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资金量、保障能力与土地财政新路找寻

现有以土地出让收入为支柱财源的土地财政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但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现有土地财政模式从长期看不具有可持续性。在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为保障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巨额资金需求,应积极推进现有土地财政模式的及时转型。优化地方财政体制安排,切实提高地方财政保障能力是土地财政模式转型的关键所在。

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与地方税收整理

为解决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遗留的问题及救济农村经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5月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在财政部筹划下,各方代表积极参会,提出了许多关于减轻税收负担及改善税制的议案。经过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一系列整理地方税收的决议案,为国民政府制定地方税收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会后许多税收政策逐步落实,尤其是掀起了减轻田赋附加及废除苛捐杂税运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商民的税收负担。但是,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并未改变原有财政体制,无法从根本上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以至影响了地方税收整理的效果。

地方税收体系创新思路及征管对策选择

本文认为，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权是地方税体系创新的关键。在此条件下， 应该合理配置税种， 优化地方税制结构； 扩大地方税收规模， 逐步提高地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征收管理上， 建立 “一个制度、四个体系”的征管新格局。

税收法定主义视域下我国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实现路径

随着我国税收法治进程的推进,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配置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地方税收立法权配置当以税收法定主义为前提,而对税收法定主义及授权立法的不同解读,导致学界对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必要性及可行路径争讼不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及依宪治国的视角下,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与税收法定主义之间的理论不洽适性可以得到有效化解。对中央、地方税收立法权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划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及依宪治国的必然要求,亦为税收法定主义的题中之义,而授权立法则为当前法制框架下实现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可行路径。

国地税合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及其优化对策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认为,2018年国地税的合并,从公平性、效率性、规范性、服务性四个方面给优化营商环境带来了深刻影响。当前,在国地税合并初期,企业和税务部门应共同努力,优化营商环境。对于企业来说,应从积极促进业务与税务融合、增强诚信纳税意识等方面进行调整。对于税务部门来说,需要注意顺应时代发展,积极践行"互联网+税务"模式,完善税收法制环境,提升税务人员专业素质,加强部门之间沟通协调,提供优质税收服务。

关于国、地税机关避免“一事二罚”的思考

对国、地税机关之间可能出现的“一事二罚”行为进行了列举 ,并提出了避免措施 :一是实施共同处罚。即首先按一定的规则确定一方为主要执法机关 ,经双方共同调查取证 ,以联合发文的形式作出各自的处理决定 ,并且在法律规定的罚款幅度内共同对纳税人作出处罚。二是实行吸收处罚。即按照“重事”吸取“轻事”的原则 ,由“重事”一方的税务机关实施处罚。

论税务部门征收非税收入的重要意义

以社会保险费为代表的非税收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国地税机构合并完成后,统一交由税务部门征收。本文分析了非税收入的属性,及其目前在征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非税收入交由税务部门征收的重要意义对我国财政资金征管方式的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以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为契机推进税务组织体系现代化

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是推进税务组织体系现代化的重大契机,要通过"流程再造"逐步建立完善以管理职能为主、兼顾纳税人类型的核心业务部门架构,按照"扁平化"和矩阵式权责格局的要求重构各层级组织体系和征管职责。税务组织体系现代化的进程要与外部环境、组织文化、技术条件和人力资源战略相匹配,在统筹协调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分阶段实施。

我国国地税机构合并衍生问题探析

国税与地税机构合并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新起点,将会重新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范围,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重新建立一个规范、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加强税收征管和筹集财政收入,更在于为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铺路",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但是国地税机构合并后也可能面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不明确、双重领导格局不顺畅、机构设置及人员安排不协调等问题。为此,应当重新构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重新设置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政府职能,重新整合税务机构与人力资源,形成新的财税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