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传习录》与阳明心学的发展

《传习录》是王门弟子记录老师王阳明的言行汇编而成的语录体书籍,从整理刊刻到出版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经刊刻流传甚广,截至清末共有51个不同版本。《传习录》发行之初受到尊奉程朱之学的传统士人的排斥,阳明心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借助《传习录》展开论战,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学术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中后期,《传习录》的广泛流传意味着程朱理学在阳明心学的冲击下逐渐式微,但其正统地位并未动摇。明清易代,阳明心学因满清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而衰落。

晚明人士撰著《论语》读本探析

文章依据《论语文献集成·明代编》,摭取明万历以后问世的八种《论语》读本,依次叙述著者生平、成书缘由,通过梳理和概述其书的内容要旨,探析晚明时期《论语》读本类著述为士子科举制义计的文本特点,以及围绕程朱理学或阳明心学解经的诠释旨趣。

林纾抄本小说《明时演义》考述

《明时演义》是林纾在民国期间抄写的一部报章小说合集,现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属海内外孤本。小说作者、发表刊物均无记载。本文对林纾抄写该小说时的心境及这部小说的内容作了论述,通过考辨指出,其作者应是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程道一,该文刊于民国时期的北京报刊。抄本小说《明时演义》对了解当时的报刊文学发展及目前的林纾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

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看,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的复兴与清代考据学在时间的衔接,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对这一时段考据学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明中晚期考据学复兴过程中,一些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流弊及空疏学风,倡导怀疑和求真精神,用实证考据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对明清之际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刍议明中叶南赣畲民的去“蛮”化“新”——以王阳明治“南赣之乱”为中心

畲族乃南迁武陵蛮与闽粤赣交界处的土著及部分逃入溪峒的汉人经过长期融合,于南宋末年形成的单一民族。历史上,闽粤赣边区是畲族先民早期的聚居区,元时畲民开始陆续北迁,闽浙赣三省交界地渐成为畲族先民新的聚居地。究其主要居地变化,畲人抗元失败,闽西畲民大批北迁是一原因,而南赣畲族先民"销声匿迹"则与明中叶王阳明的军事剿抚、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密切相关。正是上述"举措",南赣畲民得以去蛮化,由早期的"梗化"、"顽民"渐渐向化一新,族性潜隐,直至民族识别。然而,以往对明中叶南赣之乱的研究学人多从客家视角进行解读,缺乏一个从輋(畲)民主位视角的观瞻。

清中晚期中国生态严重退化的思考——兼论“摊丁入地”政策与长城生态功能消失的协同作用

清代中期因“摊丁入地”政策的刺激,人口激增,中国PRED关系严重失衡。长期、大范围的坡地和非宜农地被开垦,导致了一次中国封建农业时代范围最广、破坏最严重的生态退化过程。与此同时,长城生态功能的消失进一步扩大并加深了退化过程。从系统角度分析,支撑庞大人口的物质、能量基础不是来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NSECS)之外,也不是通过提高系统效率,而是转嫁于生态。转嫁源自农民对耕地的过度依赖关系,其根源则在于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惯性。NSECS子系统耦合导致正反馈效应,使生态长期处于退化的困境中。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逐利风气的狂煽和席卷,包括下层士人生员和上层士人缙绅在内的整个士阶层也深受感染,发生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异动,具体呈现在利欲意识的强化、治生问题的关注、躁急奔竞的突出、正常人格的扭曲、标新好奇的狂热、政治干预的强烈等若干方面。在社会问题丛集的明朝末年,上述表现中的某些方面的变形及其恶化最终导致了作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士人阶层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成为酿成明朝国运不救的重要原因之一。

湖北省巴东县龙王庙遗址发掘简报

巴东县龙王庙是巫峡口的一处临江台地遗址,发掘共分三个点.其中两个点发现遗迹遗物,一个点在江边沙地,T1312中出土400余件商周时期石器;另一点在台地上,第7层有少量春秋遗物,可辨器形有盆、罐、釜、豆、鼎、鬲、甗等,4～6层揭示了清代中后期龙王庙址的多种遗迹现象,有房基、暗沟、柱洞、石板路等.

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婚姻观念上,门第、出身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婚姻类型上,寡妇改嫁婚、入赘婚、服役婚等非常态婚姻大量出现。这种婚姻状况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的变化及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松动。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中晚明社会对王阳明的造神运动

王阳明与道教的关系,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阳明本人根深蒂固的道教情结,一是理论界和民间社会对他的造神运动。这种造神运动除了阳明的门人后学在雅文化领域所进行的理论塑造外,主要通过绘画、戏剧、民间故事等俗文化的形式来完成的。而神化阳明的直接结果就是使阳明学在被宗教化的同时,也被进一步民间化了。阳明学在晚明社会的广泛普及,正是在这种不断宗教化和民间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其乡村教化功能也在这一进程中得到了提升和强化。

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清末民初冀中土地税契中的规范与不规范——以直隶任邱县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国政府为稳定统治,安定人心,初期冀中地区仍用宣统三年颁行的官契,契税税率依旧;后来随政局渐定,遂推出新契纸即买契,这样虽简化了形式,但漏洞颇多,在规范税契手续的同时也显现了诸多不规范,税率名减实增,故民间土地买卖不税契者日多,白契日增。

四川明早、中期(洪武-弘治年间)木构斗栱营造中的官方影响

四川地区明代木构建筑斗栱营造在延续前朝做法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改变,其中官方主导思想和营造技术对其影响是比较显著的。选取四川地区46座后期干扰相对较小、原构特征较为清晰且纪年相对可靠的明早、中期木构建筑遗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发现其木构技术与官方营造技术的联系,并重点分析这些关联背后的官方影响,提示了官式技术特征在四川地区传播的部分特点、规律和成因。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明王朝限制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过"洮岷道",改"由四川路入"。对于此事件,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多为财政负担过重所致。实际上,朝贡赏赐作为治理藏区成功的一种措施,贡使朝贡的线路由"洮岷道"改为川道,经济因素仅是其中之一,而"洮岷道"安全形势的恶化、茶马制度的危机以及防止蒙藏之间的联合等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江苏泰州出土明代服饰综述

江苏泰州地处江淮之间，从上世纪70～80年代至今，该地区陆续发现了十几座明墓，其中七座墓葬中相继出土了三百余件明代服饰，它们种类之全、数量之众，均居全国前列，其中有近百件服饰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本文以第一手资料详细介绍出土服饰情况，以具体实证构建明代晚期泰州社会生活面貌，并从出土服饰的原始性、服饰样式的多样性、服饰纹样的代表洼、服饰色彩的单一性和服饰织绣的可研性五个方面向人们传递泰州独有的地区文化，展现明代中晚期官宦仕绅阶层服饰的历史真迹。

晚明户部的财政经制与实际收支——对《万历会计录》收支数字的说明与评估

万历前期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汇集了户部掌握的各种财政数据,有助于了解当时国家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不过,书中所载各种数字的性质比较复杂,要想准确理解和恰当使用这些数字,必须首先弄清其产生背景及其内含意义。大致说来,当时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与户部相关的财政经制,因而该书所载数字本折混杂、年份不一,而且与实际收支有一定差异。与地方财税数据相比较,《万历会计录》中记为本色的项目,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已折征银两,而且地方实际征收的数额,比户部定额高出不少。