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ical Data” —— and a Discussion on “The Law of Quan-ma and Gui-mei” in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both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ical Data” are traditional in methodology and they both deserve being treasured, passed on, and further developed. It will certainly do harm to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if any of the two methods is given unreasonable priority. The author claims that the best or one of the best methodologies of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henc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uble-proof Method”. Meanwhile, this essay is also an attempt to put forward “The Law of Quan-ma and Gui-mei” in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in which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not advisable to either treat Gui-mei as Quan-ma or vice versa in linguistic research. It is crucial for us to respect always the language facts first,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very soul of linguistics.

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和方法论反思

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脱胎于西方艺术史研究,发端于海外博物馆鉴藏体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起步探索期到二战后的发展鼎盛期再到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时期,历经艺术史的学科危机和新旧艺术史的分野,多元开放的艺术史格局逐渐形成。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从风格分析、图像阐释、原境分析到艺术社会史,生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自21世纪以来,跨文化、空间转向、全球艺术史与多元文化的新趋势出现。本文回溯了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发展分期和方法论的演变,旨在从学理层面宏观把握其脉络走向,为当下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本土艺术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和方法论创新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是中外文化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的十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思考,主要涉及核心概念与研究疆界的厘定、研究基础与研究范式的回溯、拓展研究与学术创新的空间、研究方法的选择、作为研究前提的新史料发掘、专题编目工作的意义与类别、口述史料的搜集与高端访谈、文字与风格、多元文化对话的视界与本质、文化关系史研究之鉴往知来等问题。

借鉴、继承与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南北传统与西南民族史研究再思考

中国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北重南轻”“北多南少”的特点。这固然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多寡有关,但民族史研究的知识生产也与对多民族语言文献挖掘的广度与深度、相关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使用及不同学术思想的激荡紧密相关。比较、总结和借鉴南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传统和研究路径,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一些可能性。既要批判性地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扩大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又要加强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培养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学者并加强多语种文献材料的利用,这是西南民族史突破的重要一环。

论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目的/意义]情报工作面临新需求、新任务,中国情报学亟待确立一个目标明确、贴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方法/过程]首先,对情报学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其次,知史以明鉴,梳理自商周以来的中国情报学发展史;其后,以情报流程为基础,构建中国情报学学科内容框架;第四,分别就中国情报学五大分支学科进行论述;第五,论述中国情报学八大支撑理论,包括决策理论、竞争理论、博弈理论等;第六,从情报学方法论界定、方法论选择标准及主要方法方面论述了中国情报学方法论。[结果/结论]至此,一个完整的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框架及研究内容呈现无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情报学未来发展方向,包括制定国家情报发展战略、实行一体化的国家情报工作体制等等。

安全史学的方法论研究

从历史研究发展和安全科学发展的角度分析安全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安全史学的定义、安全史学认识系统结构、安全史学研究的特征进行综述,详细分析安全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分类。基于史学方法论原则和安全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总结了安全史学的方法论原则。分析安全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即归纳方法、比较方法和综合方法在安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从安全史学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分析过程提出安全史学方法学。综合相关文献资料,结合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和系统论,提出基于人的需求层次的安全史学系统研究法及其应用,为安全史学研究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历史人类学: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新诉求

一些西方史学范式丰富了中国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但它们大多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不是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之上。以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和方法来观照历史 ,符合中国研究对“历史记忆”的“精致化”需求 。

中国体育史学的方法论研究

我国体育史研究20余年来没有方法论方面的探讨,已成为掣肘体育史学的理论瓶颈。一方面,许多体育史学研究限于史料介绍,缺少方法论反思,使得研究目的与方法之间缺少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体育考古类的实证研究因无法解决体育文化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而表现出局限性。当前多学科综合的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已成趋势,但其理论依据无人问津。随着从文化角度对体育研究的深入,体育史学的研究亟需接通文化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创建在体育现象的历史变化中寻求文化意义的方法论。本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体育史学需要运用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原因。

新乡村建设思想史脉络浅议

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探索和实验活动,是现阶段中国新农村建设理论的重要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及陈翰笙等代表的“中国农村派”的思想以及实践,经过了革命和风暴时期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初步实践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新兴起等几个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和社会实践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是我们总结、归纳和创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的渊源和坚实基础。

艺术学的建构与整合——近百年来的西方艺术学理论与方法及其与中国艺术史研究

长期以来,西方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能否与中国古代画学传统有机的结合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比较和分析近百年来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西方学术体系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影响,考察中国传统画学理论向现代艺术学的转型过程和不同阶段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学术传统的交往与冲突中所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以后,作者指出艺术史研究必须走出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迷障,完成中国艺术史学科现代形态的转化与整合。

科学的方法与论证:经济法学发展的关键

方法和论证一直是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重要因素。经济法学研究和批判中存在的诸如过于任意和主观等许多问题大都与研究方法和论证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围绕方法和论证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及功能,在阐述了方法和论证对经济法学研究和批判正当性的影响、归纳了经济法学研究和批判缺乏方法和论证的基本表现、分析了经济法学研究和批判缺乏方法和论证对其学术品格的影响、探讨了经济法学研究和批判缺乏方法和论证的原因等基础上,经济法学要具备真正的学术品格,必须重视并遵守方法和论证的约束,并提出了经济法学研究和批判回归科学方法和论证的基本路径。

完善事实陈述的主要途径——涉及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视角的治学心得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一批影响极为广泛的学术观点竟然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因而有必要在完善事实陈述的基础上,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具有一定颠覆性的重建。研究争鸣的各种理据、分析思想的内在理路、剖析文本的理论体系、拓展史料的取材范围等,有助于形成结构、逻辑、要素、过程相对完整的事实陈述,进而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古代舞蹈史与民族舞蹈学研究的联通共洽(下)

《乐府诗集》的编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前人"民族舞蹈学"(或"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当它们成为我们今日"古代舞蹈史"的研究史料,本身就已包含着与"民族舞蹈学"研究的"联通共洽"。在中国古代舞蹈史(两宋部分)的撰写中,《梦粱录》《武林旧事》和《东京梦华录》这三部文人笔记都是撰写者必须参阅的重要史料,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民俗舞风。同时,《跳月记》和《跳神》也可视为"比较舞蹈学"的历史研究,而这正是我们"民族舞蹈学"研究极其可贵的历史文献。《说舞》是站在文化人类学学者的立场,表达出对民族固有舞蹈文化的信守和张扬。古代舞蹈史与民族舞蹈学研究的联通共洽,不只是舞史治学方法的一种倡导,更是舞史研究沉积的一个钩沉。

去中心化和(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批判性理论探索与方法创新

文章以去中心化和(逆)全球化为背景评估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去向。笔者认为近年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争端的不断升级会减缓但不会扭转知识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中国人文地理学者不应该对进入世界舞台失去信心,而应该勇敢正视当前理论和研究创新的重要机遇和挑战。文章通过对比中国人文地理学科与西方同行的研究,发现两者有不少共同的历史和传统,包括研究命题、研究框架和解释方式。比较而言,中国人文地理学更加规范统一、富有组织和系统性,并积极支持国家发展议程;而西方人文地理学强调个人自由、多样性、天马行空("Blue-skyenquiry")以及独立于政府的批判性视角。文章指出三种不同的价值观作为供中国人文地理学者进行理论批判的重要视角。其他可能的理论探索方式包括将问题置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使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进行多重验证,从基本假设出发来进行理论解构,批判性地辨析因果关系,以及在不同的尺度下重新检视研究问题等。中国人文地理应通过更好地理解三种不同的地理知识,建立有利于激励研究创新的评估体系,探索国际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促进比较研究,以及融合利用不同风格的研究方法等策略来促进研究创新。文章结尾提出三种可能的(逆)全球化情景供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思考如何迈向充满新挑战和新机遇的未来。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意识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具有历史意识:既要了解研究对象的发展历史,也要了解研究成果的积累历程。另一方面,历史研究也需要方法论等理论的指导,提升研究的水平与理论的层次。从教育学研究的角度,尤其是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角度,可以明确:历史意识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脉络、找到研究的思路和视角、最终确定研究问题的作用。在教育研究中,方法的采用取决于研究对象和依据的材料,但是有些方法也具有普遍意义。教育史学与教育学史是两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教育史学是对教育史研究进行的研究,其建立的缘起是对教育史研究进行理论指导,以提升理论层次与深度,使教育史研究具有"学"的味道;而教育学史是对教育学历史发展的梳理与归纳。这两门学科共同完善着教育学科,为教育学向着理论与事实的结合方向发展,增强了教育学研究的历史意识,提升了研究的理论水平与层次。

生命历程刍议

生命历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尤其是人口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但中文学界对其了解仍存不足。在研究中采用生命历程视角,必须首先了解它的知识传统、关键概念与研究手段。通过对知识传承的分析,我们发现,生命历程研究受惠于生命跨度理路、社会关系、生命周期与地位获取视角以及年龄与历时性研究;它以累积和转折点为两个关键概念;主要研究手段包括追溯性生命历史研究和前瞻性生命历史研究。

俄国之于中国的意义与俄苏问题研究方法

俄国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大纵深、长时段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对于俄国、苏联问题的研究却是相对滞后的,中国人对俄苏对于中国影响的认知是相对肤浅的。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厘清俄国之于中国的意义、总结中国俄苏问题研究的进展与不足、改进和提升中国俄苏问题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与传承以及在外交实践中更好地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剖析四百年来俄国之于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入手,回顾总结了中国俄苏问题研究的主要历程、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深化中国俄苏研究的方法论选项:要将中俄关系置于由历史发展、国际比较、中国利益三个坐标轴共同组成的立体空间中加以审视;要打破学科界限,合理利用不同学科的范式、理论与方法,实现跨学科的研究;要突破学科内部不同研究方向的界限,做到"既专又通";要实现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融会贯通,在现实关照中回顾历史,在历史背景下把握现实;要广泛借鉴俄苏研究的世界经验,实现俄苏问题研究的不断创新。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思考

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较为引人注目者,如侯外庐学派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关联的方法论;以刘泽华为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从矛盾中陈述历史的方法论、阴阳组合结构方法论;葛兆光的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中阐述思想进程的方法论;张分田提出的以罗列事实为主的研究方法;雷戈所使用的"历史-思想研究法"等等,都堪称宝贵。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应该注意:一、要充分正视思想家思想的矛盾性,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重视个体思想的变化、矛盾和复杂性;二、思想的演化与分化是思想史发展的正常途径,思想史研究重在弄清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而非一味地回归思想的原点;三、重视思想家的学术个性研究,而不简单地把思想家套入汉代人所划定的先秦学术谱系之中,给个体思想家打上某家某派的烙印。

范式争鸣与方法反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曾一度近乎中断,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恢复和发展,它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受民国时期相关学术成果的影响相当有限,而更多带有浓郁的时代性特征。这种时代性特征,一方面体现在改革开放时代反思传统以走向现代的启蒙范式与自五四以来一以贯之的历史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渐热背景下,提倡回到传统以实现个性化现代的经世范式与中国传统哲学史研究所惯用的哲学分析方法;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和方法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