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心与孝行之辨:玄学与魏晋士人的孝道观

魏晋社会中有许多关于“孝”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形成是传统儒道二家有关情礼问题的延续,同时东汉以来王充“自生”观念的影响,东汉末年人才选拔制度的弊端,导致人们对传统儒家孝道观念产生反思。魏晋玄学以本体论的思维方式重新展开了对“孝”的讨论。从孝心与孝行两个方面可以看到玄学思想发展之下,魏晋孝道观念的变迁。这一变迁背后所反映出的实质,其实是情感表达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最终,郭象玄学解决了情与礼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这一统是建立在对个人“自性”的认同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天人新义”,更是一种个体觉醒的表现。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争

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争论是魏晋玄学的主题。名教产生于孔子的正名思想,在原初意义上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以仁为内在旨归,在强调礼治的基础上,重视道德实践。经过后世神学化、纲常化的解释,名教慢慢脱离原有内涵,成为伪名教,逐渐走上与自然对立之路。《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越名教而任自然”实质是对伪名教的反抗,而不是真正脱离名教。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名教,归于名教仍是当时士人的主要思想。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东晋玄言诗之比较——兼谈诗歌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歌与东晋玄言诗同称为"玄"诗,在历史背景上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脱离生活,忽视甚至违背诗歌和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前者"玄"在其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其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亦大相径庭,显然不能等量齐观.玄言诗的失败是与诗歌的基本特征、美学标准和艺术的基本规律相悖的必然结果,但其教训和英国玄学派诗歌的成功经验同样都为当今的诗歌创作理论与实践,为揭示诗歌与哲学和宗教的悖论关系,以及探讨二者有机融合的正确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论老庄的“自然”--兼论中国哲学“自然”思想的发生与展开

"自然"及由此经营出的思索,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阐明老庄的自然、王充的《论衡》中的自然、魏晋玄学的自然,就能保证中国的"自然"不只局限在中国思想史的内部,而能够更好的展开和发展,成为一个有建设性意义的问题。

关于魏晋六朝诗歌学问化问题的思考

诗歌学问化问题的提出,其意义是将被视作"枝叶"的学问要素回复为诗学的重要因素来思考。主要探讨魏晋六朝时期诗歌学问化有关的三个问题:汉赋在诗歌学问化进程中的作用;玄言诗的学问化因素;魏晋六朝诗歌的性情与学问的关系。

启功先生论魏晋玄学、玄言诗及玄言诗人

启功先生不以研治魏晋玄学及玄言诗闻名,但他在这些方面至少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关于道教对魏晋玄学及玄言诗兴起的启示,启先生认为,早期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道教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和破坏力,使意图从思想、理论上颠覆儒学独尊地位的人,有足够的信心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来构建一种反传统的新思想;二是关于《兰亭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启先生认为无论是从使用的词汇还是从表达的意趣上来看,《兰亭诗》都应该算作非常重要的玄言诗。同一个诗人所写的四言和五言,在词语和意义上都有一定的联系,这反映了他们探索诗歌体式的过程;三是对于陶渊明、谢灵运、支遁等玄言诗人,启功先生也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说明了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是否自然的问题。

宋明理学形上本体意识的形成及其意义

在儒学发展史中,宋明理学一直以其形上本体意识而著称。这种形上本体意识的形成有一过程。从先秦到汉唐,儒学并没有形上本体意识的现成资源;由于价值观的对立,儒学也不可能直接从佛老二教中汲取现成资源。这样一来,"出入佛老,返于六经"也就成为理学形上本体意识的真正产地。在这一过程中,佛教的超越追求精神、道家的反向溯源智慧以及儒家"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伦世教关怀,就构成了儒家形上本体意识的具体资源;而从邵雍"元会运势"的数推历史观、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化论一直到张载的"太虚即气",则标志着儒家形上本体意识的初步形成。待到二程体贴出"天理"并以"性即理"规定理学的道德本体,也就表明佛教的形上超越意识、道家的宇宙根源意识与儒家的人伦世教关怀已经有机地熔为一炉了,从而既构成理学斥佛排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其以后近千年间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中国山水画的萌芽与创立

山水诗画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典型代表,在汉以前描绘自然景物和神话的绘画作品已经存在,魏晋时期受老庄及玄学的影响而产生的自然主义哲学是山水画产生的思想根源,同一时期玄言诗和田园山水诗的流行为山水画的出现创造了氛围,独立的山水画的创立应该是晋朝,而在南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晋宋诗学的“物理”探求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物之声、色的发现及描绘之能事,成为晋宋诗学发展的核心内容。对于这一近世潮流,钟嵘、刘勰都给予了批评。他们主张诗歌创作不应耽于物色之巧,而应继承汉魏比兴传统,回到"应物斯感"这样的物我关系的表达之中。这些批判为后世所接受,引发了诸多对晋宋诗学的否定性意见。事实上,晋宋之际的知识环境决定了诗人对世界产生强烈的探求之欲--人们借由博物学、玄学思辨等方法来识得"物理"。诗人"观看"万物,继而通过玄思将客体之"物理"与主体之"生理"联系在一起,"感物"模式遂退居次要地位。在晋宋诗人的"物理"探求之下,物我平等而处,又彼此互通。无论是晋宋诗中"物"的呈现,还是"理"的通达,对于诗歌史而言,皆既是哲学思维水平的升格,也是语言艺术水平的升格,具有深刻的革新意义。

葛洪与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思想。玄学家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的社会中,通过对虚伪名教的批评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使养生之风盛行一时,也影响到道教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存在的论说,对得道成仙途径与方法的介绍,充满着玄学的清谈思辨和养生追求。本文将葛洪的道教思想放到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展示葛洪通过借鉴魏晋玄学的养生思想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社会主导思想对体育发展影响研究

从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思想入手,分析其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在魏晋时期的主导社会思想中,玄学和道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较为深远,在其熏染下,围棋、投壶和养生项目有了较为突出的发展,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体育风尚,形成了"重娱乐""尚养生"的风气。认为,社会主导思想是推动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体育所具有的时代特点也受社会主导思想的影响,对体育的发展有着比宣传或者政策更为持久深远的影响力。

互证生生:玄学与佛学理论形态之关系

魏晋玄学与佛学,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哲学体系,但是从共时性结构上说,玄学和佛学都属于形而上的抽象理论,其中"无"与"空"的本体哲学,"有"与"无"现象与本体的辩证关系,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思辨逻辑,使二者在理论形态上构成了互证生生的关系;从历时性结构上说,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对玄学的汲取与扬弃,玄学后期发展所接受佛学的浸染与影响,使二者也构成了一种互证生生的关系。其中,玄学是影响中国佛学建构与形成的根本,佛学又反过来浸润并影响玄学,从而影响了中国本土哲学的理论形态。

夏侯玄论——兼论魏晋之际谯郡夏侯氏门风之变化及其门第之上升

夏侯玄是正始、嘉平年间亲曹氏名士群体的主要代表,他提出了一系列代表曹爽集团政治改革的理论主张,建议并直接指挥了意在提高曹爽声望的伐蜀之役,受到司马氏父子的嫉恨。在玄学思想活动中,早在太和年间他便参与“浮华交会”,与荀粲等交往,颇具玄学修养。特别是他利用其地位,组织、协调玄谈,成为一时“宗主”。他虽习玄,但依然谨守礼法,儒玄并综,“情礼兼到”,引领魏晋以降之士风,成为一代楷模。对其家族而言,其名士化标志着夏侯氏门风逐渐尚文,门第逐渐士族化。

试说玄学对南朝经学之影响

玄学对南朝经学影响,一是在学科设立与学人治学上的两者交叉,二是使南朝经学多以"讲"、"谈"形式表现义理,三是使其彻底破除了汉儒固守师法与门户的陋习,四是使其学风讲究变通,五是激发了儒学中的一些新思想的出现,如以自然观看待鬼神,故南朝士大夫中持无鬼论者非常突出。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陶渊明与东晋玄学之新变

东晋玄学的新变,在于变谈玄为体玄,变理论探讨为精神实践,东晋玄学所讨论的抱朴守真、应物顺化、心性逍遥等观念,深化了东晋士人的守拙意识、自然态度和遁世情结,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和人生体验,不仅是个人对自然宇宙的观察感悟,更是对东晋玄学命题的思索。

葛洪与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两晋之际玄学在理论上发展到极至,其影响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葛洪早年深受儒家学说熏陶,又是官方道教理论的创立者,无论是为了维护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出于为官方道教建立理论的需要,葛洪在主观上都反对玄学所促发的行为方式。但客观上,葛洪却不自觉地受了玄学的影响。本文力图通过分析葛洪思想中玄学的成分,来揭示玄学对当时士人的巨大影响力。

中国哲学中的本体思想及其义理——以魏晋玄学为例对“本体”的结构及建构逻辑的诠释

所谓"中国哲学"主要是形成、发展于中国封建社会并为其服务的一种"性与天道"的天人之学。在此,天与人或天道与人道是合而为一的,而这个"合"或"一"在哲学理论上逻辑地要求着"本体"的思想和理论,故中国哲学中历来有一本体思想。但这种"本体"却不同于西方哲学中那种抽象的范畴实体的本体论,它是一种境界或意境,即境界本体,而此种本体的内涵恰是"事情本身"的本性、本质,即其"有—无"性本质。在中国哲学中,魏晋玄学以其较明确的问题和思想对本体之特性、结构及其逻辑演进作了有益探讨。

孙吴清谈名理的发展及与正始玄学的关系——兼论“二陆入洛”的玄谈资源

孙吴的清谈名理,是在汉末中原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主要表现为清谈风气的盛行和人物品评的兴起。孙吴学者批判地接受了荆州学派新学风的影响,在《易》和《太玄》之学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孙吴早期的老学成就斐然,虞翻《老子》注在三国时期出现最早,目前尚存的葛玄《道德经序》反映了孙吴道教的盛行,而政治上崇尚黄老无为进一步印证了孙吴早期的老学影响。易学和老学是正始玄学理论的依据。因此在汉末清谈向正始玄学的演进过程中,孙吴的清谈名理和经典注训具有重要作用。以陆机、陆云为代表的吴士入洛之际的玄谈,偏重于《易》《老》,正是汲取了孙吴玄学传统的资源。

李充《论语》注简论

李充《论语》注以道家的“自然之性”作为儒家纲常的存在依据 ,但同时极力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 ,具有向儒学靠拢的学术倾向。这种儒道兼综而侧重儒教的思想性格 ,既与李充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