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

新时代强化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由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乡村实践、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使命、严格贯彻落实党内法规、履行党建责任制等多重因素决定的。各地为发挥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行了积极探索,主要包括设岗定责、承诺践诺,党员户挂牌、党员联系农户,分类管理等。当前农村党员发挥模范作用还存在不少困境,主要体现为党员队伍结构不尽合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理解与评价不够精准,部分党员先进性纯洁性弱化,有的党员权利与义务失衡。强化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着力优化农村党员队伍结构,加大在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回引青年党员,试行荣誉党员制度;要准确理解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三种情形,坚持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要做好农村基层党务公开工作,教育党员正确处理党员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加大对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激励表彰,激发党员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论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的法治保障

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及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保障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是涉农改革的关键。集体成员身份的保留,是阐释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保障正当依据和法律边界的前提。当前,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权益保障面临权益冲突及身份认定、承包地财产权实现、承包地权益救济三大法治挑战。为此,应健全进城落户农民成员身份的认定与权益冲突的协调规则,兼顾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财产权益与保障功能的充分实现,构建以诉讼救济为兜底的多元救济机制。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培育“积极成员”的路径探索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培育“积极成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乡村振兴和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从改革实践看,集体产权的权能拓展极大地促进了成员财产性权利的拓展。但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主导、象征型参与等原因,导致了集体成员的消极参与,严重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为解决上述问题,应贯彻辅助性原则以实现各层级的良性循环。即:遵循下层的优位主导,而非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干涉;通过横向的分域治理为不同主体的意思自治留足空间,以实现不同主体间的互推与互促;需构建统合的责任承担机制,以促进成员积极性的提升;立法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成员知情权的保障机制,使成员个体掌握更多的信息以提升自身的可行能力与自主选择力。

农村土地第三轮承包中“承包地调整”的规范逻辑

农村土地第三轮承包应坚持延包原则,通过有限的“承包地调整”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与承包地公平分配的平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需对接《民法典》的私权秩序,农户是利用承包地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农民集体成员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承包地调整”的前提是承包地利用秩序的“大稳定”,通过有限的收回“整户消亡”和“进城落户”农民的承包地给新生人口、交回承包地的返乡农民以及嫁入妇女(入赘男)实现“小调整”。另外,以保障农民集体成员的生存利益为前提,将承包地“三权分置”后土地经营权流转作为补充手段,通过“确权不确地”“调利不调地”等,并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功能弥补土地延包中承包地调整的不足。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吗?——基于产权科层的视角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并非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层相关的循环关联,并且各产权科层之间具有相互嵌套性。随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人地分离”现象更为普遍。与此同时,扩权赋能使外部主体不断介入集体内部,导致行政村、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三者的功能差异越来越明显,且重合度日渐降低。从产权科层嵌套的视角看,个体层次的权利叠消、集体层次治理主体的异质化、国家层次治理规则的虚置化等问题凸显。为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采用动静结合、两权分离等方式对多元治理主体进行类型化赋权,在个体层次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在集体层次应按需拓展产权的权能,并对村民权、成员权和股东权进行规范化分置,实现效率与协调的目标;在国家层次应对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能进行明确划分和界定,保障治理规则的实质性运行,从而实现乡村治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目标。

依规治党中的党员权利问题研究

党员的权利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践行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过程中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加以解决的关键问题。党员具有公民与党员的双重身份,因此而分别在国家法与党内法规中享有不同的权利。与国家法以权利为本位的特征不同,党内法规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基于从严治党的客观需要,它更突出和强调党员的义务。这使得党员权利在国家法与党内法规中产生了差异,需要在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过程中予以协调,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员作为公民的权利,保障党员作为组织成员的权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准成员制度的立法指向与规范构造--兼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第16条

研究目的:探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准成员制度的应然目的,并厘清准成员的群体定位、认定规范与权利构造。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研究结果:准成员制度不是集体基本保障功能的延伸,而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引入”、助力农村地权制度科学化的功能制度。准成员群体定位不应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第16条所局限,而宜以非集体成员中的产业农民与乡土成员群体为核心;其认定规范宜构造为逐级具象的多层次规范体系,且应设置准成员登记簿与权利附注规范。在准成员权利构造上,不仅应排除集体成员专属的土地权利,还应排除所有以集体地权为基础之收益的分配权;结合宅基地“三权分置”指引,宜赋予准成员有偿取得附期限与义务之新型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研究结论:创设准成员制度可使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更加周延,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不足,立法应予完善。

农地“三权分置”实质探讨——寻求政策在法律上的妥适表达

研究目的:寻求并塑造对农地"三权分置"进行调整的妥适法律规范。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类比推理法、系统分析法。研究结果:从制度的妥适表达看,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质并非三种具体权利的并立和对抗,而是三类主体之间享有的权利的并立和对抗。这三类主体即是农民集体、农民(农户)和土地流入方。农民集体所享有的权利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农户)享有的权利则是一种集体成员权(可以"承包权"指称)或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入方的权利则为土地经营权。研究结论:农民(农户)集体成员权的调整可依据既存规范性文件,土地经营权必须进行物权塑造,农地"三权分置"才能得以在制度上实现。

是集体成员权优先还是私人财产权优先?——基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的观察

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本质上具有集体成员权优先逻辑,要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应坚持集体成员权优先的原则。对部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地区的考察发现,一些地方在股权时限上进行静态管理、允许内部无限制的股份转让和赠予以及未限制非集体成员继承股份,实际上偏离了集体成员权优先逻辑,偏向了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私人财产权优先逻辑,可能导致集体经济演变成为私有经济。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对集体所有制的本质认识不足。应以户籍和生产生活关系为主要标准界定农村集体成员,基于农村集体成员的动态性实行集体成员资格和集体资产股权的动态管理;坚持股份转让的社区性和内部转让的限制性,非集体成员可继承的只能是股份内部转让或集体赎回后的变现收益,并对单个成员持有的股份比例设置上限。

职工眼中的企业工会——企业工会现状调查

维护职工权益是企业工会的基本职责。对沿海某省七家不同类型的企业工会的调查显示,职工在企业内部的基本权益,尤其是在非公企业内部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企业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言人履行维权职责严重缺失,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工会对企业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依附性。

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应当界定农民集体所有权类型的本质属性

民法典物权编应当界定农民集体所有权的类型的本质属性,应将农民集体所有权界定为体现农民集体公有制的所有权类型。农民集体所有权是指农村社区农民集体的成员集体以保障本集体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对属于本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和财产依法管理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并使集体成员受益的权利。以此为基础,才能完善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

农民集体的现实困惑与改革路径

农民集体是一个在法律文本中频繁出现但又令人困惑的概念。我国《物权法》对农民集体的内涵做了开拓性界定,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主要有非法人团体说和法人说两种观点,其中所贯通的团体法法理为农民集体的改革指引了方向。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传统的农村社区型农民集体面临着愈多挑战。赋予农民集体以法人地位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农民集体应采取社区股份合作社法人的形式,并以村农民集体为单位赋予法人地位。此外,应该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合作社法人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管体系,应该重点建构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

地权纠纷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

一般认为,在地权纠纷中,"户籍"是集体成员权身份和资格认定的唯一核心要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对东北林权改革中,村级合并、户籍回迁和"外嫁女"土地权益三类案例的考察,发现地权的内涵与其说是集体成员权的展现,还不如说是村落成员权的表达。实践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了村民对社区财产边界、共同体成员和伦理身份的认同,实际上展现的是一种村落成员权。基于血缘和地缘,村落成员权具有排他性、独占性、人格化和继替性特征。它具体呈现了社区内部共享的文化价值、社群网络、互助体系和互惠模式,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和保护性,是村落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表现。

“特别法人”架构下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路径研析

《民法典》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特别法人地位,本质上是由于其与传统类型的法人具有较大差异,但是理论上对于它的"特殊性"缺乏体系化梳理。通过与营利法人对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较强的身份性和范围的固有性、财产构成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内部治理体现了社区性和封闭性且其经济职能呈现公有性。今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发展路径应从其"特殊性"入手,科学确定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完善成员权利内容提供"四位一体"的权利救济方式,赋予其破产能力、设置特殊的债务调整和破产财产除外制度,优化股权配置实现股权自由流转,同时强化外部监督,健全财产监管机制。应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和《集体财产管理条例》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前者着重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制的法律范围、成员资格、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法律责任等,而后者主要通过规范财产权属、财产运营机制、财务管理、审计监督和法律责任等,确保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和成员权利获得相应的法治保障。

乡村房产纠纷中的成员权及其实践逻辑

当代中国乡村有很多围绕房产而产生的纠纷,其实践逻辑是家族共财制和村落成员权,因此,家族和村落就成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态;而村落成员权则是村落传统的发明,呈现了“公”、“私”相对化的实践逻辑。乡村纠纷就是如此之复杂,以至于用简单的概念化书写不足以解释。

征地补偿分配中的“外来户”与集体成员权

在村庄内部的征地补偿分配纠纷中,矛盾的焦点是"外来户"是否应该获得征地补偿,其实质在于外来户是否享有村组集体成员权。对此,外来户和本地户的认知直接冲突。外来户以户籍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集体成员权的基础,主张法定权益应当受到保障,他们为获得村庄内部的认可做出了多种努力。本地户对集体成员权的认定,主要以"祖业"观念和集体化时代的劳动付出为依据,是传统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结合的产物。外来户的主张有国家法律制度的支持,本地户的认知却在地方社会实践中处于竞胜地位。外来户问题及集体成员权认知冲突的意涵,在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中可以得到完整理解。

农村集体成员撤销权制度的实证分析——基于107份裁判文书的整理

《物权法》确立了农村集体成员撤销权制度。实证研究表明,该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导致同案不同判。我国立法应完善有关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规定。凡关系集体财产的重大决议,农村集体成员皆可撤销。侵害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既包括内容违法,也包括程序违法。集体决议一经撤销归于无效,法律后果应依内容作类型化处理。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考量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制度,在历史演进和法规范中,经历了从明确到模糊的变化。明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能够保障集体经济有效运行,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表现为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土地所有权的规则运行之漏洞、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关系表达逻辑的不周延等问题。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历史理性和规范理性的回归。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需要以集体土地作为资产构成以符合法人的成立条件,并能够通过法人的特别责任规避集体土地资产的流失;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其成员权益的主体依托,才能最终实现成员土地用益、收益分配、权利救济和意思表达等权益。

农村集体成员派生诉讼的理论探索

农村集体成员派生诉讼对于农民集体财产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集体成员提起派生诉讼,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怠于行使其对集体财产的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为条件。派生诉讼的原告须具有本集体成员资格,并与诉请事项具有利害关系。派生诉讼中的被告为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可列入被告范围。原告胜诉的,可要求集体对其支付的必要费用予以补偿;原告败诉的,应对被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以原告恶意诉讼为限。

基于企业框架的专业合作社激励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法律上已经明确为企业性质,但它又不同于以资本为主导的企业。合作社活动作为一个集体行动,必须建立面对所有成员的激励机制。按照企业框架构建专业合作社的激励机制是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竞争规律的选择。在遵守合作社法的前提下,建立对核心社员的激励机制是合作社激励机制的重点。激励机制的实质是寻求合作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