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感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五期CGSS的实证研究

推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环节。为探究个体因素在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本文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理论,使用五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调查数据,并运用分层线性模型,探讨社会公平感、互联网媒介与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社会信任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互联网媒介虽然抑制了农村居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但在社会信任影响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因以及互联网在其中的作用。

网络平台媒介逻辑及其制度化建构

在平台逐渐渗透公众日常生活的社会背景之下,平台已不可被简单理解为中介,而应被视为拥有一整套制度规则的独立机构实体。人们越来越多地依据平台资本所制定的媒介逻辑展开日常生活实践,并生成一种全新的“平台制度化实践”。平台制度化实践是用户主动以平台媒介逻辑为参照系,将平台空间中开展的媒介文化生产延伸至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用户实践愈加依赖、迁就平台制度,最终生成以平台为中心的程式化、可预期和标准化的实践模式。平台制度化实践使得社会结构呈现再结构化的趋势,包括时空结构再造后的再结构化,公众日常生活方式的重构,形塑新的社会交往、社会秩序和社会权力结构。最终,平台制度化实践构建出一种“可编程”的新型数字社会形态。

我国股市机构化背景下游戏驿站事件分析——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

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从有限理性、羊群效应和过度自信的角度,通过对游戏驿站(GME)事件的梳理,分析了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行为之间的矛盾、影响及其启示。这场博弈扭曲了股价的意义,扰乱了资本市场的秩序。分析得出:公司基本面和发展潜力才是决定其发展的要素,要注重投资者教育,协调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关系,增强社交媒体监管,对线上交易平台进行合理管控,正确引导网络时代的投资,正确认识投资者的影响和局限性,重视公司基本面。

新媒体环境下当代中国网络监督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监督成为当前我国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重要监督方式,网络监督所具有的便利性、广泛性和交互性的特点使其成为反腐败的重要力量,也提高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然而,网络监督在现实发展中存在着法律不健全、权威性缺失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其效能的发挥,因此,要从健全网络监督的法规,为网络监督提供法律规范和保障;将网络监督与专门机关监督相结合,提升网络监督的权威性;加强网络监督平台建设、健全网络舆情分析系统;推进政务信息公开等方面加强网络监督的制度化建设,推动网络监督的健康发展。

从“行政干预”到“国家治理”: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传媒政策的演化路径研究

本文尝试通过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复合视角分析传媒政策的制度化过程,用以阐释我国媒介体制中的“国家角色”的结构性特征与演化机理。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监管政策构建了结构性的制度体系,其演化机制既承续传媒历史起源的特殊性,并与中国产业融合的大趋势保持与时俱进,具有创新性、开放性和连续性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还将社会伦理的规范性原则纳入其中。总体而言,研究提示中国媒介体制区别于西方的重要特征,即中国传媒政策的演化路径经历了从“行政干预”到“国家治理”的变迁,国家角色不再以单一化的行政干预方式呈现,而是以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合型关系,以国家治理的方式形塑当代中国媒介体制,避免了以工具性或市场利益遮蔽公共性的“单一目标取向”,也避免了将政策过程转变为去政治化、追求技术性事务优先的“技治主义”。

从常规范式到科学范式的解放——中国媒介批评路径转型

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媒介批评应该从学科建制阶段向学术繁殖阶段转型。学者们对媒介批评的基本内容存在一定的分歧,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共识,这不利于学科理论的繁殖,体现了中国媒介批评研究的身份焦虑。媒介批评研究要进行自主性反思,从"常态科学"的洞穴向"科学革命"的范式转移,实现理论繁殖。分析认为:深层生态学路径、媒介正义论路径、媒介善治路径为媒介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媒介批评研究应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封闭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发挥学科想象力,实现新的发展。

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培养的特点分析

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培养的特点——应用性是专业硕士的突出特点,为此,要增加实践型导师授课,强化"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强化实验室建设,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严把毕业论文关等。要强化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教育,细化职业道德规范,有些上升为纪律,使道德制度化。要基础理论与人文素养并重,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我国传媒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与范式建构

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厘清我国传媒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研究范式,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传媒经济学的学科构建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以及沃勒斯坦的学科制度化视角,将中国的传媒经济学划分为四个阶段:传媒经济在我国的初现阶段(1978—1990年);早期研究的“前学科”时期(1991—2002年);学科制度化建构与“常规学科”时期(2003—2012年);“常规学科”的持续构建与“科学革命”时期(2013—2021年)。同时总结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分为微观—中观范式、理论—应用—批判范式、市场—企业—社会范式以及传播—管理—经济范式四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并未形成一致认同的研究范式,面临着旧范式退场与新范式缺失的双重危机。

我国政务微博现状、问题及相关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我国政务微博的现状和问题,对政务微博的运行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共产党影像外宣的历史演进及其制度化

考察中共早期影像宣传历程,发现外宣不仅是发端、而且是不断被强化的关键性因素。此实践路径最终被落实为制度,构成了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特征,并影响至今。1930年前后,中共及左翼人士广泛涉足影业,造就了他们立足统战的群体特征,积累起面向党外的人际网络与创作力。全面抗战时期,影人们延续经验,于国统区和香港地区开辟外宣空间,且根据地也因对外需要引入摄制资源,涉外方向在政策、机构、培训中明确。1949年后,承接理念及人员基础,影像外宣在新的执政环境中转化为制度现实。上述过程在历史层面为审视宣传与新技术互动提供了经验坐标。

突破西方情境: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理论适应性拓展

《比较媒介体制》一书对西方情境中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类型学上的比较研究。但在比较媒介体制拓展到西方情境之外的过程中,原初理论的局限性开始凸显。为了形成更具普遍性的分析框架,诸多学者大体上形成了两种研究策略:一是国别或跨国案例解释,即通过高度情境化的案例研究解释媒介体制的复杂性。二是比较指标的建构,即提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比较指标。当前学界已将比较媒介体制的理论路径拓展到了原初理论之外,包括作者本人亦在不自觉中实现了理论根基从“系统论”向“历史制度主义”的转换。这一转换对于更广阔范围,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有重要意义。

认真对待公众舆论——从公众参与走向立法商谈

公众舆论能否为立法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立法者又当如何看待并利用公众舆论?长久以来,人们在看待该问题时,缺乏清晰的判断和立场。理性认知公众舆论同民主立法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揭开公众舆论的面纱。恰当理解公众舆论的概念,当从语用学出发。在对'公众''公众舆论'等概念进行历时性考察后可以发现,公众舆论并非大众舆论。公众舆论也不等同于民意调查结果。公众舆论之真不取决于所涉事件之真,而是有赖于反复的、自由的、开放式的商讨。以此检视,当前我国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难以发挥凝聚、形成、表达公众舆论的功能,需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公众舆论的孵化器,促动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向立法商谈转型,实现立法议程同公众舆论的对接。

媒介化:共识、分野与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路径

本文对“媒介化”研究的基本共识——媒介的“去本质化”进行探讨,并以此为起点,对三种研究视角的分野——制度主义视角、社会建构视角、技术/物质视角进行梳理与分析。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媒介是什么”的不同解答。制度主义视角下,媒介被视为独立或半独立的社会制度,媒介化即媒介制度性地“他律”着其他社会机构或系统的过程;社会建构视角下,媒介是一种能够改变交流模式的情境,媒介化即人类通过媒介嵌入日常生活世界与建构现实的过程;在技术/物质视角下,媒介是一种基础设施,媒介化可以被视为一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媒介技术及相关技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实践与空间都变成要在物理/物质层面去适应媒介的存在。本文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化研究可遵循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围绕三种视角的交叉融合本土化研究;二是围绕媒介化的研究困境与学术启发进行辩证性的考察,以期寻找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积极回应传播学中的“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