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佛教的圆教之比较——玄学与天台佛教的互证

牟宗三先生对道家与天台宗圆教的义理进行过深入阐发,认为以王弼、郭象为主的道家玄义固然圆融,但其中所含的道家式的圆教,还没有达到天台宗以“存有论的圆”作根据而发挥出来的圆教内容,即只能说是主观的作用的圆,而不能说是客观的存有论意义的圆教。顺着牟先生的思路,道家与佛教的圆教之比较可以从玄学与天台佛教的互证角度展开:从王弼以“无违”来体会自然,通于郭象的“与物冥”之义,这就可以开出回应外物的作用,而无为就含无不为;又从庄子注中的逍遥义,论证郭象的相关诠释已经表达了对一切存在的不同情况都加以肯定的存有论之圆“具一切法之义”;于是郭象所表达的道家式的圆教,其内容虽然不若天台宗之丰富,但是二者在义理层次上是相同的,通过玄学的内容,可以帮助了解天台圆教若干重要的说法。

20世纪《列子》及张湛注研究述略

东晋玄学家张湛注《列子》以明己意,而《列子》真伪尚存争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列子》真伪争论颇多;至三四十年代以后学者始对《列子》及张湛注进行学理分析。随着魏晋玄学研究的深入,近20年学界对《列子》真伪的探讨涉及方方面面,张湛融通前代玄学及佛教思想的理论亦得到初步梳理。

基于心流理论的文创产品交互设计研究

目的通过研究心流理论的相关成果,探究能增强用户购买欲望和提升用户体验的文创产品交互设计方法,为文创产品创新设计寻求新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心流理论的心流产生渠道—技能和挑战相互平衡为理论依据,结合文创产品中“境”的交互,提出文创产品物境交互、情境交互、意境交互三个层次上的设计方法,包括清晰明确的界面分区,可感知的多感官文化交互,多功能结合和社交互动,清晰的功能引导和及时的操作反馈,意境元素多元化,降低文化意境认知度这六个对应方法,从而引导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思索。结论以南岳佛道文创产品为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从心流的角度出发,提升了用户体验,使用户感到满足和喜悦。同时,这也是一种指导文创产品开发创新的新思路和设计方法,能够促进文创产品设计的创新。

互证生生:玄学与佛学理论形态之关系

魏晋玄学与佛学,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哲学体系,但是从共时性结构上说,玄学和佛学都属于形而上的抽象理论,其中"无"与"空"的本体哲学,"有"与"无"现象与本体的辩证关系,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思辨逻辑,使二者在理论形态上构成了互证生生的关系;从历时性结构上说,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对玄学的汲取与扬弃,玄学后期发展所接受佛学的浸染与影响,使二者也构成了一种互证生生的关系。其中,玄学是影响中国佛学建构与形成的根本,佛学又反过来浸润并影响玄学,从而影响了中国本土哲学的理论形态。

佛教传入中国的内在原因之初探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文化在终极关怀方面和形而上的思辨方面都缺少充分的展现。佛教的传入弥补了中国本土文化在这两个方面的稀缺。这正是佛教传入的内在原因。

晋宋时期玄言诗与山水诗的消长与融合

东晋刘宋时期,玄言诗和山水诗相继成为诗坛上星光闪耀的两种诗体。在二者相代的过程中,诗中庄老玄言与山光水色成分的比重与侧重点互有消长,最终实现初步的景理交融,其过程及结果成为后世文学强调“情景交融”的先声。

东晋诗僧现象解读

针对学界对诗僧的界定的模糊,论者重新进行了界说,并审视了东晋文人与僧人的诗歌,得出它们共用了一个相同或相似的话语系统的结论。东晋诗僧的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究其原因,主要是老庄玄学与大乘佛学的契合交通为僧人与文人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而大规模的对话及对话与赋诗同步,直接导致了诗僧的出现,并形成了东晋诗僧与文人诗歌话语系统的同一性或相似性。

庄子美学精神与古代山水画

先秦道家推崇“道”,把它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庄子将老子对外部世界“道”的关注,转移到对个体内在自由的要求。因此,有人把庄学实质说成是美学,是最恰当不过的。魏晋“玄学”实质上是道家思想的发展,并以庄学为中心的。玄学与佛学也是相通的。老庄哲学思想,尤其是庄子的审美精神,对中国古代绘画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佛教与魏晋六朝文学

佛教于汉末传入中国之初,曾被视为方术,只是作为中国传统道教的附庸而在民间流传。至晋时,因谈虚无,与玄学融合,广为中土上流人士所接受。刘宋以后以至整个南朝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和大力提倡、广开佛寺、组织大规模的讲经和译经,甚至身体力行、舍身入佛等,都使佛教在中土滋长尤甚,以致其发展远远超出中国本土的道教而成为中国又一大教,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纵观这一时期的佛教,其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土民间的广泛流传,以及对上层阶级甚至是皇帝所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就必然以不可阻挡之势渗入到文人阶层的日常交往与创作活动中,而在诗、赋、文中有所表现(小说因出现较晚,此不多论)。笔者试图从佛教与魏晋六朝文人与文学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加以论述,而实际上这也正代表了佛教这一外来事物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浸染和逐步征服以至最终被接受的过程。

假玄立论 以无为归——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试论汉魏佛教对王弼玄学思想的影响——以几种思维方式和时代状况的分析为中心

一般认为,玄学思想对佛教产生了影响,但玄学并未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从思想家王弼的观念论、一回性和志向究竟的思维类似于当时流行的佛教这一事实来看,无法排除汉魏佛教对王弼玄觉察思想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试论东晋高僧释道安的佛学贡献

释道安是我国魏晋时期一位有名的佛学大家,其先后整理和组织校译了汉末以来混乱而粗糙的佛经典籍翻译工作,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原则也成为后来译经工作所遵从的规范教敕。他的德行和学识独步一世,无论是对于汉末以来佛学的融汇传承还是对于僧教活动的规范化管理都为后世开辟了一条独立而崭新的道路,实有承上启下的伟大作用,因而了解他的佛学思想以及实践活动对于认识中国佛教思想的传承演变也就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东晋何以成为佛家先秦的原因

佛教自东汉已传入我国,但真正对华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乃是在东晋。佛教所以会在东晋陡然兴盛,形成近似先秦的诸子争鸣局面,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门阀势力的空前高涨;第二,佛教学者对印传佛教的本土化改造;第三,僧人的士人化与名士化;第四,魏晋玄学在西晋的异化;第五,高门士流浓厚的理论兴趣。

“世界”概念的诠释——兼论早期佛玄合流之情势

"世界"是一个颇有佛教渊源的词语,它从构词结构上脱胎于先秦时空相融的"宇宙"概念,从内涵上则是古印度佛教冲击、融合中土文化的产物。作为形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在汉语概念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它在汉译佛典里的缘起、滥觞和流变,反映了东亚历史上纷繁变化的世界图景,不仅可管窥中印古代文化交流之宏伟、亦可管窥中古中国佛玄思潮之交映兴衰。

论老庄的权变思想——兼论魏晋玄佛学者对它的发挥

老庄哲学虽然向有"否定哲学"之称,但它对现实王权及其"有为"行为并不一概否定。在老庄看来,"无君无为"固然是人类最美好的在世型态,但是当人的邪欲产生以后,当人们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本性,君王的临御也势在必行。只有通过君王的"有为"行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人们才能重返失落的家园。所不同者只在道家哲学所说的"有为",都不过是一时的权变,并不像儒墨名法那样将其视为常则。有关这一点,我们在魏晋玄佛学者那里也同样可以获得十分明切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浸润下中国诗歌的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华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迅速扩大,这一影响同样也波及了这时期的文学发展。反映到诗歌园地中来说,佛教在该时期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传统诗歌的变革。

玄言佛理交融:从支遁诗看东晋诗歌之新变

自支遁诗开始,中国诗歌有了赞佛咏怀的新题材,中国佛教文学由此而兴。支遁咏怀、述怀诗,直接阮籍《咏怀》82首,但一反阮籍重在抒发"忧生之嗟",改写求佛向玄的淡泊情怀。支遁援佛入玄,促成玄学新变,其诗玄释交融。孙绰、许询等人的玄言诗创作深受支遁影响,东晋诗歌因之而变。支遁的即色游玄论,推动名士从游赏山水中体悟玄理,自然的山水成为审美的、体道的山水,山水诗因此生出清朗澄澈、明净空灵的神韵。

竺道生对玄学“言意观”的解构与重建

魏晋学术值佛教勃兴而别开生面,魏晋玄学的"言意观"值竺道生而在根本方向上也得一大转关。由于佛教思想的影响,竺道生不仅把言提高到了与象并列的地位,从而使玄学的"得意忘言"说经过改造,也同时含具了"得意忘象"的涵义,而进而把"得意"、"入理"与"入道"看作一回事,认为由言即可直接入道,完全抛弃了玄学由言经意再到道的入道模式,从而使"得意忘言"这一魏晋玄学的经典阐释理论顺利过渡成为一种成佛也即体道实践理论,同时也为人们的审美实践、审美观照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论疏体画产生于六朝时期的必然性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玄学、佛学的兴盛对当时的美学、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直接导致了当时绘画产生新的品评标准,促成了吸取书法用笔的疏体画正式产生。

魏晋南北朝之“逆旅”及其文化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逆旅,不仅有作为客人寄宿的客舍、旅店的功能,还成为志怪、传奇中神出鬼没的场所,又内含佛学、玄学哲思的意蕴,而这后两种情形则是由魏晋南北朝时代风貌所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