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类纪念馆文创产品设计路径与实践研究

探究革命类纪念馆文创多元化的产品设计路径,以实现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缺乏实践思路创新、缺乏受众定位分析、缺乏融合规划意识3个角度分析革命类纪念馆文创产品开发现状,并提出了“选择设计主题、双视角挖掘资源”“确立服务对象,精准化呈现元素”“明晰产品目的,尝试多载体协作”的设计实践路径。进行“奋斗少年”系列文创产品设计实践,充分验证了“三步走”设计路径能够有效指导革命类纪念馆文创设计实践。“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寻找设计主题、挖掘资源,结合馆藏资源对不同服务对象定位,秉承“传承精神,提升博物馆造血功能”的产品目的,尝试多形式协作设计实践路径,为现阶段革命类纪念馆文创产品研发提供思路方向,有利于推动纪念馆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健康、有序、系统发展。

“文博思政”:“大思政课”建设的新路径

“文博思政”是具有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和实践属性的新形态思政课程。“文博思政”的实践赋予社会主体教育责任、拓展思政教育学校主体作用场域、激发思政教育学习主体能动意识,系统构建馆校全方位实践育人共同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从符号类载体向实物类载体回归、从知识性载体向文化性载体拓展、从单一型载体向复合型载体延伸;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从封闭性空间向开放性空间突破、从灌输性空间向体验性空间转变、从认知性空间向实践性空间转型。“文博思政”已初步展示出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人文化育价值、具身实践价值和资源整合价值,代表着“大思政课”建设的未来走向。

“大思政”视域下馆校合作文化育人策略研究

一所场馆就是一所学校,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中的革命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思政育人价值、心理养护价值,发挥好这些价值功能需要馆校合作,共建课程,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共筹人力,发挥馆校人力资源优势;共促实践,发挥场馆主渠道作用;共享资源,合奏“读懂”“诠释”“活用”三部曲。充分挖掘本土、乡土“双土”革命文物资源,场馆努力提高体验值,吸纳学生研学;学校内融通革命文物资源,提升校园文化,打造全环境育人;教师将革命文物融入教学设计;学生将革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力争馆中有“生”,校中有“物”,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并举,以“物”育人,以文化人,合唱“大思政”。

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志愿服务发展策略研究与实践——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为例

与其他博物场馆相比,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因为目的差异性和题材的特殊性,志愿服务既要讲严谨、讲服务,更要讲政治、讲方法。该文聚焦于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志愿服务的发展策略与实践,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为案例,深入探讨了志愿服务在弘扬红色文化、提升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独特价值。分析表明,相对其他博物场馆,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志愿服务体系设计不完善、社会参与度不高、内容形式单一、团队氛围不够积极及资源应用僵化等瓶颈制约其进一步发展。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通过系统谋划、扩大覆盖、分层分类项目运行、典型树立与融合共建等策略,有效克服了上述挑战,实现了志愿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为相关行业提供了有益借鉴。

革命文物元数据标准研究

加强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对于发挥革命文物的社会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数字化技术迅速普及的今天,如何建构可移动革命文物数字资产,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建立有效的元数据标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与基础。然而,现阶段的文物元数据标准或仅针对文物的核心共性,或以某单一材质文物类别为主,难以满足革命文物的多元质地与深刻内涵。在这一背景下,以山东省珍贵革命文物数据为基础,基于艺术品描述目录(CDWA)、《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著录规范》等既有博物馆藏品登录规范与文物元数据标准,建构以革命文物为主体的元数据标准,可以为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基础。

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文物预防保护建设与服务方案设计

革命文物记载着所处革命事件或革命人物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是中国革命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的物质见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随着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使用量不断增加,及其自身特点,制定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科学发展规划,探索专业的革命文物保护技术及应用,达到革命文物保存条件和环境标准,是拓展革命文物保护管理运用的前提。

“同时是档案的”文物、文献信息的管理

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可以依法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档案馆与这些单位在利用方面应当互相协作,可以相互交换重复件、复制件或者目录,联合举办展览,共同研究、编辑出版有关史料,从而更好地管理“同时是档案的”文物、文献信息。

革命文物研究浅议

针对目前学界在革命文物、革命纪念馆展示设计、文物活化运用这3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旨对革命文物的重要性予以宣扬,并为今后革命文物相关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革命展陈解说中红色基因的表达与传承——以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为例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红色旅游的革命教育意义日趋凸显,旅游活动也面临从满足物质需求向满足精神需求的转变,红色基因这一内核的表达与传承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本研究从展陈设计与解说系统的角度,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为主要分析案例,西柏坡革命纪念馆为对比案例,探究甘肃革命文物纪念馆的现状。运用问卷调查法,了解游客对革命文物展陈设计和解说系统两方面的要求,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推动甘肃革命文物展陈馆诠释红色基因的措施,突出甘肃革命文物展陈馆在红色基因传承与表达的教育作用,促进游客思想觉悟灵魂共鸣。

数字时代下中华文物传播的新机遇——以《逃出大英博物馆》为例

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讲述了化为人形的中华缠枝细胎玉壶从大英博物馆出逃,并在记者的协助下重返故土,为那些不能返乡的文物带回家书的故事。此片通过生动的故事表达和数字化传播手段重构了媒介记忆,使人们对海外文物归国等历史文化议题产生了强烈的共情反应。文章对该剧传播新策略和文化意义展开详细阐述,分析数字传播对于中华文物传播的新机遇,包括创新传播形式,借助多元叙事,引发共情传播等。以此为中华文物在全球的传播与发展提供有力的实践范例。

革命纪念性博物馆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认同建构(1949—1966)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面临全国执政的新考验。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将新的执政党形象塑造工作提升到构建政权文化认同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利用博物馆能够将思想观念具象化传播的优势,使之成为宣扬革命精神的重要阵地。通过"革命文物"概念的提出,为党的革命精神寻找到有力的物证。大量新建的革命纪念性博物馆呈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革命形象,为成功建构政治文化认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延安革命纪念馆藏一级文物“毛泽东骑过的马”(小青马标本)保存现状研究

“毛泽东骑过的马”是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时骑的马,是军功马,属川马,1960年被制成标本(简称小青马),现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被列为一级文物。本文以小青马的历史背景、修复历史、保存现状与病害机理等方面为基础,对小青马出现的浮尘、掉毛、变色、霉斑、龟裂、皱缩、缺失、变形、板结、裂隙等病害进行评估,分析其保存现状并提出相应的保存建议。这一研究为大众了解革命时期转战陕北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具体的文物支撑,同时为宣扬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提供了切实的实物标本.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数字化展示与保护

革命文物见证了革命时期人民英勇奋斗历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也是红色文化与精神的载体。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通过对馆藏革命文物进行数字化展示与保护,将革命文物与数智技术融合,创新出新的展示与保护方法、途径,推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与时俱进,突破革命文物与人之间的时空壁垒,显著提升红色资源的传播效益,让文物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

革命类纪念馆原创展览巡展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例

原创展览巡展是革命类纪念馆展览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对红色文化宣传、革命精神传承的日益重视,革命类纪念馆原创展览巡展工作迎来发展机遇期,同时又面临新的任务与挑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近十年来持续加强原创展览的输出力度,通过创新机制,积极探索,已将本馆原创展览打造为革命类展览国内巡展的文化品牌。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守正创新,加强巡展工作的馆内外配合协作,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流程,真抓巡展策划执行细节,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用更科学的工作方法指导实践,让巡展工作成为革命类纪念馆讲好红色故事,扩大纪念馆社会影响力,推进革命精神宣导的强有力抓手。

重塑“物-人”联结交往体系:革命文物新媒体传播的转译困境与融合路径

探索革命文物及纪念地的媒体传播路径、提升其传播效能是学界热点课题和社会实践难题。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互联网+”成为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新引擎。当前各方充分利用新媒体创新革命文物宣传方式,积累了实践经验。面对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试图辩证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阐释革命文物、新媒体、人以及相关社会主体“建立网络的行动者”身份,继续推动新媒体与“革命文物-人”联结交往体系的深度融合,以新视野、新技术、新思维优化内容供给结构、调整社会需要结构、协调泛在连接机制,为革命文物新媒体传播创新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革命纪念馆对儿童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以渡江战役纪念馆为例

革命文物是革命纪念馆开展教育活动的重要载体,如何向儿童有效地传递其承载的信息,满足儿童的社会教育需求是渡江战役纪念馆教育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本文整理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儿童教育相关的法规、政策,以及国内外部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儿童教育的经验。以渡江战役纪念馆"全能小民兵"教育品牌为例,介绍本馆对儿童教育活动的探索和取得的效果,特别是如何在儿童教育活动中合理、科学的提高革命文物的信息诠释度。希冀本文可以为革命纪念馆在策划开展儿童教育活动方面提供些许参考。

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例

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作为革命纪念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激发革命文物活力,满足人民群众对革命文化精神需求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近年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文物征集工作实践,总结当前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的主要途径及难点,归纳出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途径主要有捐赠、购买和借展,应丰富文物捐赠方式、完善文物征购体系、加强馆际交流,让革命纪念馆的文物征集工作活起来。

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级近现代藏品来源特点及其成因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近现代藏品中,有2221件(套)于1982年被评定为一级藏品。这些藏品的积累过程以拨交为主,捐赠、借存和购买为辅。这种藏品积累方式深受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在文物征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政治运动亦对文物征集工作产生影响。中国国家博物馆能够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近现代藏品,主要原因是获得中央政府的特别支持,根本原因则是受益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能够集全国之力进行藏品积累工作,这为其以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藏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