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院系治理的演进、困境与进路探赜

院系治理是大学治理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协调党政关系主基调下,我国高校院系治理大致历经了“探索初创期”、“调适定型期”和“提质增效期”等三个演进阶段。当前,我国院系治理面临领导体制不健全、制度体系不完备、运行机制不通畅、治理主体权责失衡、党组织功能“悬浮化”等瓶颈和困境。推动院系治理现代化,应在遮蔽与澄清、守正与创新的动态调适中科学规避“制度移植陷阱”,创造性地推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向院系层面的制度移植。在实践中,明晰院系党政共同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党政学协商共治模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作用,是加快推进院系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路径。

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创新——基于“结构-功能-行动”的分析框架

一个好的教育评价体系能够把准教育发展的方向,为教育强国提供发展动力。以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其AGIL社会行动结构模型为框架,分析认为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体制机制创新的整体结构应当包括坚持党对教育工作评价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在评价过程中,党委和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评价的适应功能、目标实现功能、整合功能和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创新应从把握正确方向、厘清科学性质、整合数据资源、回归本体功能等方面形成合力,营造引领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良好生态。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党委职能部门: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中心的分析

党委职能部门是党的工作机关的一种重要组织类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系统分析党委职能部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机构定位、职能作用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党委职能部门负责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机构设置上兼具职能型组织和协调型组织双重特点。党委职能部门履行所在工作领域的宏观管理职责和具体管理职责,归口领导管理本系统本领域有职责联系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当前,党委职能部门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职责配置不尽合理,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归口领导管理职责边界未厘清,以及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效能不高等问题。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党委职能部门要合理配置宏观管理和具体管理职能,全面完整履行被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责,提升归口领导管理制度化水平,完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构建原则、创新突破与治党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推进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实践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逐步构建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其构建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三个结合”,即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结合;实现的创新突破就是抓住“四个重点”,即整体部署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构建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形成巩固教育成果的长效机制;取得的治党成效就是“筑基、固本、提质”,即筑牢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根基、培育了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升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

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治党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源于党初创之后在新民主主义的孜孜不倦追求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与实践。党在此时期的思想和行动,内蕴着党百年制度治党的生成逻辑与主要路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首重主义的结合、强化党内制度建设、建构党内民主集中制、严明党内纪律,开始了制度治党曲折前行中的艰辛探索,形成了初步的制度治党思想,得到了制度治党上的经验与教训,深深影响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时期制度治党的形成发展和实践展开,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宝贵启示。

制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主体和中心的现代化,是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优势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制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制度现代化以鲜明特质和突出优势:坚持人民至上,彰显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坚持自信自立,彰显改革性与定型化的有机统一;坚持守正创新,彰显传承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对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制度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核心要素,深入推进制度现代化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始终走在现代化前列;进一步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确保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农业科研单位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路径探索——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例

对农业科研单位而言,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是“润心工程”,更是“治本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例,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分析了当前形势下廉洁文化建设质效不强的原因,探索提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三位一体工作法,并介绍了“涵养廉洁文化,充盈正气清风”主题纪律教育月活动、年中全面从严治党专项督查的相关实践探索,以期为推动农业科研单位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历史追溯与实践路向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不断深化对制度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和实践性探索,将自我革命话语转变为有生命力的制度规范体系。回溯党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探索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着眼于自我法纪规约和巡视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监察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注重领导干部行为规约,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依靠制度反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革新机制体制,强化制度机制建设;进入新时代,注重“关键少数”,党内外制度协同联动,权力制约机制更加健全,制度规范日臻完善。在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新征程中,须不断夯实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保障,在健全监督体系上久久为功,强化对“关键少数”的政治监督,切实推进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坚持常态化政治巡视,一体推进反腐败斗争。

社会回应政治:社会组织党建的内在逻辑与功能进阶——以Y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党建作为执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治理机制,是观测社会组织发展以及党建如何走向治理中央的关键维度。但现实中对于社会组织党建的研究存在明显的“窄化”。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组织党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本文建构了“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的分析框架,以Y社区服务中心党建实践和治理过程为例,从治理角度研究社会组织党建,也从党建本体角度观察其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引领功能与治理价值。社会组织党建是一个多重逻辑的“同构”“叠合”过程,存在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两个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社会组织党建通过在社会组织内部新构“党社结构”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治理嵌入。

以严格的制度治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要靠坚定的思想建党,又要靠严格的制度治党。严格制度治党,是运用“两大法宝”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要素,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策,是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证,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根本措施。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深化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切实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进一步深化权力监督制度改革,把党内监督同人民监督有机融合起来。

领导包联制:基层疑难事项的跨层级治理——概念缘起、实践类型及制度逻辑

领导包联制作为领导下沉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通道,在基层疑难、重点事项的治理中广泛应用,是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之治。论文溯及领导包联制的缘起,归纳了其当前典型实践样态,探讨了其何以推动基层疑难事项治理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领导包联制是对党的领导干部“蹲点调研”工作方法的创新性传承,其由党的工作制度逐步发展为一项社会治理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第二,领导包联制在实践中存在“中央领导联系点”“省级领导包县联市”和“市县领导包联事项”三种典型实践样态。第三,领导包联制通过对传统科层责任关系、组织关系、治理关系以及治理导向的重构,推动了基层疑难事项的跨层级治理。领导包联制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上级领导参与基层微观事项治理的制度通道。上级领导介入基层治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层在面对疑难治理事项时的压力,为观察和理解跨层级协作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结构,在探索对传统科层制运用、改造与超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构建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实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高度互洽,进而超越传统科层制国家治理模式,充分激发出蕴含于中国制度中的现代化治理能量。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正是实现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的组织依托,通过“政治”领导优势有效抑制“行政”的“负功能”,为消弭与科层制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开辟了全新道路。

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的宏观分析框架

市域治理作为省域治理与县域治理之间的枢纽,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承上启下功能。“TOE-SC”框架在“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的基础之上融入了党建引领与制度规范双重因素,从而形成更具本土性的分析框架,以从宏观层面上把握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的整体逻辑。在此框架之下,党建引领、生态重塑、技术赋能、组织优化与制度规范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场域相互耦合的知识谱系。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结构逻辑、价值深蕴与实践要求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制度建设的高度一体化统筹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重大举措的内在要求。要在明确这一体系整体定位的基础上分析其内容要领、场域布局与效力层级,以系统呈现其结构逻辑的现实样态。依循党的革命性与人民性的一致关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深蕴人民本位、主体理性、党性锻造与政治发展价值,进一步促进了人民至上与政党追求相互统一、革命特质与执政地位交融相通、内在自律与外在他律紧密结合、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进阶转化。基于制度构建与执行的视角,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有必要以立足实际、优化理路、贯彻法治与引领共识为实践要求,切实观照执行过程的差异化境况,调适协同各项内容构成,巩固体系运转的纪法保障,凝聚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从而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探索新路。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述评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一重要时代课题以来,学术界围绕“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从不同学科多个维度对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出场逻辑、科学内涵、内容结构、基本特征、实践探索、完善路径、价值意蕴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初步确立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的内容框架和整体逻辑思路,丰富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方法和内涵,为进一步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对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应从学理深化、历史考察、运用比较、实践路径探索等角度进行拓展与丰富。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三重维度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化、规范化的重大战略举措,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构建原则和实践路径。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深刻理解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必须牢牢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党章为最高统领、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习近平关于高校党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实践进路

党风廉政建设是高校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的主要抓手。从主体责任出发,强化主体责任意识、深化主体责任担当、明确主体责任践行,是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政治保证。从监督责任出发,优化内外监督、常态执纪监督、拓宽监督渠道,是繁荣高校干事创业环境的刚性约束。从制度治党出发,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提升制度制定水平、增强制度执行能力,是营造高校健康洁净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保证。新时代新征程,确保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必须深化高校党建引领,落实主体责任,压实监督责任,强化制度治党。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职院校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实践路径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新时代的宏大主题,其本质具有战略性、全局性,为高职院校的育人工作提供方向指引。在高职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将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以法治化治理方式提升育人组织力,以多元化治理主体汇聚育人向心力,以集约化治理过程提升育人执行力,以高质化治理内容提高育人吸引力,以信息化治理手段激发育人创新力,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实效。

第三方机构参与政府绩效评价的作用与挑战

政府绩效评价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政府绩效评价可以提供客观专业的评价意见,提供科学依据,但同时也面临评价结果的应用与监督不足、数据获取与分析困难、与政府的沟通不足等挑战,从而影响评估的结果。文章通过分析第三方机构参与政府绩效评价的作用,阐述了第三方机构参与政府绩效评价的不同途径,并就第三方机构参与政府绩效评价的挑战,提出了相关建议,如加强监管、提供数据支持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措施,旨在为进一步推动政府绩效评价的实施效果提供借鉴和指导。

党建引领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振兴的机制研究——基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多案例分析

围绕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组织广泛分散且蓬勃发展,是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多层制度逻辑的视角,结合案例分析发现,党建引领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振兴,是政治逻辑、科层逻辑以及个体行为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公益性和服务性在三重逻辑下,具体表现为其组织机构的有机性、社会动员的有效性以及社会互动的有序性。这一机制对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促进农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