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言”中的商贾小说

“三言”中的商贾小说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具有商贾生活特色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弘扬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新思想 ,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商贾生活的渗透 。

论唐五代小说中的胡商现象

唐五代小说中，胡商作为相当活跃的商人群体而存在，它的出现，构成了唐五代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探讨胡商的来源地、来华原因、从事的职业、在中国的分布和胡汉融合的趋势以及唐五代人对待胡商的复杂心态等问题，有助于对唐五代小说中的胡商现象进行整体的把握，并由此探寻胡商现象所蕴涵的文化内涵。

论明清时期商贾小说中的商妇形象——以三言二拍为例

三言二拍收录的作品题材广泛,描绘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它最显著的地方,是以极其真实的笔触塑造出一批个性鲜明的商人及商妇的形象。就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人们的关注焦点大多聚焦在商人身上,而很少对商妇形象进行分析,因此,文章便以三言二拍为例,分析明清时期商贾小说中商妇的形象及其意义。

当代大陆商界小说发展述略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建立和发展,大陆商界小说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无论是商界创业小说、商贾历史小说,或商战职场小说,聚焦商战风云,塑造了一大批丰满鲜活的崇尚财富、敢于逐利的商人形象,诗性弘扬了现代商业精神和经济理念;并且在城市文学话语系统中逐渐呈现出独立的姿态。

儒商互补 理欲并重——试论中国商贾小说的特色和价值

中国商贾小说的特色与价值首先表现在它文化上所具有的新意 ,弘扬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新思想、新观念 ,其次表现在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扬。它集中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商贾生活新观念中有生命力、有进步意义的部分 ,儒商互补、理欲并重 。

商贾小说叙事策略调整的尝试——读严民长篇小说《蝶舞》

新时期商贾文学取得显著成就,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可是,这些创作也存在模式化的弊端。艺术的创新需要运用多元化的创作理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开拓。在这方面,严民的新作《蝶舞》作出了有益尝试。一是围绕叙事策略的调整所进行的艺术探索;二是小说叙事对于人生的关注以及诗意的追求。《蝶舞》调整叙事策略的尝试对于商贾小说的创新富有启示意义。

侨乡传统·欧洲传奇·叙事伦理--以陈河“华商”小说为中心

作为新移民作家,陈河的移民过程与经历具有特殊性。陈河以新华商(温州商人)的身份开始欧洲的冒险生涯,他辗转出入欧洲各国最后落脚加拿大的移民过程与温州人在欧洲的侨乡网络(1)有密切的联结,侨乡的地域文化赋予陈河小说独特的质地。在"本土"与"世界"之间,陈河"以阿尔巴尼亚为中心"的"欧洲书写",创作出新移民文学极少涉及的海外华商传奇。对于"侨乡"具有复杂内涵的小传统,陈河摆脱"理性伦理学"的成见或偏见,提供了一个自由个体的生命感觉。走出阿尔巴尼亚意味着陈河摆脱经验写作,进入更宽广的世界文学领域。

“商才士魂”:以德统美视野下的唐人小说商贾形象

唐人小说中商贾形象的鉴定,不外乎正面与负面两分法,而依据的标准为是否符合儒家的传统文化道德,如此审美下的完美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的统一是"商才士魂"——商为皮相,士为心迹。故整个社会对商贾形象的审美标准是以德统美的,人物形象也因此具有浓郁的伦理性特征。

明清小说中的杭州商人形象

明清小说中大量涌现的杭州商人形象以及他们呈现出的精神品格、价值观念等都带有明显的区域人文印记,这些既是对前代历史凝聚的杭州文化和精神的承接,同时又为当代杭州精神注入了深层次的文化因子。本文将从明清小说中杭州商人形象的存在、社会来源、典型性格及价值观念等方面来进行具体论述。

唐代商业小说的“义利”叙事

义利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久为延续,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唐代商业小说创作作为中国商业小说创作的萌芽,已开始在作品中呈现出表现义利思想的自觉,不少作品以因果报应模式展开叙事,表现了"以义生利"、"利因义生"的经商思想,体现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念和"扬义诫贪"的伦理劝诫。从中也能窥见"利"的松动和义利之间的互渗。

论新时期商贾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进入新时期以来,小说界涌现出了大量极具特色的商业题材小说。此类小说,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明末清初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一段时期内,在国弱战乱、民族危机时代背景下的商场风云。这类小说可以被称为"新时期商贾小说",其创作和传播,可以从时代环境、文化语境、读者的接受力、文学与影视文化的联姻等方面加以研究。

宋代文言小说中的商人形象

宋代文言小说中商人形象频繁出现,这是文言小说发展到宋代产生的新气象,是宋代文言小说通俗化倾向的表征之一,它与宋代市人阶层及其文艺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明清小说中商人形象的新变

明清商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商人地位的改变,使得此期的小说中出现了更多关于商业活动和商人的描写,这些商人形象比之前代,具有了新的特征。这些新变对古典小说的发展有着独特的意义。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海外题材与商人贸易

18世纪是英国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与之呼应,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以笛福为代表的盛极一时的航海小说。它是对英国海外贸易成就的文学再现,对英国作家和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也是英国人茶余饭后喜闻乐见的谈资。作家们在小说里生动呈现了财富效应诱发下商人海外贸易的艰辛历程,对英国商人所表现出的奋争精神和经商技巧进行由衷赞美,更以丰富的笔墨描写了充满异国情调的海外见闻。本文力图将这一文学现象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进行解读,以使我们了解那一段充满未知性的历史和充满激情的动荡岁月。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中的商人形象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已经突破了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和以畜牧业为标准的财富观念,活跃在商业领域追求发财致富。作者理想的商人形象是既有开拓创新意识又保留着草原英雄的人格特征,是商人身份和草原英雄的复合体。蒙古族小说以民族化价值观念参与这一群体的塑造,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作家欲以商人典范重新结构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生态的创作初衷。为此作者在文学表现中注入了地域、民族、性别的元素,这在客观上创造了文本复杂多元的文化形态以及思想观念和艺术表现方面的突破性。

明清小说中的浙江商人形象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浙江一带,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滋生了城市和商业文化,明清小说中的浙江商人形象,即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这些商人的商业活动、精神特质、生存状态不仅体现了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质,也生动展现了彼时浙江工商业社会环境和文化状况。

“为市井细民写心”——试论宋元商贾小说的特色

宋元商贾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 ,表现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 ,它赞美、肯定合理的人欲 ,同时也表现了过度放纵的“欲”与“祸”的联系 ,塑造了一些以理制欲、重理轻欲的商人形象 ,表现了欲对理的回归 ,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较为细腻地表现了商人的内心世界 。

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与社会风习

儒商,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商贾群体。其特点表现为: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追求,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行为准则,精打细算、刻苦勤俭的职业操守,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的人文精神。风习本身又存在着优劣之分,而儒商就理所当然地与良善的社会风习发生着关系。当儒商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怀外化成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商贾群体追求的一种职业境界或商贸行为习惯,成为商贾以外其他职业的人们所认同和景仰的一种社会生活范式,这时,就演化成了一种社会风习。然而这种风习的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着儒商精神、儒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扬,这在社会上表现出对商贾及其活动的正能量的传播。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正充分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正面影响。

唐人小说《窦义》的经营特征及现代意义

唐人小说《窦乂》,是商贾类小说中的名篇。小说主人公窦乂,是一位精通经营、目光远大的真正商人。他白手起家,注重原始积累;兴办实业,进行商品制造;拓展领域,推动房地联产;重视"人脉",实现利润优化;回馈社会,合理分配资产。窦乂其人的所作所为,提供了坚守信念、提高能力、成就事业等多方面的借鉴与启示。

明清话本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

文士、商贾、僧尼是明清话本小说描写最多的文学群像,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都与社会风习发生密切的关系。而他们的各种行为习惯逐渐形成的社会风习,既有良好的,也有不良的,因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有着正面和负面之分。从文学接受史角度分析,这些人物群像对于匡正祛邪,净化人性,营造良好习俗都有着警诫和教育作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则可为当今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以及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