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数据的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识别与形成机制研究

基于POI、手机信令、百度建筑等开源数据和传统土地利用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全方位、全时态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空间布局、功能等级和服娱腹地,并从空间形态和功能联系视角评估规划实施效果,最后从政策制度、外资投入、产业经济、土地要素和交通设施等因素探究形成机制。结果发现:1)运用多源数据综合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技术方法有效、准确且实用,东莞中心体系已初步具有“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单中心”的双重空间特征;2)规划对于东莞城市中心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发育情况距规划均有一定差距;3)东莞城市中心体系是政府力与市场力多方博弈的结果,不单取决于政府政策制定、土地投放和设施建设,也与资本投入和产业转移息息相关。

特大型高铁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关键技术研究——以高铁南京北站综合客运枢纽为例

随着特大型高铁综合客运枢纽在我国快速形成和发展,相关的规划设计问题逐渐被人们所关注。本文以高铁南京北站为例,探讨了以构建区域服务、高快一体、集约高效为目标的特大型高铁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的关键技术研究。根据枢纽的功能定位,结合枢纽交通量分析和规模预测,介绍特大型高铁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相关问题,这项研究对于特大型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的建设与发展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遥感土地利用数据和统计资料,应用定量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系统全面地开展了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定性分析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人口、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及政策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定量分析是对定性分析的验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可归纳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资等6个因子,并且各因子的影响作用大小不同。

珠江三角洲巨型区域空间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选取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珠江三角洲各城市数据,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测算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演变过程,提取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演变的城市经济、物质空间和人口空间因子。研究发现:1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经历"单中心"向"双中心"的演变过程,并开始呈现多中心网络化趋势;2城市区域空间组织经历缓速演变、加速演变和转型演变三个阶段,效率由低级向中、高级形态变化;3从全球化、区域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分权化等维度来解释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和效率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建议从增强城市竞争力、推进空间均衡和加强资源环境协调等角度引导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演变。

城市群研究述评与展望

自从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之后,城市群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城市体系,成为城市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国外学者相继提出半城市化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概念,其研究都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强调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密切的功能联系。中国学者提出了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概念,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都市连绵区的界定立足于都市区基础之上,亦与国际上相关的研究接轨。但城市群在国内更为流行,且被写进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战略的重心,发挥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国内城市群研究却存在着概念含糊、界定模糊等问题。城市群是都市区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才能避免概念以及空间尺度的混淆。中国官方并未有都市区的界定方案。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加强对都市区和城市群界定的研究,立足于都市连绵区基础之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群集聚与扩散模式,建立起中国城市群研究范式。

大都市圈与空间规划：国际经验

"大都市圈"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概念以来,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领域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上世纪中下叶冷战结束后,以若干大都市圈为主导的世界多极格局逐渐形成,快速的城市化、区域化过程使城市之间虽然空间相互隔离,但功能上的联系却愈加密切。而进入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趋势使大都市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在可持续的区域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都市圈空间规划的话题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因为其不仅提供了土地发展政策规划指引,而且提供了在包括经济、社会、物质空间等方面进行区域协调的综合方法。因此探讨大都市圈空间规划的国际经验,将对中国大都市圈土地、住房和交通政策的制定和区域管治提供重要借鉴意义。

长江三角洲多中心城市区域与多层次管治

多中心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城镇密集地区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在这一城市区域空间内也出现了多层次的管治,以应对全球化环境下愈演愈烈的城市竞争。本研究对长江三角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正在呈现多中心的发展态势。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发展,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投资争夺、基础设施建设冲突和产业结构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国家到县(市)的不同层面,出现了各种管治新形式,相互交织,并正在逐渐形成多层次的区域管治体系。

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初步研究

首先介绍了巨型城市区产生的背景、概念和研究进展,指出巨型城市区由形体上分离但功能上相互联系的20到50个城镇组成,在一个或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周围集聚,通过新劳动功能分工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力量。然后参照POLYNET项目组的研究方法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构建FUR界定了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的范围,并采用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结构数据对16个主要FUR之间的功能联系进行了分析,作为对界定结果的检验。研究结论是: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由55个在地域上邻接的FUR组成,总人口超过8 000万,总面积超过78 000km2。温州和台州地区从功能联系结构来看处于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的边缘,但将其纳入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是今后发展的趋势所在。

当代世界城市群理论的主要形态与评价

当代世界城市群理论的近期发展主要有四种形态,分别是当代城市群理论研究理论的概念和特点部分、当代世界城市群理论的网络化实证研究部分、当代世界城市群理论的政策和战略部分、当代城市群理论研究理论的规划实践部分。概念和特点研究重演变、有边界并且逐渐转向城市群内核研究。网络化实证研究强调城市群均衡发展,指出大型中心城市主导力弱化。政策和战略研究聚焦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流动性,并鼓励重建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规划实践研究部分继概念演变、实证分析、政策战略后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城市群相关的研究领域。

世界城市区域网络中的我国巨型城市区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巨型城市区域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单元,目前逐渐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大国形象的逐步确立,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我国,1990年代以后,我国巨型城市区域的发展引人注目,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巨型城市区域的研究框架,从跨国公司、生产者服务业和对外联系三个方面,对世界巨型城市区域进行了分等,并分析了我国巨型城市区域的地位。

中国三大城市群发展评价

城市群是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也是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主导模式。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我国最为成熟也是最大的三个城市群,其发展态势代表了我国城市群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发展趋势。文章基于全排列多边形法,从城市人口指数、城市经济指数、城市生活指数、城市文化指数和城市首位比指数五个方面对这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

GGE双标图的信息比校正原理与应用——以长江流域棉花品种生态区划分为例

GGE双标图方法在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中被广泛地应用于品种评价、环境评价和品种生态区划分的统计分析和图形直观展示,但GGE双标图分析只能局限于前两个主成分,不能根据信息比准则恰当地取舍主成分数,因而无法保证对数据的最优拟合效果。本研究以长江流域国家棉花区域试验数据为例,选择信息比IR≥1的主成分对GGE双标图模型进行校正,通过试验环境主成分得分的欧氏距离矩阵的聚类分析,校正通过双标图分析的品种生态区划分方案。结果表明,GGE双标图恰当拟合试验数据的比例仅为28.6%,在68.6%的试验中拟合不足,并在2.9%的试验中拟合过度。信息比校正的GGE(IR-GGE)模型总体拟合度提高了8.7%,而在GGE双标图拟合不足或拟合过度的试验中校正了12.2%的失拟度。GGE双标图模型的离优度系数为15.9%,对区域试验的总体模拟效果较好,仍可以展示基因型与环境互作的基本模式;但IR-GGE模型的拟合度更高,分析结果也更可靠。GGE双标图模型和IR-GGE模型对棉花品种生态区划分的总体架构相似,都将南襄盆地和四川盆地棉区划分为特定生态区,但在长江中下游棉区的划分细节上存在较大差异。IR-GGE模型的生态区划分方案与地理区域和生态特征更加吻合,实用性更强。本研究为GGE双标图的信息比校正研究和应用提供了范例,是对GGE双标图应用的重要补充,在基于GGE双标图的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数据分析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特征分析

巨型城市区的概念于1999年由P.Hall提出,是中心大城市向新的或临近的较小城市极度扩散后所形成的,是21世纪初正在出现的新城市模式,其概念强调区域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城市间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联系与区域的多中心结构相关联。近年来,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上海依托长三角腹地建设全球城市成为共识,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连绵带正在向巨型城市区演变。在介绍巨型城市区的概念的基础上,从多中心、功能性和网络性三个角度对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的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指出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是一个多中心网络状的城市区域。

巨型城市(区)地质安全保障服务系统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近年来,我国城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至2011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并出现了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等巨型城市(区),借助其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人口聚集效应,巨型城市(区)最有可能减轻城市系统的压力,提高城市总体效率,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城市建的设异常活跃、规模不断加大、人口迅速增加,引发与城市土地利用、资源开发、废物处置、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等有关的地质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巨型城市(区)地质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城市是建设在地质体之上的,这就注定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地质工作的支撑,城市地质信息对于快速发展的巨型城市(区)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充分利用大型空间数据库、GIS、三维可视化、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智能化、综合化、立体化、快速反应型巨型城市(区)地质安全保障服务系统,成为保障城市地质资源和地质环境安全,满足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减灾防灾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巨型城市(区)对地质信息和地质保障服务系统的需求,提出了巨型城市(区)地质安全保障系统总体框架,涉及巨型城市(区)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地质安全保障服务基础平台、地质安全保障服务应用系统等部分,并进行了北京市地质安全保障服务系统建设。

多核心城市网络研究进展及对上海大都市圈的思考借鉴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多中心结构已成为区域发展主要特征。本文分析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影响下的城市网络新背景,回顾和梳理了巨型城市区多核心城市网络新形态和网络化模式;在总结发达国家巨型城市区规划实践的基础上,针对上海大都市圈从巨型城市发展和巨型城市区建设两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城镇化发展趋势的中国交通网战略布局

以世界城市化新趋势和日本高速交通网与京阪都市圈联结带建设为参照系,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变化新趋势,重点论述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面向集聚性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战略布局问题。世界城市化正表现为3个特征,它们是: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区域发展,都市圈再繁荣,城市巨型化和巨型区出现。日本三大都市圈呈现两极分化发展,在围绕产业发展实施东京首都圈功能重组的同时,通过编制和实施新的国土发展计划,集中建设京阪都市圈联结带世界超级巨型区。2018年中国人口迈过峰值进入下降通道,然而国家城镇化进程还处在加速期,未来国家城镇体系将从现在的“三纵两横”发展为“四纵五横”发展轴。从整体上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尽管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需求进入平台阶段,但在国家战略地带和潜力增长区以及由于新技术发展还会让以大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异彩纷呈。在未来一段时间,首先国家战略地带交通网需要加密布局,例如发展长江经济带大通道、长江三角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区扇形网、粤港澳大湾区陆上通道、环首都京津冀城市群交通网;其次需要超前规划布局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如上海-苏州无人驾驶高速公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和北京冬奥会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同时,重视补齐交通基础设施拉动潜力增长区发展,尤其应关注东北地区东、西高速通道、山东外向高速交通互联互通和东北-山东互联互通。此外,乌鲁木齐-喀什、银川-兰州-西宁、西宁-成都、重庆-贵阳-南宁-钦州、成都-拉萨、昆明-保山、银川-西安-武汉-南昌-福州-台北、合肥-南昌-赣州-广州等重要交通线规划布局也非常重要。

都市区化背景下特大城市近郊次区域规划探索——以南京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和城市的迅速扩展,都市区化已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特大城市发展的新主题,特大城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演变,由此在原主城区的外围形成了一些承载中心城区功能外溢的次区域。然而,我国既有的法定规划体系中没有次区域规划层面的规定,导致法定规划层面的巨大落差和规划衔接的困难。鉴于此,有必要在特大城市中增加次区域规划这一中观层次规划,充分发挥次区域规划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心城区,由相当于次区域规划层级的中心城区规划指导下一层次的分区规划;在城市近郊,由次区域规划指导分区规划或卫星城、卫星镇(新城、新市镇)等的城市总体规划。

试论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情况下的中国对策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升级给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呈现的行为和立场,使WTO面临生存危机。中国作为贸易摩擦最大的对象和受害者,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中享有制度利益,我们要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管控贸易摩擦。在WTO框架内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其目的不仅在于管理贸易争端并缓解贸易摩擦,更在于弘扬规则导向的多边贸易体制。为维护中国自身在WTO中的系统性利益,中国要准备好参与WTO的改革。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对国际贸易体系的演变方向做好评估和预案,特别是在中国无法接受美国及其盟国针对中国的改革方案时做好美国退出WTO的准备,如将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构筑的未来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作为中国最终的选项。

耕地生产、生态功能视角下巨型城市区耕地补偿分区与补偿金配置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巨型城市区耕地生产、生态多功能需求下耕地补偿分区及补偿金配置模式。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补偿分区以耕地功能供需关系为直接依据,以区域公平为出发点;食物生产功能应是各级补偿分区的第一准则,生态服务功能应作为该功能需求强烈的巨型城市区的第二准则;复杂的层级式行政管理体制下,粮食安全视角的补偿金配置应以省级补偿关系为起点,兼顾土地利用效率理论及区域主体功能定位,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配置到末级实施单元;生态安全视角的耕地补偿面向巨型城市区内部,补偿分区及补偿金测算可直接到末级实施单元,不需要复杂的资金配置体系。研究结论:提出"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二元制的巨型城市区耕地补偿分区模式及补偿金配置模型",珠三角的案例分析验证了模式及模型的良好可行性。

数量视角的巨型城市区域耕地保护政策效果——以珠三角为例

基于耕地数量保护视角,构建虚拟变量模型,采用"自回归法",以珠三角为例,评价了1992—2008年中国巨型城市区域耕地保护政策的效果。结果显示:耕地政策变量通不过t检验;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均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呈负相关,且分别通过5%和10%的t检验。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耕地保护制度对珠三角地区建设占用耕地数量的遏制作用不显著,遏制效果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非农经济发展对土地投入的依赖程度在下降,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仍有利于提高农民个体的耕地保护积极性。认为巨型城市区域耕地保护应转向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的综合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