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主体的存在价值及其法律规制

商主体是商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商法区别于民法的标志之一。现代商法与传统的商人法不同,它是建立在现代民法的具体人格的基础上的,因此,对商主体进行特别立法是必要的。传统大陆法国家商主体的确立标准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国的商主体确立原则应为:营利性和经营组织体性相结合。

现代商人特征的法理分析

作为商主体 ,商人具有明显区别于一般民事主体和不具备独立资格的商人内部机构及商使用人的法律特征。

“浙商”研究的分析范式——具有中国的典型意义

“浙商”是一个既有历史传统,也有现实基础,还有全国影响,又面临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的商人群体及企业群落,“浙商”研究体现循着超越发展的规定性与要求,具有对中国的典型意义,但是缺乏相应的分析范式。“浙商”研究的分析范式所基于的理论前提是人与“三种关系”的完整统一,并直接统一于主体及其属性,间接统一于主体与环境的关系。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逻辑结构是,以对客观环境的描述与刻画为基础,以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假设为前提,以相关性与自主性统一的主体性理论为平台,以相关性与自主性的动态协调为参照,以相关性分析与自主性分析、科学分析与人文分析、经济分析与心理分析、角色分析与人格分析,以及共性分析与个性分析的统一等为工具,得出既具有普遍性作用又具有特殊性作用的理论。

浙商竞争优势的主观要件及其逻辑构造

浙商的竞争优势主要不在物质条件而在主观要素。本文对经久不衰的浙商竞争优势的主观成因作了深入阐释。文章指出:求富意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是浙商竞争优势精神体系的主要构件,在这个精神体系内,三大要件是内生性的,因相互产生的正向效应不断强化。求富意识是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的产生之源,创新意识是使求富意识现实化的桥梁和学习意识产生的前提,学习意识不仅增加了创新的持久力,而且提升了学习主体的精神境界和开阔了视野,进一步强化了竞争优势,从而构建起一个无穷上限的发展模式。贯穿整体构造的则是浙商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基点是顺应人性,道法自然。

负面在线评论对消费者感知风险影响研究

负面在线评论作为网络购物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对便利消费者购买决策、促进生产者提升改进产品及服务质量等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负面在线评论对消费者感知风险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负面在线评论、商家DSR服务和消费者性格特质及主观规范三个维度并结合SOR理论,构建了负面在线评论对消费者感知风险影响模型,通过设计问卷并收集实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负面在线评论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感知风险;商家DSR服务显著正向影响服务感知风险;消费者性格特质显著正向影响心理感知风险,而主观规范显著负向影响心理感知风险;社会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大于心理感知风险,服务感知风险的影响最小。

公司在公司合约中的角色考评

公司合约是形成公司治理的重要文件之一。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公司合约的纠纷日渐类型化、多样化,但学术界对其理论研究远未成熟。公司是公司合约的伴生物和载体,公司合约形成并影响公司内部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与公司法共同架构公司治理,现代公司的人格独立不断扩张的趋势,使公司合约突破其合意的拘束,成为一种公平分配机制。在此种分配机制中,公司作为公司合约的最密切利益相关人在合约中却不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这种无所作为状态是不符合法理的。因此,有必要确立公司在公司合约中的独立地位,并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

晋商伦理对转型期经济主体的价值探析

晋商伦理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精髓,是其之所以能历经五百多年的沧桑而巍然不倒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时期,许多经济主体在经营上存在很多问题。经济成功的转型不仅仅只是产业结构和模式的革新,经营主体经营思想和伦理等文化方面的因素的转变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晋商伦理对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的经营实践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晋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当今的经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清代中俄三大边贸区的差异性及历史启示

本文在总结和梳理清代中俄贸易总体概貌的同时,针对中俄恰克图贸易、新疆贸易和东北贸易此消彼长的经济关系,重点比较分析三大贸易区域的贸易动因、商人主体、商品结构、消费结构、交易方式及运输路线等方面的差异,进而探讨和总结其作用影响及历史启示。

从《货殖列传序》理解公共政策系统

《史记·货殖列传序》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经济主张,也包含了一些有研究价值的政策思想。文章从政策系统的组成出发,通过对《货殖列传序》在政策主体的自利性、政策对象的顺从程度、政策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的梳理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政策系统,同时为优化公共政策系统提出建议。

论共享经济平台经营者的商法规制

共享经济平台分为剩余资本模式、微型商人模式、科技公司模式、自我管理模式和创新模式,五种模式的共通性问题在于平台经营者意图规避法律规制。对平台经营者的法律规制是共享经济法律规制的核心问题,而明确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是前提。鉴于共享经济平台经营者符合商法调整对象的主要特征且具备商人的行为、职业与名义标准三个实质性要件,应将其定性为一类独立的商人商事主体。共享经济平台经营者的商法规制原则包括保护性原则、差异性原则与严格责任原则,规制内容为对其设置与上述原则相匹配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以商法观念重述商业银行的法律特征

借助于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理论 ,重述了我国商业银行主体本应有之法律性质 ,以使人们对商业银行法律制度有一个商法视角上的观察认识 ,廓清原国有专业银行全面商业银行化中的法律认识 ,进而促使我国原国有专业银行尽快全面商业银行化。

商人概念的继受与商主体的二元结构

现代商事关系实际上存在两类参与者：商人与非商人。他们都是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商事权利,承担商事义务和责任。因此,我国商事主体的构成不仅应保留商人概念,而且应承认实际参与商事关系的非商人的商事主体地位。这类非商人商事主体在金融商事关系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商人识别标准的三要素：实施商行为、以实施商行为为职业,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非商人不具备商人＂三性标准＂的完全性：有的情形缺乏独立性;有的情形缺乏职业性;但实施商行为则是他们的共性。缺少这个共性,非商人不能成为商事主体。但在特殊情况下,商行为的实施并非其主要目的,仅是其附属行为。

对商人与商事主体关系等同论的反思与重塑

当前,商法学界将商人与商事主体等而同之。该定位在理论与实践中导致了两个逻辑悖论:商事主体相对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背离、商事主体相对于商事行为主体的背离,这给商事立法和司法带来了困惑。商人、商事主体和商事法律关系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商事主体与商人之间应该是一种包含而非等同的关系,此种定位既有助于商事主体立法的完善和体系化,也有助于商事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