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村地区看护人营养包认知与喂服行为的关系: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目的评估四川农村地区营养包喂服现状,探讨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和喂服行为三者之间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于2019年10月在四川省2个汉族县、2个藏族县、2个彝族县,共6个样本县的36个乡的108个村,整群纳入6~24月龄婴幼儿看护人作为研究对象,使用自行设计结构式问卷进行面对面访谈式调查。结果共纳入765名6~24月龄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有效喂服率为54.43%。看护人营养包认知、自我效能和喂服行为分值分别为3.80±1.16、7.96±1.53和0.83±0.38,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效能在看护人营养包认知和喂服行为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23.37%。结论营养包认知直接影响喂服行为,营养包认知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影响喂服行为。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的四川省偏远农村地区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研究

目的 探究四川省偏远农村婴幼儿看护人的营养包喂服行为的现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9年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四川省5市/州6个县的6~24月龄婴幼儿的看护人作为调查对象,通过结构式访谈问卷收集看护人的营养包喂服的态度和主观规范、意向,以及喂服行为等信息。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营养包喂服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结果 研究共纳入1 002个有效样本。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有效喂服率为55.49%。模型结果显示:行为态度(β直=0.212,95%CI:0.105~0.327)、主观规范(β直=0.123,95%CI:0.016~0.228)和行为意向(β直=0.162,95%CI:0.093~0.224)可对营养包喂服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行为态度(β间=0.044,95%CI:0.023~0.073)和主观规范(β间=0.018,95%CI:0.001~0.040)还能以行为意向为中介对喂服行为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三个理论要素中,行为态度对喂服行为的总效应(β总=0.256,95%CI:0.148~0.366)最大。结论 四川省偏远农村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有效喂服率较低。看护人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均可对其营养包喂服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且二者均能以行为意向中介对喂服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在未来促进营养包有效喂服干预计划中,可通过对婴幼儿看护人及其重要社会关系人物开展健康教育,强化婴幼儿看护人喂服营养包的态度和意愿,从而提高营养包有效喂服率。

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四川省农村地区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研究

目的评估四川省农村地区6~24月龄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现状,以健康信念模式为理论框架,探索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的影响因素。方法2019年10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四川省6个县(2个汉族县,2个藏族县,2个彝族县)的36个乡的108个村,整群纳入6~24月龄婴幼儿的看护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访谈,获取看护人对营养包的认知和态度、看护人营养包喂服情况等信息。共纳入830名婴幼儿看护人,男孩446人(53.73%),女孩384人(46.27%),6~12月龄209人(25.18%),13~18月龄295人(35.54%),19~24月龄326人(39.28%)。基于健康信念模式,采用路径分析探究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四川省农村地区6~24月龄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有效喂服率为48.80%。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健康信念模式中知觉障碍对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有直接(β=-0.145,P<0.001)和通过自我效能中介的间接(β=-0.066,P<0.001)负向影响,总效应大小为-0.211;知觉益处对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有直接(β=0.130,P<0.001)和通过自我效能中介的间接(β=0.055,P<0.001)正向影响,总效应大小为0.185;自我效能对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β=0.183,P<0.001)。结论四川省农村地区6~24月龄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情况不理想,健康信念模式中知觉障碍、知觉益处、自我效能影响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

营养包信息传播对农村地区不同代际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的影响

目的了解西南地区某省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地区营养包信息传播现状,探究信息传播途径和传播内容对不同代际婴幼儿看护人营养包喂服行为的影响。方法2019年10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抽取西南地区某省6个县(2个汉族县、2个藏族县、2个彝族县)的36个乡的108个村,整群纳入6~24月龄婴幼儿的看护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访谈,共纳入816对婴幼儿及其看护人。问卷内容包括婴幼儿及看护人社会人口学特征、营养包信息传播途径和传播内容、看护人营养包喂服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营养包信息传播对不同代际看护人营养包有效喂服行为的影响。结果看护人营养包信息获取途径有医生(85.66%)、周围人群(15.81%)、纸质材料和大众媒体(4.78%),获取的信息内容包括营养包是免费的(37.50%)、使用方法(49.26%)、好处(57.84%)。看护人营养包知晓率为89.95%、营养包益处知晓率为69.73%、领取率为84.07%、正确使用率为68.26%、营养包总体有效喂服率为49.14%。祖辈看护人营养包有效喂服率(59.07%)高于父辈看护人(45.08%)(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对于父辈看护人,营养包信息传播途径为医生〔比值比(OR)=2.20,95%可信区间(CI):1.13~4.31)〕,信息传播内容为营养包使用方法(OR=1.80,95%CI:1.19~2.73)、营养包好处(OR=2.40,95%CI:1.61~3.57)是营养包有效喂服的促进因素,而营养包免费(OR=0.58,95%CI:0.38~0.87)是营养包有效喂服的不利因素。对于祖辈看护人,营养包信息传播途径为医生(OR=2.95,95%CI:1.12~7.76),信息传播内容为营养包使用方法(OR=2.86,95%CI:1.34~6.09)是营养包有效喂服的促进因素。结论本研究地区看护人接受的营养包信息传播渠道以医生面对面讲解为主,信息传播内容主要涉及“营养包免费”“营养包使用方法”“营养包好处”三方面。营养包信息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对父辈和祖辈看护人喂服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针对不同代际人群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以改善看护人营养包的喂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