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院系治理的演进、困境与进路探赜

院系治理是大学治理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协调党政关系主基调下,我国高校院系治理大致历经了“探索初创期”、“调适定型期”和“提质增效期”等三个演进阶段。当前,我国院系治理面临领导体制不健全、制度体系不完备、运行机制不通畅、治理主体权责失衡、党组织功能“悬浮化”等瓶颈和困境。推动院系治理现代化,应在遮蔽与澄清、守正与创新的动态调适中科学规避“制度移植陷阱”,创造性地推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向院系层面的制度移植。在实践中,明晰院系党政共同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党政学协商共治模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作用,是加快推进院系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路径。

制度视角下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逻辑与效能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部署。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不仅贯穿始终,而且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从制度视角分析,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由结构与功能不同的各项制度组成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蕴含着全面从严治党所内含的体现在价值、规范与执行三个维度上的制度逻辑,其效能在于实现了党的价值原则与政治实践的有机统一,构建起以党的长期执政为核心的国家秩序,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内在驱动力。

制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主体和中心的现代化,是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优势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制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制度现代化以鲜明特质和突出优势:坚持人民至上,彰显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坚持自信自立,彰显改革性与定型化的有机统一;坚持守正创新,彰显传承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对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制度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核心要素,深入推进制度现代化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始终走在现代化前列;进一步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确保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创新——基于“结构-功能-行动”的分析框架

一个好的教育评价体系能够把准教育发展的方向,为教育强国提供发展动力。以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其AGIL社会行动结构模型为框架,分析认为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体制机制创新的整体结构应当包括坚持党对教育工作评价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在评价过程中,党委和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评价的适应功能、目标实现功能、整合功能和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创新应从把握正确方向、厘清科学性质、整合数据资源、回归本体功能等方面形成合力,营造引领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良好生态。

社区“党领共治”绩效差异的类型学分析

在党的领导下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已然成为新时代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结构安排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一致性的结构安排下,各地社区在实践中却形成了差异化的治理绩效。何种因素催生了“党领共治”的绩效差异是核心问题所在。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从地方政府制度设计能力和社区党组织领导力两个维度构建了“党领共治”绩效的分析框架:地方政府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明晰的引导和规则约束,是“党领共治”的外部推力;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力是链接治理资源、实现“党领共治”的内部驱动力。同时,基于制度和领导力的差异化组合,区分了“形式主义、内部驱动、外部指导、内外统合”四种“党领共治”模式,并通过案例比较发现其绩效差异。其中,形式主义“党领共治”的绩效表现最差,内部驱动和外部指导型的“党领共治”绩效表现居中,内外统合型“党领共治”绩效表现最好且具有稳定性。对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绩效差异的科学阐释既有助于增进知识积累,也能为地方政府制度的优化和社区党组织领导力的提升提供经验借鉴。

新时代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确保其顺利推进的坚实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聚焦强化党的领导、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任务,使党的建设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制度执行力不断提高。通过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水平,将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全过程和各方面,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了根本保证;通过改革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具体制度安排,构成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通过坚持根除“四风”顽疾、推进作风建设长效化,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改进创新反腐工作,强化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持续优化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新征程,要持续强化实干导向,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坚持主题教育常态化,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扛起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责任担当,更好引领保障“中国之治”。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党委职能部门: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中心的分析

党委职能部门是党的工作机关的一种重要组织类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系统分析党委职能部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机构定位、职能作用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党委职能部门负责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机构设置上兼具职能型组织和协调型组织双重特点。党委职能部门履行所在工作领域的宏观管理职责和具体管理职责,归口领导管理本系统本领域有职责联系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当前,党委职能部门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职责配置不尽合理,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归口领导管理职责边界未厘清,以及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效能不高等问题。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党委职能部门要合理配置宏观管理和具体管理职能,全面完整履行被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责,提升归口领导管理制度化水平,完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

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治党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源于党初创之后在新民主主义的孜孜不倦追求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与实践。党在此时期的思想和行动,内蕴着党百年制度治党的生成逻辑与主要路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首重主义的结合、强化党内制度建设、建构党内民主集中制、严明党内纪律,开始了制度治党曲折前行中的艰辛探索,形成了初步的制度治党思想,得到了制度治党上的经验与教训,深深影响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时期制度治党的形成发展和实践展开,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宝贵启示。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构建原则、创新突破与治党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推进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实践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逐步构建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其构建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三个结合”,即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结合;实现的创新突破就是抓住“四个重点”,即整体部署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构建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形成巩固教育成果的长效机制;取得的治党成效就是“筑基、固本、提质”,即筑牢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根基、培育了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升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政治逻辑与完善机制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为党的自我革命实践活动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与实践保障,其主旨在于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化、规范化及体系化演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一重大使命,这要求我们既要从理论层面深挖其背后的政治动因,又需在实践层面探索有效的实施路径与保障框架。政治逻辑作为揭示政治现象深层规律的理论钥匙,其功能在于阐释并理解政治行为、决策及制度的基本属性及其互动。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政治逻辑体现为党通过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制度建设,鲜明地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既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客观要求,也是规范自我革命运行的内在需要,更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制度安排。完善机制在系统或组织内部扮演着优化结构、提升效能及灵活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需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以保障自我革命实践的有效实施;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执行机制,强化自我革命的政治担当;完善一体推进“三不腐”工作机制,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合力;构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机制,提升监督工作的精准度与效率;建立自我革命党内法规的动态调适机制,确保党内法规体系与时俱进,紧密契合自我革命的实际需求与发展动态。

社会回应政治:社会组织党建的内在逻辑与功能进阶——以Y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党建作为执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治理机制,是观测社会组织发展以及党建如何走向治理中央的关键维度。但现实中对于社会组织党建的研究存在明显的“窄化”。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组织党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本文建构了“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的分析框架,以Y社区服务中心党建实践和治理过程为例,从治理角度研究社会组织党建,也从党建本体角度观察其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引领功能与治理价值。社会组织党建是一个多重逻辑的“同构”“叠合”过程,存在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两个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社会组织党建通过在社会组织内部新构“党社结构”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治理嵌入。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结构逻辑、价值深蕴与实践要求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制度建设的高度一体化统筹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重大举措的内在要求。要在明确这一体系整体定位的基础上分析其内容要领、场域布局与效力层级,以系统呈现其结构逻辑的现实样态。依循党的革命性与人民性的一致关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深蕴人民本位、主体理性、党性锻造与政治发展价值,进一步促进了人民至上与政党追求相互统一、革命特质与执政地位交融相通、内在自律与外在他律紧密结合、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进阶转化。基于制度构建与执行的视角,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有必要以立足实际、优化理路、贯彻法治与引领共识为实践要求,切实观照执行过程的差异化境况,调适协同各项内容构成,巩固体系运转的纪法保障,凝聚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从而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探索新路。

领导包联制:基层疑难事项的跨层级治理——概念缘起、实践类型及制度逻辑

领导包联制作为领导下沉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通道,在基层疑难、重点事项的治理中广泛应用,是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之治。论文溯及领导包联制的缘起,归纳了其当前典型实践样态,探讨了其何以推动基层疑难事项治理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领导包联制是对党的领导干部“蹲点调研”工作方法的创新性传承,其由党的工作制度逐步发展为一项社会治理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第二,领导包联制在实践中存在“中央领导联系点”“省级领导包县联市”和“市县领导包联事项”三种典型实践样态。第三,领导包联制通过对传统科层责任关系、组织关系、治理关系以及治理导向的重构,推动了基层疑难事项的跨层级治理。领导包联制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上级领导参与基层微观事项治理的制度通道。上级领导介入基层治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层在面对疑难治理事项时的压力,为观察和理解跨层级协作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农业科研单位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路径探索——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例

对农业科研单位而言,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是“润心工程”,更是“治本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例,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分析了当前形势下廉洁文化建设质效不强的原因,探索提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三位一体工作法,并介绍了“涵养廉洁文化,充盈正气清风”主题纪律教育月活动、年中全面从严治党专项督查的相关实践探索,以期为推动农业科研单位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历史追溯与实践路向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不断深化对制度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和实践性探索,将自我革命话语转变为有生命力的制度规范体系。回溯党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探索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着眼于自我法纪规约和巡视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监察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注重领导干部行为规约,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依靠制度反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革新机制体制,强化制度机制建设;进入新时代,注重“关键少数”,党内外制度协同联动,权力制约机制更加健全,制度规范日臻完善。在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新征程中,须不断夯实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保障,在健全监督体系上久久为功,强化对“关键少数”的政治监督,切实推进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坚持常态化政治巡视,一体推进反腐败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先后经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理性复归与有中国特色话语权初成阶段、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立体化建设阶段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系统性建设阶段。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保证话语权建设与指导思想的科学适配度,提升了话语权建设与权力主体发展贴合度,拓展了话语权建设与资源要素多维运用度等主要建设经验。新征程要坚持从巩固建设根基、增强建设动力、提升建设效能等路径推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不断前进。

以严格的制度治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要靠坚定的思想建党,又要靠严格的制度治党。严格制度治党,是运用“两大法宝”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要素,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策,是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证,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根本措施。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深化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切实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进一步深化权力监督制度改革,把党内监督同人民监督有机融合起来。

党建引领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振兴的机制研究——基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多案例分析

围绕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组织广泛分散且蓬勃发展,是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多层制度逻辑的视角,结合案例分析发现,党建引领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振兴,是政治逻辑、科层逻辑以及个体行为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公益性和服务性在三重逻辑下,具体表现为其组织机构的有机性、社会动员的有效性以及社会互动的有序性。这一机制对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促进农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的宏观分析框架

市域治理作为省域治理与县域治理之间的枢纽,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承上启下功能。“TOE-SC”框架在“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的基础之上融入了党建引领与制度规范双重因素,从而形成更具本土性的分析框架,以从宏观层面上把握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的整体逻辑。在此框架之下,党建引领、生态重塑、技术赋能、组织优化与制度规范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场域相互耦合的知识谱系。

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结构,在探索对传统科层制运用、改造与超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构建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实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高度互洽,进而超越传统科层制国家治理模式,充分激发出蕴含于中国制度中的现代化治理能量。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正是实现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的组织依托,通过“政治”领导优势有效抑制“行政”的“负功能”,为消弭与科层制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开辟了全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