。

论转型时期民间纠纷的特点及解决机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间纠纷会呈现出一些转型特点。如何来解决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民间纠纷,是当前从事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当前,民间纠纷呈现出的特点有土地和房屋纠纷数量比例大、纠纷所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以及民族性矛盾不够明显等。适用于这些纠纷解决的机制则包括和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等。其中,调解在民间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改进和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可采取这样几项措施,即形成一种多元平衡的纠纷解决机制结构、赋予法官更大的司法能动权,以及合理配置基层司法资源并鼓励各类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承担更多的民间纠纷解决功能等。

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问题

从义务的来源来看,有我国国内、东道国、国际层面以及其他一些非正式的环保义务要求。就争端解决的运行逻辑而言,选择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责任认定结果往往有所不同。中企预判自己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需要立足于环境争端的公正合理解决,明晰应该参照适用的环境标准、东道国生态环境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投资行为的真实生态环境后果和归责原则。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发展及其完善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人民法院运用司法权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的一种有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是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已经成为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把"非诉讼"的人民调解和司法的强制力结合起来,对运用多种途径解决纠纷起到了聚合作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从实践到制度的形成经过了地方实践、正式确立和程序完善三个阶段,但是当前由于机制的不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出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应有的功能,我们还需从制度上加大和不断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研究

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互动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矛盾纠纷在表现类型、发生场域、解决形式等方面出现转型,并呈现出发生领域广泛性、强关联性、反映渠道多元化等特征。如果新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妥善化解,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还可能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化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完善“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和理念,完善“网格化+网络化”双网协同的矛盾纠纷治理模式;引入“四环介入”模式,构建“全息”动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序。

试论建立我国环境纠纷的仲裁机制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的解决方式仅有自行和解、行政调解处理和民事诉讼三种,且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已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为公正、高效、低成本地解决环境纠纷,为有利于环境法目的的实现,应及早建立我国环境纠纷仲裁机制,使环境纠纷的解决方式多元化。

京津冀跨区环境纠纷化解的法制保障

京津冀跨区环境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存在着显性和隐性纠纷之别,现行跨区纠纷化解的法制供给只针对有限的显性纠纷且存在诸多不足,而针对隐性纠纷的制度化化解机制阙如。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结合三地实际情况以及现行法律框架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适用于京津冀三地跨区显性环境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同时应建立相关的制度性跨区利益协调机制为化解那些跨区隐性环境纠纷提供保障。

涉民族因素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及其化解途径——基于315个案例的分析

文章依据主体不同,将涉民族因素社会矛盾纠纷划分为少数民族内部、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少数民族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矛盾纠纷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由于其内容、性质、特点差异巨大,需要在法治化的总体要求下构建分类化解机制,并综合考虑国家法、习惯法在矛盾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以利于此类矛盾纠纷得到合法公正有效的解决。

边境地区环境问题的法治之道

边境既指国家边界线两侧一定宽度的区域,也称之为边境地区。边境地区环境问题不仅具有一般环境问题的属性,更具有跨越国家边界等的特殊性,因而在解决边境地区环境争端时必须明确争端产生的原因及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其解决的方法不仅需有针对性更需有实效性。同时,边境地区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不仅需要考虑边境地区实际情况,更需要遵循相应的法律原则,建立健全适合边境地区的法律机制,使边境地区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有法可依,不仅安民戍边,更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并增强国家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地方政府间纠纷解决方式的扩展:类型与适用性

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使得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频率、广度和深度持续增加,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也日益增多。纠纷处理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将直接影响到政府间的合作意愿以及合作资本的培育,从而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持续及绩效造成重大影响。现行纠纷解决方式的法理依据源于宪法、组织法以及部分单行法律的明文规定,主要采用政治协调、行政协商以及上级解决的方式。但跨域治理而产生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使得必须寻求多样化解决方案迅速化解纠纷,以避免政府间矛盾的累积,影响彼此间的信任。纠纷解决机制要考虑解决方案的类型及适用性,要进一步挖掘除传统解决方式之外的形式,比如司法调节、第三方组织调解、仲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