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在我院遴选评价的转化应用探索

目的:积极推进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常态化落地,提升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供应保障水平及透明化程度,促进药品回归临床价值。方法:依据2022年5月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制定下发的《河北省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化学药品)目录遴选评价表(试行)》中的评价体系,针对拟遴选入院的61个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从有效性、药学特性、安全性、经济性、其他属性5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结果:47个国家医保谈判西药中,29个药品前3项评分≥50分;34个药品前4项评分≥60分;39个药品总分≥60分;24个药品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7个药品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14个国家医保谈判中药中,同时满足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的药品数量与同时满足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的药品数量均为6个。结论:本研究运用量化评价体系对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有效性、药学特性、安全性、经济性等指标进行全方位评价,赋予量化分值,构建满足医疗机构需求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综合评价数据库,通过综合分数来提取出“优”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过程快速、科学、公正、透明。

2018—2022年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使用情况分析

目的 了解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以下简称“谈判药品”)使用情况,为优化与调整医院药品目录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2018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谈判药品的使用情况,比较谈判药品谈判前后药品单价、销售数量及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日均费用(DDC)等变化情况。结果 2018—2022年医院使用的谈判药品品种从原来的5种增加至24种,分析比较的13个药品中有11个药品经谈判后单价降低,7个药品经谈判后纳入医保及医保门诊特定病支付目录。DDC平均降幅36.43%,DDDs平均增幅1 770.31%,该项政策施行提高了患者用药的可及性,销售数量显著增加。结论 通过降低药品单价、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等方式实现谈判药品销售数量显著增加。谈判药品经济性提高,有效减轻患者负担,促进医院用药合理化,提高药品可及性和效率。

近5年国家谈判的抗肿瘤药纳入医保的品种及适应症变化分析

目的统计2019年到2023年五版国家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的抗肿瘤药品种的变化及医保限定的支付病种范围的变更,重点对单克隆抗体和蛋白激酶抑制剂的部分特殊品种的适应症变化进行分析。方法以表格的形式罗列出五版国家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的各类抗肿瘤药的品种个数、纳入年份及医保限定的支付病种范围。结果五版国家医保目录中协议期内谈判的抗肿瘤药的品种总数呈逐年递增趋势,各类抗肿瘤药的品种数排前3位的均是蛋白激酶抑制剂、单克隆抗体、其他类抗肿瘤药。医保限定的支付病种涵盖各个系统的肿瘤,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系统、泌尿系统、乳腺等,其中呼吸系统所占比例最高。部分品种连续5年均进入国家谈判药品目录。结论传统的抗肿瘤药由于不良反应大,患者无法耐受,近年来已逐渐被新型抗肿瘤药所替代。但由于新型抗肿瘤药价格昂贵,患者又需要长时间使用,故需要国家干预,尽可能降低价格,方能满足肿瘤患者的用药需求和可及性,从而减轻经济负担,提高生活质量。

国家医保谈判对公立医院抗肿瘤药物采购费用、数量及结构的影响:以EGFR-TKI靶向药物为例

目的分析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以下简称“国谈”)政策对某省公立三级医院非小细胞肺癌EGFRTKI靶向药物采购费用、数量及结构的影响,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8年1月—2020年12月某省公立三级医院EGFR-TKI靶向药物每月采购数据,利用中断时间序列模型分析采购费用、数量、药品结构及日均费用的变化趋势。结果阿法替尼、奥希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厄洛替尼5种EGFR-TKI靶向药物总体采购量及费用以稳定为主,2018年国谈准入品种采购量及费用上升。5种EGFR-TKI靶向药物药品结构变化明显,呈即刻上升趋势;各品种日均费用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结论国谈政策的实施增加了靶向药物的使用,国谈准入药物品种逐步进入临床,患者的用药负担进一步减轻。

我国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执行困境及推进策略

目的为我国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的顺利实施落地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实施细则与监管体系、药品遴选、药品配备和质量控制、医保基金运行状况和信息化能力4个方面对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政策的执行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推进策略。结果与结论我国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政策可能存在政策实施细则和全流程监管体系不够明确,部分医保谈判药品纳入“双通道”管理的适宜性和可操作性有待斟酌,药品配备和质量控制方面存在难点,各地医保基金管理和运行状况存在差异以及信息化能力不足等执行困境。对此,本研究认为可通过完善“双通道”政策实施细则、提高“双通道”药品目录合理性、建立“双通道”药店动态退出机制、推行专业化配送服务、完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等措施来推动“双通道”政策的实施落地。

285例新型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分析

目的 研究新型抗肿瘤药物的药品不良反应(ADR)的发生规律及特点,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对某三甲综合医院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新型抗肿瘤药物致ADR共285例,对患者性别、年龄、超说明书用药、ADR累及系统-器官和临床表现、ADR分级与转归、关联性评价等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 285例ADR男性155例(54.39%),女性130例(45.61%),平均年龄(54.98±13.175)岁;临床表现426例次,累及系统-器官12个,最常见的为消化系统(44.13%)、血液及造血系统(19.01%);严重ADR 51例,新的ADR 6例。涉及新型抗肿瘤药物33种,其中国家医保谈判药物28种,共266例次,大分子单体克隆药物特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ADR较多,ADR例数最多的是卡瑞利珠单抗(66例)。涉及超说明书用药118例,超说明书用药的ADR发生率为63.10%。结论 新型抗肿瘤药物相关的ADR可发生于各个年龄,累及多个器官-系统,严重ADR较多,新的ADR较少,超说明书用药相关ADR较多;建议通过多学科联合会诊(MDT)、超说明书备案等措施严格管理超说明书用药,加强用药教育和药学监护,提高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国医疗保险国谈药品单独支付政策省际比较研究

目的:对国家医疗保险谈判药品单独支付省级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总结关键措施及特点,为各省制定和优化单独支付政策提供借鉴。方法:检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疗保障局网站,收集有关单独支付的政策文件,对检索到的政策文本进行总结与分析。结果:各省份单独支付政策在目录发布、目录遴选方式、药品管理方式、政策待遇水平和政策衔接等方面存在差异。结论:单独支付政策是“三医”协同发展的重要推手。各省要平衡好单独支付目录各种政策要素,处理好医保基金控制和患者获得感以及理清单独支付政策与支持创新药发展的关系,减少“三医”协同障碍。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实施现状与政策分析

目的:对最新版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省级政策进行文本梳理和分析,对比各省份政策差异与创新举措,为完善“双通道”管理模式提供参考性建议。方法:检索2021年5月10日—2024年4月10日各省医疗保障局和卫生健康委等官方网站“双通道”管理相关政策文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文本资料进行提取和统计分析。结果:各省“双通道”管理政策在药品准入、医药机构遴选、待遇保障、用药管理和限制性政策调整等方面共性与差异性共存。结论:“双通道”政策设计应因地制宜,建议细化药品目录准入标准,规范设置医药机构准入门槛,科学确定医保待遇水平,制定差异化的用药认定管理方式,进一步削弱政策限制性因素。

医疗保障协商谈判机制的德国经验及借鉴

近年来,我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医疗保障协商谈判的实践与探索,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存在协商谈判主体之间地位、议价能力不平衡等问题,不利于医疗保障的高质量发展。德国是具有丰富的医保协商谈判经验的典型国家之一,其法定医疗保险协商谈判以社会自治为主,尽量避免政府介入,核心思路是构建力量均衡的协商谈判参与主体、确定激励相容的协商谈判内容和完善的协商谈判配套机制,为我国完善医保协商谈判机制提供了有益经验。

日韩医保支付标准调整方式对我国谈判药品简易续约规则的启示

目的 借鉴日本和韩国医保支付标准调整的实践经验,为我国简易续约规则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日本和韩国政府官网的相关政策文件等,从调整条件和调整公式两个方面归纳总结目前日韩调整医保支付标准的做法,并与我国现行简易续约规则进行对比,明晰我国简易续约规则可优化之处,提出政策建议。结果与结论 在调整方式上日韩与我国相似,对于超量药品根据超量情况计算药品降幅并实施调整;但具体的调整条件和调整公式又有所不同,日韩针对目前超量较大的药品采取线性降价的方式,而我国针对目前和预期均超量较大的药品采取梯度降价的方式。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符合国情和医保实际的简易续约规则,并采取了一些创新举措,包括考量药品目前与预期的超量情况和在调整公式中引入降幅减半机制;但同时也存在一定不足,如调整条件的指标设置较为单一、调整公式的梯度降价区间过于宽泛,未能充分体现“以量换价”的市场化机制。建议我国医保部门在简易续约时增加对药品基金支出大小的考量、细化调整公式的梯度降价区间、加大对特殊品类药品在新增适应证时的政策倾斜,进一步完善简易续约规则。

我国医保谈判药品落地问题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与政策建议

目的厘清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简称“国谈药”)落地难的制度逻辑,促进国谈药在医疗机构落地使用。方法基于医疗机构所处的复杂制度环境,以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构建医疗机构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阐明国谈药落地过程中多重逻辑的互动与冲突,揭示国谈药落地难的机制,并提出应对措施。结果与结论国谈药落地存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及专业逻辑四者间不同程度的矛盾与耦合。在多重逻辑博弈中,市场逻辑与专业逻辑倾向规避风险、国家逻辑的“压力型体制”失效、社会逻辑的作用不具有强制性,共同造成了当前医疗机构以完成绩效考核为目标而配备使用国谈药的行动力不足的局面。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及医疗机构应以政策松绑解除国谈药落地的隐形限制、以激励约束形成医疗机构压力与动力、以绿色采购通道及时回应临床需求、以社会力量构建多方参与国谈药落地监督等,从而改善国谈药的落地效果。

创新药价格形成与医保准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创新药新上市即将面临医保国谈的背景下,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创新药的价格形成和医保准入,成为决策者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从创新药价格形成的经济学原理、医保谈判的中国实践、医保准入的不同模式、现有研究的主要发现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微观上,价值和成本是创新药价格的上下限,临床价值是最重要的价值维度,需要持续评估。从宏观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支付方和供给侧都会带来复杂和深远的影响。医保基于“战略购买”思路,需要遴选“性价比”更高的药品,药物经济学评价是必要的工具之一,其有助于降低决策风险,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接续政策与医保支付标准的衔接研究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集采)接续政策始终强调推动实施药品医保支付标准,做好集采药品中选价格与医保支付标准的协同。当前,集采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主要依靠集采推动价格形成,按通用名形成医保支付标准仍存在一定阻力。对此,应进一步厘清国家集采接续政策与医保支付标准之间的衔接关系,依据省际间中选品种价差、原研企业是否中选等因素,分级分类推进省级接续工作,科学制定医保支付标准,推动国家集采接续政策有效落地。

淮南地区5家公立医院国家基本药物采购情况研究

目的为新医改政策下促进国家基本药物的推广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方法对5家公立医院国家基本药物品种、采购金额占比、系统分类情况以及国家医保谈判(以下简称国谈)药品、国家集中带量采购药品(以下简称国家集采)的采购情况利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汇总分析。结果5家医院国家基本药物平均品种数和金额占比分别为43.15%、39.12%,其中中成药品种和金额仅占20.9%、20.35%;从系统分类来看,中成药及儿科、眼科用药和抗寄生虫药配备比低下;国谈涉及的国家基本药物品种数和采购金额平均占比分别为14.63%、26.77%,且逐年减少;2020年第一批国家集采涉及的国家基本药物采购数量较上一周期增长32.3%,采购金额下降73.88%,占同期国家基本药物采购总额的19.28%,品种数和采购金额占比呈下降趋势。结论医院中成药、儿科用药及抗寄生虫药等品种配备不足,部分国家基本药物短缺,国谈品种大量落地等原因导致国家基本药物品种和金额占比降低。建议完善儿科用药目录,将中成药纳入国家集采以提高基本药物比例,医院应完善儿科、眼科等科室基本药物品种,加强短缺药品预警和储备等措施,促进国家基本药物的推广。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国谈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量化评价

目的 对省级层面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分析不足之处和优秀经验,为该类政策的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以31个省份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挖掘法,归纳政策重点内容;构建政策一致性(PMC)指数模型,通过评价模型从整体角度对31个省份“双通道”管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并以北京市和重庆市为例,对比优秀政策与可接受政策的差异性。结果 31个省份中,18个省份的政策PMC指数介于6.00~<8.00,属于优秀政策;13个省份的政策PMC指数介于4.00~<6.00,属于可接受政策。北京市和重庆市的政策在政策性质、政策时效等5个层面保持一致,而在政策内容、政策受众等4个层面存在差异。结论 多数省份“双通道”管理政策处于较为完善的水平。部分省份后续还需根据本省医药卫生发展实际情况,持续优化政策设计,完善政策细则;搭建定点药店管理模式,明确遴选规则与退出机制;重视药学服务建设,推动处方外流。

医保谈判药品 双通道 管理机制政策文本分析

目的分析国家层面“双通道”管理机制政策特征,为完善“双通道”管理机制政策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并纳入8份与“双通道”管理机制相关的政策文件,基于政策工具和利益相关者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借助Excel并利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文本内容分析。结果政策制定者倾向于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针对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的政策工具使用相对均衡,各种政策工具均有涉及;针对定点药房,政策制定者使用的政策工具总量较少且种类相对单一。结论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符合制度框架构建的政策定位,但仍需重视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关注力度,探索发挥供给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多维度下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配备分析

目的:从药品配备角度分析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地情况,探究落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方法:收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公示的协议期内388种谈判药品在全国的配备数据,从不同地区、机构类型、疾病领域、药品剂型、谈判批次等角度分析国谈药品在定点医药机构的配备品种数、配备率以及可获得率等指标。结果:超50%的被研究药品覆盖了全国30个及以上省份和50%以上的地市级城市,江苏和浙江的国谈药品配备情况较好,西藏、新疆和青海的国谈药品配备情况较差。平均每个省和地市级城市分别配备了330种和209种国谈药品,药品配备率分别为85.0%和53.8%。三线及以下城市的药品平均配备率(49.4%)低于一线城市(87.3%),非省会城市(51.5%)低于省会城市(80.3%)。口服剂型药品、慢性病用药和罕见病用药平均覆盖的零售药店数量高于医疗机构的数量。国谈药品在全国三级医院的平均可获得率非常低,仅为10.2%,肿瘤用药、注射剂型药品以及2018年首谈药品在三级医院的可获得率高于其他类型国谈药。罕见病用药在三级医院和罕见病协作网医院的平均可获得率较低,分别为3.2%和12.8%。结论:国谈药品在全国的落地情况存在品种、病种和地区等维度差异,本文将从零售药店供应、医疗机构临床使用以及企业推广等角度进行具体讨论,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不断优化国谈药品的供应保障。

2020-2022年国家医保谈判新型抗肿瘤药物在某三甲胸科医院应用分析

目的分析某三甲胸科医院国家医保谈判新型抗肿瘤药物的临床应用情况,为规范其合理利用及后续政策优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2020年3月至2023年2月安徽省胸科医院国家医保谈判新型抗肿瘤药物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日均费用(DDC)、金额排序/DDDs排序比(B/A)、临床用药合理性以及抗肿瘤药物质控指标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20—2022年国家医保谈判的新型抗肿瘤药物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金额比例3年依次为12.55%、16.33%、15.84%,其中大分子单克隆抗体金额占比逐年递增,依次为:3.28%、5.52%、6.76%。总DDDs 2021年度较2020年度增长72.24%,2022年度较2021年度增长26.26%。2020年谈判新增的药物DDDs增长幅度特别大,其中替雷利珠单抗(17162.50%)增幅最大。DDC逐年降低的药物占比为63.16%,每年B/A≥1的药物占65.00%以上。大分子单克隆抗体国产药物DDDs占比越来越高。新型抗肿瘤药物合理率逐年提升,不良反应例数近两年均在50例以上,拓展性临床应用较少,3年使用抗肿瘤药物病人的病理诊断和检测率均为100.00%,限制使用级抗肿瘤药物使用率逐年增长。结论该医院国家医保谈判新型抗肿瘤药物使用基本合理,DDDs明显增加,DDC降低,且国产大分子单克隆抗体使用量越来越大,肿瘤病人药物获得率提高,药物价格降低,最终病人受益于国家医保谈判的政策实施。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医保谈判政策对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药房的影响

目的探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简称国家集采)和医保谈判政策对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药房的影响。方法总结两种政策实施以来对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药房药品费用和医保经费开支的影响及暴露的问题,以及对社会药房采购渠道及综合能力的影响。结果对于公立医疗机构,两种政策实施过程中,药品费用、医保经费开支及患者的用药负担大幅降低,但暴露出国家集采药品供求关系偏差、各省份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执行落地差异大等问题。对于社会药房,国家集采政策可扩充其采购渠道;医保谈判政策可促进其管理能力提升及推进其量化分级管理。结论通过建立管控机制、建立集采管理平台、扩大集采覆盖范围、促进“双通道”管理落实、加强多环节监督管理等方式,能促进患者在公立医疗机构和社会药房获取安全、有效、低价的国家集采药品和国家医保谈判药品。

2022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药品收录情况简析

目的对比2022年版与2000-2021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简称《医保药品目录》)收录的中西药物情况,分析变化结果,以期为《医保药品目录》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比2022年版及2000-2021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收录的西药、中成药、协议期内谈判药品的数量,以及儿童专用药品收录及构成情况的差异。结果《医保药品目录》2022年版共收录2967种药品,其中西药占53.5%,中成药占46.5%;新增了20种西药,22个儿童用药和108种谈判药品,减少了1种西药和1种中成药。同时,西药和中药的限制条件也发生了变化。结论《医保药品目录》每年平均新增或移出药品600多种,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速度加快,可以扩大患者的治疗选择范围,优化药物使用,并提供更合理、有效和经济的药物治疗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